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先生

如去對于楊絳先生的崇敬，不獨獨是因為其丈夫錢鐘書先生曾經出色地翻譯了《毛澤東選集》，也不只是因為聽說錢先生在反毛思潮泛濫時、憂心忡忡地說了這樣的話：“反對毛澤東，中華民族的災難就生了根，總有一天這個民族是要集體為它付出代價的。”

最重要的是，楊絳先生本人在文革過后、鋪天蓋地的控訴“文革”聲中，在1981年寫出了一本筆調平靜、感情溫婉的《干校六記》，書里講的全是干校生活的瑣事，沒有半點激烈的指責，更沒有聲嘶力竭的控訴。

大家知道，中國的很多知識分子都愛標榜自己“寵辱不驚，看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望天上云卷云舒”。但實際上，這是一個極少數人才能達到的境界，所以，當時才會有那么多的人、通過各種方式講述自己曾經遭受過的“非人待遇”。

但身為女子的楊絳先生，她真正做到了不為物喜、不為己悲。她堅守著自己，不迎合、不媚俗，不抹黑、不歪曲，不刻意崢嶸。這是很多男人都做不到的。

這就是傳說中的“超凡脫俗”吧。楊絳先生的學生鄭土生說：“‘文革’后期有一項措施，讓革命群眾入住‘反動學術權威’家，名曰‘摻沙子’。

“摻入錢楊家的這對革命男女，對兩位‘老先生’百般刁難，還動手打過楊先生。錢楊夫婦被迫于1973年12月請示領導準許，逃離原住處，開始四處流亡。

“就是這樣的人，楊先生后來寫文章，也不提名字，只說是‘強鄰’。”

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審胡真才證實：“后來出版楊先生的作品集時，她連這篇文章都刪去了，不收入。”

《干校六記》出版后，胡喬木在一次宴會上對錢鐘書說，這本書是“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纏綿悱惻，句句真話”。美國首任駐華辦事處主任洛德（1985年到1989年期間擔任美國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的夫人讀了《干校六記》后，提出要見楊絳。楊絳見了他們夫婦一次。

楊絳、錢鐘書

此后美使館請喝茶、請看電影、請吃飯，不斷拉攏，楊絳只去了一次茶會。再后來，洛德夫人請楊絳為她的作品寫一篇書評，楊絳婉言拒絕了。“她對國家對民族有很深的感情，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很清醒。”鄭土生說。

楊絳，本名楊季康，江蘇無錫人，1911年7月17日生在北京，未滿百日，隨父母南下，移居上海。少年時代，楊絳在上海讀書時，學習好、但淘氣頑皮。曾因為上課說話被罰站示眾，卻因不服兩人說話只罰一人而大哭到下課。

在蘇州東吳大學求學時，楊絳是班上的“筆桿子”，中英文俱佳。身為大家閨秀又是才女，仍全然未脫孩子般的淘氣。當時，她除了戲曲、歌詠、器樂演出外，還很得意自己善于“削水片”，“一片薄磚或瓦片拋出去能在水面上跳十幾跳”。

1932年初，東吳大學學潮停課，開學無期。她畢業在即，不能坐等著浪費時間，就想到燕京大學借讀，借讀手續由她的同學孫令銜（后為天津大學教授，楊絳七妹楊桼的丈夫）請費孝通幫忙辦理。

借讀燕京大學的手續辦妥，楊絳的父親不大放心，說：“你若能邀約到男女同學各3人同行，我便同意你去。”楊絳果然約到周芬、張令儀兩女生，孫令銜、徐獻瑜、沈福彭三位男生。

1932年2月下旬，楊絳等5人北上。路上走了3天，到北平已是2月27日晚上。他們發現火車站上有個人在四處打探，原來是費孝通。他已是第三次來接站，前兩次都撲空。

楊絳一行5人須經考試方能注冊入學。楊絳考試結束后，便到清華大學去看望老友蔣恩鈿（后來的“月季夫人”），孫令銜去清華看望表兄。于是，一段姻緣就此開啟了。孫令銜的這位表兄不是別人，是錢鐘書。這是錢鐘書和楊絳的第一次見面。

楊絳、錢鐘書

楊絳初見錢鐘書時，他身著青布大褂，腳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鏡，渾身儒雅氣質，“蔚然而深秀”。而楊絳更有一番神韻：個頭不高，但面容白皙清秀，身材窈窕，性格溫婉和藹，人又聰明大方。匆匆一見，甚至沒說一句話，彼此竟相互難忘。

然而，孫令銜莫名其妙地告訴錢鐘書，說楊季康有男朋友（指費孝通）；又跟楊絳說，他表兄已訂婚（指葉崇范）。錢鐘書存心要和楊絳好，于是寫信給楊絳，約她相會。

見面后，錢鐘書開口第一句話就是：“我沒有訂婚。”楊絳的回答是：“我也沒有男朋友。”兩人雖然沒有互傾愛慕，但從此書信往返，以后林間漫步，荷塘小憩，開始了他們長達60余年的相濡以沫。

楊絳與錢鐘書交好以后，給費孝通寫過一封信，告訴他：“我有男朋友了。”楊絳是費孝通的初戀，兩人相識于蘇州振華女中。在那時，費孝通就愛上了楊絳。當時，費孝通的算術在班上是強項，而楊絳的算術為弱項，尤其是演算四則題時，楊絳常常被“吊黑板”。

每每這時，老師就讓費孝通給她作答。楊絳為此很是不高興。逢到上體操課時，楊絳個子最小，排在倒數第二，費孝通因是男生，則排在最后一位。在老師教跳土風舞時，有一段舞需要兩人互挽著胳膊轉圈。其他的同學都跳了起來，費孝通卻始終不肯與楊絳挽著胳膊跳。楊絳氣憤地說：“那你排到前面去。”

費孝通回答說：“前面也是女生，我也不愿去。”楊絳一聽更是來火，沖著費孝通說：“我們全校都是女生，那你來女中干什么？”為發泄對費孝通的“仇恨”，她還用樹枝在沙地上畫了一個嘴巴張著閉不攏的呆小子，逼問費孝通：“這是誰？這是誰？”

后來，兩人又都求學于東吳大學。東吳許多男生追求楊先生，費孝通就對他們說：“我跟楊季康是老同學了，早就跟她認識，你們‘追’她，得走我的門路。”

楊絳就讀過的振華女中

楊絳就讀過的東吳大學

費孝通轉學北大前，曾問阿季（楊絳小名）“可以作個朋友嗎”，楊絳只愿和他維持普通朋友關系：“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過渡。換句話說，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

聽說楊絳和錢鐘書交往后，費孝通來清華大學找楊絳“吵架”。費孝通認為他更有資格做楊絳的男朋友，因為他們已做了多年的朋友。但楊絳的態度還是沒變：“若要照你現在的說法，我們不妨絕交。”

費孝通很失望也很無奈，只得接受現實，仍跟楊絳做普通朋友。后來，費孝通與錢鐘書也成為朋友，與他們夫婦友好相處。

1979年4月，中國社會科學院代表團訪問美國，錢鐘書和費孝通作為代表團成員，不僅一路同行，旅館住宿也被安排在同一套間，兩人關系處得不錯。錢鐘書出國前新買的一雙皮鞋，剛下飛機鞋跟就脫落了。費孝通手頭有外幣，馬上借錢給他修好。

錢鐘書每天為楊絳記下詳細的日記，留待面交，所以不寄家信。費孝通主動送他郵票，讓他寄信。錢鐘書想想好笑，淘氣地借《圍城》里趙辛楣曾對方鴻漸說的話，跟費孝通開玩笑：“我們是‘同情人’（指愛上同一個人）。”

錢鐘書去世后，費孝通曾去拜訪楊絳，楊絳送他下樓時，一語雙關地說，“樓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難而上’了。”但費孝通有新作出版，仍送楊絳“指正”，有時也派女兒或身邊工作人員探望楊絳。晚年的費孝通因病住院后，楊絳專程去看望過這位老同學。

2016年5月25日凌晨，楊絳在北京協和醫院病逝。此去經年，如去特編集此小文、以表達對楊絳先生的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