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行選擇另辟蹊徑，將兩道防線同時交給了一位老將，讓懂風險的人管合規，有助于精準識別并封堵業務端的合規缺口，至于風控與合規協同效能如何，仍待檢驗。

近日，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發布公告，核準劉建軍交通銀行首席合規官的任職資格。2023年6月起，劉建軍擔任該行首席風險官。至此，這位“老將”將同時擔負起首席風險官與首席合規官兩大重任。在強監管常態化的高壓下，此舉折射出交行試圖通過高層“集權”打破風控合規壁壘的戰略意圖以及應對經營壓力的集中發力與制度探索。

風險與合規“雙肩挑”

時隔近三年，交行同一人先后執掌風險與合規兩大防線，這在國有大行高管序列中少見。“雙首席”履歷暗含了對實戰派的青睞。

從劉建軍的職業軌跡看，獨特之處在于其實現了“從一線信貸到雙首席”的全鏈條覆蓋。

據公開資料，劉建軍，男，1967年生，中級經濟師，2003年于北京理工大學獲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他長期深耕交行系統，歷任長春分行副行長、高級信貸執行官，吉林省分行行長、高級信貸執行官，北京市分行副行長、高級信貸執行官，北京市分行行長，北京管理部（集團客戶部）總裁、常務副總裁，首席專家，風險管理部總經理，內控案防辦主任等職務。

從信貸執行官到首席風險官，從內控案防辦主任到首席合規官，無論是分行經營管理實績，還是戰略推進與專項領域的發力，劉建軍深諳風險管控與合規管理兩大領域，正是監管層所珍視的“懂業務、懂一線”的復合型高管樣本。

當同一位高管對風險和合規同時擁有話語權時，優勢在于風險與合規之間的信息壁壘或被打破，資源配置更趨集約，當然，另一方面，首席風險官與首席合規官的職責邊界也需要劃分清晰。

《金融機構合規管理辦法》明確，金融機構應當在機構總部設立首席合規官，可以根據自身經營情況單獨設立首席合規官、合規官，也可以由高級管理人員兼任。辦法要求，首席合規官及合規官不得負責管理金融機構的前臺業務、財務、資金運用、內部審計等可能與合規管理存在職責沖突的部門。

從履職核心定位看，首席風險官側重信用、市場、操作等實質風險量化管理，首席合規官專守法律法規與監管底線，防范處罰與合規風險。二者協同互補，共同構成銀行穩健經營的“雙防線”。

從被動到主動，“防火墻”須筑牢

當前，銀行業正處于凈息差收窄、強監管、重風控的多重壓力之下。交通銀行2025年度報告顯示，該行實現營業收入2651億元，凈利潤956億元，同比分別增長2.02%、2.18%。

不過，盈利數據亮眼的同時，治理層面的挑戰也較為顯眼。

2025年12月，交通銀行因11項違法違規行為被中國人民銀行罰款6783.43萬元，沒收違法所得約24萬元，13名責任人同步領罰。大額罰單背后，折射出部分機構業務沖量之下合規審查流于形式、風控監督失守等深層問題。

2026年3月27日，交行發布《2025年度利潤分配方案公告》，因審核疏漏，將“每10股分配現金股利3.247元”錯誤表述為“每股分配現金股利3.247元”，一字之差，導致分紅金額被夸大近2582億元，遠超其全年凈利潤。公司于3月30日發布更正公告，并將錯誤歸因于“校對不嚴”。事件暴露了交通銀行內部信息披露復核機制存在漏洞，更反映出其合規流程在執行層面仍有待加強。

資產質量的邊際變化與合規風險的集中暴露，構成了對交行治理能力的雙重考驗。推動銀行從“被動監管遵循”向“主動合規治理”轉變，真正的“防火墻”，僅靠一位懂風險的老將“一肩挑”顯然不夠，而應內化為一種制度自覺。

別樣選擇，成效有待觀察

從當前各銀行首席合規官的任職安排看，多數由行長兼任，部分由副行長、首席風險官或行長助理兼任，個別銀行采用專職模式。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均選擇由行長直接兼任首席合規官，由此體現出這些銀行在首席合規官人員任命上的重視。交行則走出例外路徑，由首席風險官兼任首席合規官，而非采用行長“高配兼任”的主流模式。

交行既要穩住信貸投放與經營規模，又要嚴守合規底線，另辟蹊徑，將兩道防線同時交給了一位老將，讓懂風險的人管合規，有助于精準識別并封堵業務端的合規缺口，至于風控與合規協同效能如何，仍待檢驗。

于劉建軍而言，履新“雙首席”也是如何破解“自我監督”難題的極大挑戰——在身兼業務決策與合規審查雙重角色下，既要推動風控與合規的高效協同，又要嚴防獨立性因權力集中而喪失。

此次人事布局顯然是一場關于交行治理結構的深度考驗。

作者 | 姝予

編輯 | 吳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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