【導讀】

《貪污賄賂解釋（二）》第十六條明確劃分單位行賄與個人行賄認定標準，為精準定罪提供依據。兩罪的財產刑差別巨大：認定單位行賄，經營者個人無需承擔財產刑；認定個人行賄則可并處罰金乃至沒收全部個人財產。受利益導向影響，部分單位行賄案件容易被認定為個人行賄犯罪。本文探討如何把握定罪尺度、區分犯罪主體，以切實保障民營企業家合法權益。

【正文】

《貪污賄賂解釋（二）》第十六條是劃分單位行賄與個人行賄的核心條款，立法初衷在于穿透企業法人外殼，嚴厲打擊假借單位名義實施行賄、實則為個人謀取私利的腐敗行為。但該條款因認定標準模糊，自由裁量空間過大，實踐中容易出現選擇性適用、雙重標準、追責擴大化等問題。

其中尤為突出的是：民營企業家全資持股經營企業，日常經營出現財務不規范行為，極易被認定為挪用資金罪、職務侵占罪，司法機關嚴格堅守企業法人獨立人格；一旦牽涉行賄類刑事案件，辦案機關又輕易否定企業法人人格，將單位行賄行為定性為企業家個人行賄。此種截然相反的法律適用方式，嚴重違背公平公正原則，讓廣大民營企業家陷入經營恐慌，處處動輒得咎。

為此，本文通過梳理相關法律及司法解釋，剖析可能的濫用情形、現實危害，最終提出規范化適用路徑。

一、法條援引及新舊規則對比 （一）原有法律與司法解釋

1.《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條

單位為謀取不正當利益而行賄，或者違反國家規定，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回扣、手續費，情節嚴重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因行賄取得的違法所得歸個人所有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九條、第三百九十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2.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單位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有關問題的解釋》第三條

盜用單位名義實施犯罪，違法所得由實施犯罪的個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關自然人犯罪的規定定罪處罰。

為謀取不正當利益向國家工作人員行賄，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單位行賄罪定罪處罰： （一）單位集體決定，違法所得歸單位所有的； （二）單位實際控制人或者主管人員決定，違法所得歸單位所有的。 個人財產和單位財產高度混同，單位通過行賄獲得不正當利益實際歸個人所有的，以行賄罪定罪處罰。

新解釋第十六條實現了單位行賄認定規則的系統化、精細化升級，其創新之處體現如下：

1. 歸責要件創新

舊法僅以違法所得歸個人所有單一條件即可認定個人行賄；新規增設個人與單位財產高度混同前置條件，確立財產混同+不正當利益實際歸個人雙重要件定罪模式。立法導向從單一結果定罪，轉變為實質綜合判定，收緊刑事入罪口徑，恪守刑法謙抑性。

2. 單位意志認定深化

舊規則僅認可集體決議為合法單位犯罪意志，本條新增實際控制人、主管人員決定屬于單位意志，正視家族企業、小微企業決策特點。

3. 認定標準轉變

摒棄以往盜用名義、形式審查的老舊思路，轉向決策主體、利益流向、財產獨立性三位一體實質審查。

4. 規制范圍精準化

將籠統的違法所得，細化限定為行賄獲取的不正當利益，嚴格區分行賄非法利益與企業正常經營利潤、股東合法分紅，避免打擊范圍擴大。

整體而言，第十六條兼顧反腐懲治與市場主體權益保護，屬于雙向約束、雙向制衡的完善型條款。

二、兩罪的財產刑適用差異巨大，易催生趨利執法

本條易遭到濫用的核心誘因并非自由刑刑期差異，而是個人行賄罪與單位行賄罪的財產刑處罰規則存在根本性區別，巨大的財產處置裁量空間，是司法實踐中選擇性適用法律的最主要動因。

（一）個人行賄罪的財產刑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九十條

對犯行賄罪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因行賄謀取不正當利益，情節嚴重的，或者使國家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或者使國家利益遭受特別重大損失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并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據此，認定為個人行賄罪，無論情節輕重，均可對行為人并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還可以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徹底剝奪民營企業家歷年積攢的個人所有合法財產。

（二）單位行賄罪的財產刑

根據《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條規定，若認定為單位行賄罪，僅對單位判處罰金，對作為責任人的民營企業家個人，不適用任何財產刑，不得判處罰金、更不得沒收個人財產。

（三）財產刑差異帶來的執法亂象

由于兩罪財產刑的差別，形成了極強的執法功利性：只要辦案機關通過適用《貪污賄賂解釋（二）》第十六條，否定企業法人人格，將單位行賄認定為個人行賄，即可合法對民營企業家判處罰金，甚至沒收其全部個人合法財產。

為追求財產處置成果，實務中有些辦案人員無視單位意志和單位獲益事實，輕易否認法人人格，認定個人行賄犯罪，最終導致民營企業家無端遭受巨額財產損失，成為選擇性執法的最大受害者。

三、第十六條司法實踐中的主要濫用情形 （一）隨意擴大財產高度混同認定范圍

部分辦案機關刻意降低認定標準，將民營企業經營中普遍存在的小額資金墊付、臨時個人賬戶收款、短期資金拆借等普通財務管理瑕疵，直接等同于法律意義上的財產高度混同。無視高度混同需達到公私財產徹底混淆、賬目無法區分、資產隨意挪用的法定標準，肆意觸發個人行賄定罪條款。

（二）無實質證據推定利益歸屬

辦案機關弱化實質證據核查流程，僅憑企業家實際控制人身份、存在輕微財產往來，直接推定行賄所得不正當利益歸個人所有。即便相關利益全部用于企業擴大生產、發放員工薪酬、維持企業運營，依舊主觀武斷作出不利于民營企業家的認定。

（三）選擇性適用法人人格否認制度

這是本條適用中最突出的雙重標準問題。在普通經濟糾紛、職務類犯罪案件中，嚴格認定企業具備獨立法人資格，限制企業家對自有企業資金的合理支配；而在行賄刑事案件中，又草率否認企業法人人格，拋開單位集體決策、利益歸屬單位等核心事實，武斷認定為個人行賄犯罪，加重民營企業家的個人責任，法律適用尺度隨辦案需求變動。

四、濫用行為對民營企業家及民營企業的實際傷害 （一）企業家承擔過重刑事風險，人身與財產權益受損

條款濫用極易導致民營企業家被錯誤定性為個人行賄，面臨長期自由刑處罰，個人合法財產還被查封凍結，甚至牽連家庭成員財產安全。對于家族式民營企業而言，核心經營者被追責，會直接造成企業停擺、瀕臨破產。

（二）企業正常經營秩序遭到嚴重破壞

案件查辦過程中伴隨企業賬戶查封、資產扣押、核心管理層受限等措施，直接造成企業資金鏈斷裂，內部管理體系癱瘓。同時涉案負面信息會嚴重損害企業商業信譽，合作方終止合作、金融機構收緊信貸，中小企業抗風險能力薄弱，極易直接倒閉破產，進而影響社會就業與地方經濟穩定。

（三）市場投資經營信心持續走低

司法裁判尺度的不確定性，讓民營企業家終日心存顧慮，日常經營如履薄冰。為規避刑事風險，多數經營者放棄市場拓展、產業升級、項目投資等發展規劃，選擇保守經營、收縮規模，極大壓制民營企業創新活力與市場競爭力，阻礙民營經濟整體高質量發展。

（四）破壞公平市場競爭格局

國有企業、上市企業財務制度完備，極少出現公私資金混同情形，基本不會遭遇此類不當追責；中小民營企業成為條款濫用主要針對對象。長期差異化執法，會讓民營企業家產生司法不公認知，弱化對法治營商環境的信任，同時企業為完善財務合規付出高額成本，進一步擠壓中小微企業生存空間，擾亂公平有序的市場競爭環境。

五、規范第十六條適用的實踐路徑 （一）明確財產高度混同法定認定標準

兩高盡快出臺配套適用指導意見，清晰列明財產高度混同認定情形與排除情形。明確長期無界限混用公私賬戶、隨意劃轉企業資產歸個人使用、財務賬目徹底混亂無法溯源等屬于法定混同情形；明確臨時資金周轉、經營小額墊付、按期歸還拆借資金等經營常態不屬于混同，嚴格區分財務瑕疵與法律層面人格混同。

（二）嚴格落實利益歸屬實質審查原則

統一司法審查標準，認定不正當利益歸個人所有必須形成完整證據鏈條，嚴禁僅憑身份、資金往來甚至單純口供作出主觀推定。重點核查利益實際流向、資金最終用途、行為人主觀占有意圖，凡是利益用于企業集體經營發展的，一律排除個人行賄適用空間，堅守罪責認定客觀底線。

（三）堅守平等保護原則，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

精準劃分犯罪主觀惡性，對于主動混淆公私財產、借單位名義專門為個人謀取非法利益的行為，依法從嚴懲處；對于僅存在經營管理不規范、無個人非法牟利意圖、犯罪利益全部歸屬企業的案件，一律依法認定為單位行賄罪。

嚴格統一法人人格否認適用標準，杜絕區別對待市場主體，堅決杜絕為獲取財產利益隨意變更案件定性的功利性執法行為。全面落實少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主動引導民營企業完善內部財務合規制度，從源頭減少法律適用爭議，實現依法懲治腐敗與平等保護民營經濟雙向統一。

總之，《貪污賄賂解釋（二）》第十六條的價值與意義不言而喻，但脫離立法初衷的片面適用、功利化適用，尤其借助兩罪財產刑差異刻意改變案件定性的做法，讓該條款逐漸偏離制度設計初衷，成為困擾民營經濟發展的法治痛點。只有回歸條文本質、嚴守裁判底線、堅持平等保護，才能既筑牢反腐司法防線，又全力守護民營企業家合法經營權益與個人財產安全，徹底破除動輒得咎的經營困境，為民營經濟穩健前行筑牢堅實法治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