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檔案，此后多年被不斷翻譯、整理、對照其他史料使用。它們讓一種原本抽象的“侵略罪行”，變成一幅幅具體而殘酷的場景，也讓那年夏天在新泰縣索格莊村發生的一切，不再只是模糊的“日軍掃蕩”，而是有時間、有地點、有部隊番號、有親歷者名姓的鐵證。

一、檔案里的名字與部隊番號

到了1945年，戰局對日本越來越不利。這種局面下，基層部隊的訓練條件反而更加緊張。彈藥不能隨便消耗，野外演習機會有限，而新兵批次卻還在不斷補充。如何在最短時間內，把剛從本土抽調來的年輕人訓練成“敢沖敢殺”的步兵？一些部隊，干脆把占領區里的平民俘虜，當成刺殺訓練的“練習對象”。

繪鳩毅所在的第111大隊，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被派往山東新泰縣周邊地區執行清剿任務。索格莊村，當時不過是當地一個普通的小村子，在各種地圖上都不起眼，可是1945年6月的一場掃蕩，讓這個名字此后牢牢寫進了檔案。

二、索格莊村被盯上的那天

1945年6月，華北戰場局勢已經明顯傾斜。日本在太平洋戰場連遭打擊，國內物資緊缺，但在華北的“治安作戰”卻還在繼續。第59師團中，獨立步兵第111大隊接到命令，向新泰縣附近村莊展開一次“清鄉”行動。

索格莊村被選中，并非因為它有多特別，而是在日軍眼里，這里“地處要道，村民與八路軍關系密切”。戰后從多方口述看，當時不少村莊都在暗中為抗日武裝提供糧食、情報，有的青年夜里參加武裝，白天還在村里干農活，這在那一帶并不罕見。

日軍那次行動出動了約200人，攜帶輕機槍和步槍，從多個方向包抄索格莊。對村民來說，天亮之前的動靜可能只是一陣狗叫和急促的腳步聲，等反應過來時，四周已經被軍帽、刺刀和尖厲的口令包圍。

抵抗的男人，幾乎沒有機會組織有效反擊。個別年輕人拿起鋤頭、木棍，甚至家里的老獵槍沖出去，很快就被槍聲壓下去。對日軍來說，只要有人敢開槍，或者被認定“可疑”，當場處決便是慣常做法。

那天之后，村莊的格局完全被打亂。幾間房子被點著，糧食被翻得一地都是。部分婦女遭到侮辱，家中男人當場被殺的情形，在后來的村史材料中多有記載。日軍則把活著抓到的村民集中起來，大約四十多人，另有十多名婦女，被押到村東一處類似牛圈的房屋里，看押起來。

這間屋子，從戰犯檔案的描述來看，是一座低矮的土坯房，門窗被封得很嚴，守衛手里拿著刺刀和棍棒。被關進去的人，既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么，也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活著出去。誰也不會想到，其中幾個人，很快就會被拎出來，變成新兵刺殺訓練的“目標”。

三、新兵訓練與“活人靶”的安排

談到日軍的步兵訓練，有一個繞不過去的詞——“肉薄精神”。簡單講，就是要求士兵在面對敵人時，必須敢于貼近、敢于刺殺，用刺刀解決戰斗。這種觀念，被不斷灌輸到新兵頭腦里，在訓練手冊和口號里都反復出現。

到戰后，日本戰犯在撫順所的供述中多次提到，在中國戰場上，活人被用作刺殺訓練靶子的情況，并非孤例。占領區里，只要有俘虜在手，一些基層部隊會“就地取材”，既省子彈，又能實地演練。這種做法，當時在他們內部，被視為一種“高效”的訓練方式。

1945年6月12日，獨立步兵第111大隊在索格莊村附近，安排了一次新兵刺殺訓練。時間之所以記得這么清楚，是因為后來繪鳩毅在自述中反復強調了這個日期，還與部隊的日記記錄互相對應。

那天清早，大隊長熱田下達命令，要進行一次“實戰刺突教育”。在他的設想里，新兵必須“見血”，必須在真實對象身上練習刺刀的用法，這樣在戰場上才不會猶豫。于是，目光自然就落到了關押在村東頭那間屋子里的村民身上。

繪鳩毅接到任務，帶著幾名士兵前去“挑人”。被關押的四十多名村民，幾天之內已經疲憊不堪，有人受傷，有人發燒，有人抱著頭一聲不吭，也有人小聲地互相打聽消息，試圖弄清楚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

“把人挑出來，有什么用？”有個士兵悄聲問。

“上面要做訓練。”繪鳩毅簡單回應了一句。

“訓練？用他們？”那士兵愣住了。

“命令就是這樣。”這句短短的話，把話題截住了。

這段對話后來并未完整寫進檔案，但從多份自述中可以看出，當時不少基層士兵對這種訓練方式并非完全“習以為常”，只是他們沒有權力去改變什么。

最終，被挑出的，是四個男性：三個中年農民，一個尚未成年的少年。挑選的標準很實際：身體狀況尚可，能站住，能被捆綁固定。他們的雙手被反綁，衣服被簡單扯開一部分，便于新兵刺刀刺入。

被押赴訓練場的路上，有人怒罵，有人大聲呼喊家人名字，也有人沉默低頭，只是邁步吃力。那個少年顯得格外瘦小，他的腳步有點發抖，但仍被粗暴推著往前走。

四、木樁、土坑與訓練場上的布置

訓練場選擇在村口一片大田邊緣的高地上。那里地勢稍高，視野開闊，便于集中部隊。日軍事先在那塊地上豎起了四根木樁，每根約兩米高，間距三四米，后面各挖了一個土坑，坑不深，但足以容納一具尸體。

這些準備工作，顯然不是臨時起意。在此前的幾天里，工程兵就已經在這片高地忙碌，挖坑、立樁、加固，做得井井有條，像是在搭建某種“教具”。土坑的存在，很清楚地表明：上級從一開始就打算讓這些被綁上去的人死在那兒，而不是“嚇唬一下”。

四個被選出的村民，被分別綁在木樁上。繩子勒得很緊，綁好之后，他們的身體幾乎無法動彈，只能微微扭頭。木樁前方是一塊略微平整的空地，再前面則是一整片大田，新栽的莊稼被踩得亂七八糟。

不到半小時，約三十名新兵被集合到場。他們多半是十七八歲至二十多歲的青年，從日本本土剛抽調到中國不久，真正上過戰場的并不多。但參軍之前的基礎訓練，已經讓他們明白，“刺殺訓練”意味著什么。

池田準尉，是這次訓練的直接教官。他負責給新兵講解刺刀使用要領，示范刺擊動作，在隊伍中的威信很高。熱田大隊長則站在一旁觀看，關注整體效果。

“注意姿勢！刺刀要對準胸部，不準亂刺。”池田聲音尖厲，帶著命令口吻。

新兵隊伍里，有人咽了咽口水，有人緊握步槍，有人目光閃躲。盡管平日里喊口號、練動作時，一個比一個喊得響，此刻面對真正被綁在木樁上的人，心里多少還是發緊。對他們來說，那不再是麻木的草人或麻袋，而是活生生的人，有血、有骨頭。

五、多輪刺殺與新兵的猶豫

訓練的程序，大致是這樣安排的：新兵按編制分成四個縱隊，每隊約七八人，分別對應一個被綁在木樁上的俘虜。先進行匍匐接近，模擬在戰場上接近敵人的過程，接著起身沖刺，沖到木樁前，一人一刀，當場完成刺殺動作。

熱田和池田很看重“動作規范”。匍匐過程要求身體貼地、移動快速，不能抬頭亂看；沖刺時要喊聲整齊；刺擊時刀尖角度要準確，最好刺中心口。

“前進！”命令一聲落下，新兵們趴到地上，朝木樁方向往前爬。大田里的泥土、莊稼、石塊被壓得吱吱作響，有的新人動作僵硬，手肘磨得生疼，衣服上沾滿泥漿。

等接近到規定的距離，池田一聲令下：“起立，突擊！”

新兵們從地上一躍而起，舉著刺刀往前沖。幾秒鐘的時間里，四個木樁前站滿了舉刀的身影。有人握刀的手在顫抖，有人咬緊了牙，有人眼睛不敢看對方的臉。

在第一輪刺殺中，不少新兵動刀時明顯猶豫，刺刀沒有照預定部位刺，而是偏向腹部、肩膀甚至大腿，有的干脆只是在對方身上劃了一道不深不淺的口子。被綁在木樁上的俘虜發出痛叫，有人咬牙硬撐，有人罵出聲，有的人則只是拼命掙扎。

“你們這是干什么？說了要刺心臟！”池田看得火冒三丈，連連怒吼。

他一邊訓斥，一邊走過去，抬手就是幾個耳光，有的新兵臉被打得通紅，幾乎站不穩。池田抓過其中一人的步槍，自己站到木樁前，刺刀斜上舉起，借著近距離的優勢，快速刺向俘虜胸口，然后帶著刺刀抽回，整個動作一氣呵成。

“這樣才是刺殺！看清楚！”他扯著喉嚨喊。

新兵們被迫盯著這一幕看。近距離之下，鮮血噴出的畫面和氣味，對尚未完全麻木的青年來說，沖擊極大。但教官要的，恰恰是這種“見血”的效果，用暴力逼著他們習慣這種場面。

第二輪、第三輪訓練，就在這種吼聲、打罵和慘叫中進行。每一輪，部分新兵的動作比上一輪“果斷”一些，刀子刺得更深、目標更接近胸部。池田每一次糾正時，都強調“不能只刺肚子，那樣不容易當場喪失戰斗力”。

站在一旁的繪鳩毅，按照職責，負責記錄新兵表現，留意誰動作不規范、誰膽子太小，以便事后在訓練表上寫評語。他在自述中講，這樣的記錄工作，在當時被視為“日常公務”，沒有人覺得必須隱瞞。但他自己卻清楚，這些筆記的內容，大多不可能再向任何人提起。

值得一提的是，在那次訓練中，四個被綁的俘虜承受的不只是刺殺，還有一次次近乎故意的折磨。新兵知道刺刀刺得偏一點，對方不一定立刻死亡，卻仍要一次次被迫配合訓練。可他們根本沒有選擇，在繩索與檻木之間，只能任由陌生人的刺刀一遍遍刺進身體。

有新兵在閑談時低聲說：“這樣練，真能讓人上戰場不怕嗎？”

另一個人瞥了他一眼，小聲回道：“怕也得上，命令就是這樣。”

短短幾句對話，透露出一種尷尬的現實：基層士兵其實并非天生“冷血”，只是被裹挾在軍令之下，用別人的命換取自己的“合格”評價。

六、少年俘虜與訓練結束后的處理

在四個被綁的俘虜里，那名少年特別引人注意。一方面是因為他的年齡尚小，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他的身體明顯比旁邊的中年人瘦弱許多。檔案中沒有記錄他的姓名，只有大致年齡——約15歲。

他被綁在木樁上時，腳尖 barely 夠得上地面，身體略向前傾，每一次刺刀刺來，他都被捅得整個身子猛地一震。幾個新兵在事后供述時提到，他的眼神里有一種“不肯認輸”的倔強，也有藏不住的恐懼。

從訓練的角度看，這個少年與其他三人并沒有被區別對待。在熱田和池田眼里，他們都是“練習對象”。刀子刺下去，并不因為對方年紀小就有所收斂。至于新兵，有的人偷偷別過臉，有的人心一橫，動作比第一次更狠。

多輪訓練結束時，四個俘虜已經毫無疑問地喪命在木樁前。身上的傷口密密麻麻，有深有淺，有的致命，有的只是皮肉之傷疊加在一起。現場的血跡順著木樁往下滴，到腳下聚成一片。高地的土壤原本干裂，這時卻被染成暗紅。

訓練結束后，一切恢復了軍隊慣常的冷靜。新兵被集合整隊，按規定撤回駐地，對剛才發生的一切，只用幾句簡單的口令就算“總結”。熱田對這次訓練的整體表現還算滿意，只是強調了“有幾名新兵刺擊位置不準，需要加強訓練”這種技術性評語。

而對于那四具尸體，日軍早就有安排。事先挖好的土坑此刻派上用場，士兵將尸體從木樁上解下，草草檢查一下是否“徹底死亡”，然后推入坑中，用土掩埋。沒有棺材，沒有標記，連簡陋的木牌都沒有。

這些坑的位置，在戰后的村莊里，一度無人敢提。后來有調查人員到現場取證，通過老村民殘存的記憶，才大致判斷出那片高地曾發生過什么。可具體到哪一具尸體對應哪一個人，已經難以還原。對村里人來說，能確定的只是那句話——“那年，有人被日本兵綁在木樁上殺了。”

從訓練日志的角度看，這就是一次“成功完成”的刺殺演練，完成了編號、完成了走程序，也完成了上級對“新兵刺突能力”的要求。但從村莊的角度看，這卻是幾個家庭突然斷了頂梁柱，一個少年永遠沒能回家的那一天。

七、戰敗、被俘與撫順戰犯管理所的自述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到了同年10月，仍駐在中國東北一帶的部分日軍被蘇軍俘虜，押往蘇聯境內勞改營。繪鳩毅就是在這段時間里被俘，隨后被送到西伯利亞，從事長達數年的強制勞動。

在蘇聯勞改營的五年里，許多日軍戰俘經歷了極為艱苦的生活。寒冷、饑餓、疾病、繁重的勞動任務，幾乎壓在每個人頭上。但另一方面，他們也開始陸續接觸到被戰敗前所刻意遮蔽的事實——日本在亞洲戰場上的侵略行為，被逐漸翻出來擺在桌面上。

1950年7月，約970名日軍戰犯被蘇方移交給中國，集中關入撫順戰犯管理所。繪鳩毅在這批人當中。與他一起被押送來的，還有不少在華北、東北犯有嚴重罪行的中高級軍官和憲兵。

撫順戰犯管理所的工作，并不只是看押和懲罰。那里的工作人員通過系統的審訊、學習、勞動和思想教育，要求戰犯如實交代在中國犯下的罪行，逐條記錄，形成檔案。這些供述，成為后來研究日本侵華史的重要資料，也是對受害者的一種證詞補充。

繪鳩毅在撫順期間，被要求詳細寫下自己的軍旅經歷，特別是參與侵華作戰、掃蕩行動、新兵訓練等環節。他的自述中，索格莊村刺殺訓練事件占了重要篇幅。時間、地點、部隊番號、上級姓名、新兵人數、俘虜人數，都盡可能準確地被記載下來。

這些記錄，并不是簡單的“回憶”。管理所的工作人員會拿著他寫的材料，與其他戰犯的供述、日本軍隊舊檔案、當地幸存者的證言進行比對，對照無誤后，才會歸檔。這樣一來，一件原本只在少數人記憶中的事件，逐漸被還原為可供查證的歷史事實。

在撫順所的幾年，對繪鳩毅來說，是一個不得不面對過去的過程。按照當時管理所的制度，戰犯要參加集體學習，閱讀有關日本侵略的材料，聽取有關中國人民遭受苦難的報告，同時在勞動、生活中反思自己的行為。從公開的資料看，這種方式并沒有使用酷刑或逼供，而是通過長期的思想教育，促使戰犯在承認罪行的基礎上，徹底認罪悔罪。

1956年9月，中國政府根據戰犯在拘押期間的表現，決定對一批已經如實交代罪行、認罪態度較好的人員予以釋放。繪鳩毅也在這批人中。離開撫順所時，他已經不再是當年那個在第111大隊本部忙碌的助理教員，而是一名在檔案中留下了詳盡供述、承認自己曾參與侵略行為的戰犯。

八、回國后的反戰言行與證言意義

繪鳩毅回到日本后，生活并不算富裕，但他參與了一些反戰活動和歷史回憶整理工作。公開資料中提到，他曾在日本國內參加座談會，講述自己在中國戰場上的經歷，特別是那場在索格莊村進行的刺殺訓練。

對于日本國內的一些聽眾而言，這類講述無疑帶有沖擊力。因為它將“戰爭”從抽象的年份、戰役名稱，拉回到具體的動作——某一天，一支某部隊，把一群村民關起來，又挑出其中幾人，綁在木樁上，讓新兵一刀一刀刺死。這樣的細節，不再是泛泛而談的“戰爭很殘酷”，而是具體到每一個人、每一根繩子、每一把刺刀。

有一點不得不說，索格莊村刺殺訓練事件，并不只是某幾個軍官“個別發瘋”的結果，而是當時日軍基層訓練制度、占領政策和戰爭邏輯共同作用的產物。活人靶的使用，之所以會在多個戰場出現，說明這是一種在一定范圍內被容忍甚至被鼓勵的做法。

從新兵的表現可以看出，這種訓練本身并不穩定。有人猶豫，有人害怕，有人需要池田這樣的教官反復以暴力督促才能“完成任務”。這折射出一個現實：把普通青年訓練成敢于對無辜平民下刀的士兵，并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即使在那樣高度 militarized 的環境中，也需要不斷用恐嚇、懲罰和血腥場面去壓制內心的遲疑。

而從村莊的角度看，這樣的訓練留下的，不只是幾座無名孤墳，而是一段難以用語言完全表達的記憶。哪家男人那天沒回家，哪家失去的是唯一的兒子，誰在夜里還會夢見被綁在木樁上的人影，這些都超出了單一檔案所能記錄的范圍。

撫順戰犯管理所保存下來的，是加害者一側的供述。索格莊村以及山東地方檔案館保存下來的，是受害方的零散記錄和后人的追憶。兩者一旦合在一起，就讓那段發生在1945年6月的日軍掃蕩行動，有了更清晰的輪廓。

繪鳩毅在自述中曾提到，那天訓練結束后，他回到駐地，整理訓練記錄時，腦海里仍會浮現被綁在木樁上的四個人影，尤其是那個少年相對稚嫩的臉。他在管理所里寫下這些時，已經距離事件過去十多年，但時間并沒有把那天的細節完全抹去。

這種記憶，被寫進紙上，也被裝進檔案盒，放入庫房。對后來翻閱這些檔案的研究者來說，這不僅是一份證詞，更是一條線索——沿著這條線索，可以找到第59師團、獨立步兵第111大隊在華北地區其他行動的痕跡，可以把看似零散的暴行個案串聯起來，看到制度性暴力的輪廓。

1945年6月的索格莊，對于當時的日軍來說，不過是地圖上的一個小點，卻在之后許多年里，成為不少檔案、回憶錄、地方志中被一再提及的地名。這個小村子，承受了本不該由它來承受的重量，而那場以少年和村民生命為代價的“刺殺訓練”，則在一份份供述中，逐漸恢復原貌，成為了解那段歷史時無法繞開的一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