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抗日英雄范紹增娶40位夫人，晚年病逝，去世44年后才終于得到安葬的原因是什么？
1939年春，重慶朝天門碼頭霧氣彌漫，一列列身著灰呢軍裝的川軍正登船東下。木箱里塞滿自制手榴彈，槍栓用油布纏得嚴絲合縫，運糧的騾馬則在岸邊不安嘶叫。人潮里，一位五十來歲的軍官舉著馬鞭巡看隊伍，灰黑胡渣遮不住他略顯消瘦的面龐——范紹增，這支隊伍名義上的“88軍”軍長，也是四川地方武裝向國家正規軍體系合流的代表人物之一。
范紹增出身于1894年的四川清河鄉紳家庭，少時就帶著鄉勇四處征戰。川中軍閥混戰，兵權大多系于鄉土人脈，想生存就得靠自己籌餉養兵。因此，范紹增先投劉湘、再與蔣介石通氣，反復斡旋，才在1938年初劉湘病逝后掛上了“88軍軍長”頭銜。然而，這頂盔卻沒有配套兵源，他手里只剩一張任命狀。要打日本人，沒有槍沒有糧是笑話，范紹增索性把在重慶、成都積攢的地皮、瓷器變賣殆盡，又拉來了同鄉李文彬的修理廠，將成堆舊槍一支支翻新，東拼西湊出四個團，才算湊齊骨干。
裝備寒磣并未削弱川軍出川的決心。淞滬會戰爆發后，范紹增被臨時抽調為第11兵團副司令，跟隨主力東赴上海。那一仗，日軍裝備精良，川軍行前只有三天訓練，仍在虹口倉庫和吳淞口咬牙死撐。戰場焦土味嗆人，陣地頻繁易手；有人回憶，只要炮聲一停，坡地上便是成片倒下的川軍灰布身影。戰后統計，這場血戰中，中方付出二十多萬傷亡的代價。夜里清點人數，有人對范紹增低聲說：“將軍，兄弟們只剩一半。”他搓著繃帶，“命是小事，陣地不能丟。”一句話哽在喉頭，卻逼得剩余士兵又頂上去，把日軍遲滯了整整三個多月。
淞滬撤退后，范紹增帶著殘部抵武漢，再經宜昌、贛北、浙西輾轉苦戰。1939年，川軍大規模出川時，舊槍新槍混雜、干糧靠民團接濟，沿途百姓燒熱水送米飯的場景成為那年江南雨季里少見的溫暖。余杭一役尤為慘烈，日軍第22師團長土橋一次指揮精銳南下，雙方鏖戰三晝夜。范紹增的“拼湊軍”最終奪回縣城，卻也傷亡過半。蔣介石電令嘉獎，外界才真正記住這位四川將領的名字。
戰爭結束，內戰陰云再起。川中諸將分化各異，范紹增盤算再三，選擇率部在西南起義。新政權接納了他的部隊，也給了出路：調往河南，主抓省級體育工作。軍裝脫下，他改穿中山裝，每日奔波于田徑場、體校和田徑隊之間。有人喊他“范老”，他擺手：“老兵還能跑，多教幾個娃娃學游泳，也算再上一次前線。”這句話，或與他第十八房夫人楊秀瓊有關——這位1918年出生的“南國美人魚”曾在1935年遠東運動會上奪金，1936年又站上柏林奧運泳池。19歲那年，她在廣州遇到范紹增，旋即隨軍西行。后來，她離開戰火頻仍的西南，移居加拿大，二人分道揚鑣，終生未再相見。
如果說戰場考驗了范紹增的決斷，那么建國后的婚姻新制則拷問著他的家事擔當。舊時代遺留下的多妻格局在1950年《婚姻法》頒布后難以為繼，據檔案記載，他先后納有四十房妻室，真正跟隨到重慶的只余七人。為了合乎新法，他召集眾人商議，“各人好聚好散吧，日子還得過。”年已花甲、足疾纏身的原配陳文蘭自然留下；照料起居多年的葉邵芳，獲得民政部門特批留守；其余人領到撫養費后各自安頓。對當年山河動蕩中依賴“多妻多子”以固權、結盟的軍人來說，這樣的收束頗為常見，也映射出制度更迭的力度與彈性。
1977年冬，83歲的范紹增在鄭州病逝。當時河南體育系統正在籌備全運會預選賽，訃告掛在籃球館門口，老隊員默默脫帽致禮。遺體暫厝殯儀館，棺木卻遲遲未能南歸：有人主張葬在河南，“方便祭奠”；有人希望回到重慶，“母親在那兒”；更多人執意故里四川清河。十二個子女分散五省，意見始終合不攏。時間一晃四十余年，老人骨灰盒換了三次箱，始終沒有墓碑。
2021年清明前夕，家族代表終于完成聯絡，八位健在子女在視頻會上點頭同意：落葉歸根。4月，棺槨由高鐵運抵成都，再改汽車回清河縣舊祠堂。儀式很簡單，一塊青石墓碑記著“抗日將士范公紹增之墓”，旁邊擺著幾束山茶。參加安葬的鄉親不算多，卻都知道，這位老四川軍人當年帶著自籌的槍炮和數千子弟兵，從這里出發，跑遍上海、江西、浙江的前線，也在新中國的操場上揮汗數十年。戰爭與和平，舊習與新制，終在這方黃土里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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