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葉永烈細述王力晚年出獄后生活境況，手臂因干癟竟連抽血都無法進行嗎？
1982年1月的一個清晨，北京北新橋胡同里停下了一輛白色吉普。車門打開，一位頭戴呢帽、手扶鋁合金手杖的老人慢慢下車，抬眼望向灰瓦老屋——這就是他十四年后重返人世的第一個落腳點。寒風打在臉上，他卻只是輕輕舒了口氣，“到家了。”妻子王平權握住他的胳膊，低聲答了一句：“咱們回去吧。”
隔壁鄰居多年未見，趴在窗邊看了又看。有人小聲嘀咕：“這不是當年在《紅旗》上寫文章的王編委嗎？”另一人搖頭，“誰知道呢，他都不說話。”老人確實沉默。他曾是1958年《紅旗》雜志創刊時的第一批編委，主管國際組，寫過不少分析中蘇關系的長文，風頭一度極盛。可1967年8月26日深夜那場釣魚臺會議后，一紙命令，他被送往西山、再進秦城，杳無音訊。14年零5個月，足夠讓當年的熱詞變舊聞，也足夠讓一個人學會把話埋在心里。
組織給他安排了一套兩居室，配車、配保姆，這在彼時并不算特殊——那幾年，陸續獲釋的老同事也都這么安置。不同的是，別人愿意拋頭露面，他卻像一只驚鳥，避開一切采訪。門鈴響時，他只抬抬眉，“不見。”妻子勸了幾回也徒勞。
轉機來自舊友。1988年秋，關鋒托人帶來作家葉永烈的紙條：“想聽聽那段歷史的溫度，不做評判。”老人沉吟許久，遞給妻子一個眼神，“讓他來吧。”三天后，葉永烈敲門。門一開，王力已坐在客廳單人沙發里，棕色西裝筆挺，胸前一枚舊式翻領別針閃著昏黃光。葉永烈的第一句話有些冒失：“王副總編身子看起來不錯。”老人擺手，“外邊的殼子罷了，里頭早換了舊零件。”
這副“殼子”并未堅持太久。1987年秋，他在北京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被查出胃部惡性腫瘤。手術成功率不過三成，他還是點頭答應。推入手術室前，他把一頁薄紙交給妻子：財物清單、書稿去向、以及一句叮囑——“務必替我保管那套蘇聯文選。”手術后，他體重驟降十余斤，原本有勁的手臂瘦得青筋暴起，護士打吊針常常找不到血管。醫生解釋：“化療會讓靜脈塌陷，這是常見并發癥。”
休養期間，他保持一點執拗的講究：每天早晨白襯衫配領帶，哪怕只能喝一小碗麥片粥。妻子心疼：“何必折騰？”他卻倔強，“人吶，得先把扣子系好。”或許正因這份堅持，他在1990年竟然有所好轉。1991年夏天，家里擺了兩桌酒菜，金婚和七十大壽一起辦。那天，戚本禹前來祝壽，打趣道：“老王，你這條命怕是借來的。”王力笑：“借就借吧，還得慢慢還。”
然而借來的時光畢竟短暫。1995年春，他興沖沖飛到上海探望故交，戴著一頂亮白的禮帽，站在外灘拍照，海風吹得衣角飄起，仿佛年輕了二十歲。可旅途歸來沒多久，腹部隱隱墜痛。再次住院，醫生建議二次手術，風險高卻別無選擇。術后他幾乎食不下咽，只能靠牛奶維持。每天清晨，需要兩人攙扶才能從床沿挪到窗邊，看一會兒院子里稀落的梧桐葉。
那段時間，家里彌漫著淡淡的黨參味。保姆拿著搪瓷杯追著他喂藥，他擺手示意自己來，卻常常抖得湯藥撒滿袖口。護士上門抽血時，一連試了三次，針尖都碰不到血管，最后只得在腳背上找了條細細的青筋。護士輕聲自語，“這樣的血管，像干枯的河道。”妻子聽見，眼眶迅速紅了。
10月21日夜里，他忽然劇烈咳嗽，扶著墻往洗手間挪步。瓷磚冰涼，杖尖一滑，人已倒下。救護車的警笛穿過長街，鄰居們隔窗張望，卻都沒再看到他回到那間二樓小屋。醫院記錄寫著：75歲，因癌癥并發癥搶救無效去世。桌上那套蘇聯文選仍舊整齊，扉頁是他的筆跡：“冷眼看世界，熱心寫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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