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關于新中國國號簡稱是否保留引發(fā)討論，司徒美堂表示反對：如何向全國百姓清楚表明？
1949年6月15日清晨，92歲的薩鎮(zhèn)冰乘坐吉普車緩緩駛入北平城，一旁的警衛(wèi)忍不住低聲感慨：“這位老先生，比共和國的年歲還長。”一句玩笑，卻點出了當天的分量——新政治協(xié)商會議籌備會第一場會議即將開幕，45個單位、662名代表中，過半數(shù)來自黨外。年齡最小的21歲，最大的正是這位前清海軍元老。如此陣容，意味著一種全新的執(zhí)政格局正在成形。
邀請這些社會賢達并非出于禮節(jié)。解放戰(zhàn)爭進入尾聲，城市相繼回到人民手中，如何讓各階層都在新國家藍圖上留下署名，是當務之急。五一口號發(fā)出后，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紛紛從上海、香港、重慶動身北上，有人甚至幾經輾轉翻山越海才抵達北平。籌備會上，六個工作小組一口氣被劃定：憲法、政府組織法、國旗國歌、首都選址、年號紀年，以及最受矚目的國號。
審議國號的小組一開始擺出三個方案。“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字數(shù)最長，卻意在囊括舊民主革命與人民民主革命；“中華人民共和”有人嫌拗口；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只有七個字，簡潔干脆。清華大學教授張奚若提了個問題：“既然‘人民’已在其中，再加個‘民主’豈不重復？”這番話讓原本傾向第一方案的幾位代表陷入思考。周恩來當即補充說，“人民二字，本身就含有最廣泛的民主。”
七月以后，各小組陸續(xù)收攏意見，草案使用了“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全稱，并在括號內附上“中華民國”簡稱。聽上去似乎照顧了歷史情感，實際卻埋下隱憂：舊政權已崩潰，新國家若仍沿用其簡稱，容易造成法理認同的混淆。文件印發(fā)后，支持與反對的信件雪片般送到勤政殿。贊成者多出于對辛亥先賢的敬意，反對者則擔心國際承認受阻。
9月26日傍晚，周恩來召集幾位德高望重的前輩小聚，菜不多，酒也淡，主題卻沉甸甸。黃炎培先開口，說自己對“中華民國”四字有深厚感情，好比老宅的梁柱，“拆了怪可惜”。何香凝輕輕點頭，補上一句：“這梁柱咱們守了幾十年。”話音未落，83歲的司徒美堂扶椅而立，聲音沙啞卻擲地有聲：“可舊屋已塌，梁柱再好，也要重起新堂。若仍自稱‘中華民國’，豈不讓天下人疑我們只是改門匾？”短短一句，把情感與法理的矛盾挑明。沈鈞儒隨后補充國際慣例：主權國家多用全稱，不設簡稱，理由充足。幾番碰撞后，保留簡稱的呼聲悄然退潮，會議記錄留下八個字：取消括號，保留全稱。
籌備會把結果呈送主席團，9月27日，國號最終定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正式提案寫入共同綱領。與此同時，首都定為北平并改名北京，采用公元紀年，五星紅旗、義勇軍進行曲也在同日過關。經過三個月馬拉松式的協(xié)商，一套國家頂層設計基本成型。
9月30日下午，第一屆政協(xié)全體會議閉幕。毛澤東宣讀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公告，明確人民民主專政方針，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保障人民自由等要點。夜色降臨，中南海燈火未熄，各代表加班簽署文件，忙到子時方散。
翌日天安門廣場早早聚滿人。10時整，禮炮28響，那是從辛亥到建國的年輪，一聲一歲。毛澤東按動電鈕，鮮紅國旗迎風升起；機群飛越長空，坦克碾過長安街；閱兵方陣筆直前行，與城樓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莊嚴宣告相呼應。
同一時刻，上海外灘的汽笛拉響，廣州越秀山的禮花騰空，西安城墻的鼓點回蕩……這一日，各地報紙把七個大字排成通欄，《共同綱領》的頁腳沒有括號，也不再出現(xiàn)“中華民國”四個字。新的國家，從名稱到制度，都在協(xié)商與認同中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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