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長春丨爺爺和我家的住房

作者：朱瑞鴻

從記事起，我和父母就與爺爺，奶奶生活在一起。聽家里人講，從建立新中國至今，我們家一共搬了六次。每次遷居，多與爺爺際遇的改變和生活的變遷相關(guān)。

【爺爺和奶奶，作者供圖↑】

我爺爺自“偽滿映”時期就從事電影導(dǎo)演工作，在長影干了一輩子，拍了33部影片和《林海雪原》《長夜春曉》等多部電視劇。1949年3月，東北大學(xué)社科系的短期學(xué)習(xí)，開啟了爺爺新的革命人生，即使在“文革”中被打成所謂“反動權(quán)威”“漢奸文人”，被關(guān)進“牛棚”，下放“插隊落戶”，他也始終沒有懷疑、動搖做一名黨的電影工作者的信念，直到他1980年6月25日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直到他1995年4月15日病逝。

剛剛誕生的新中國充滿生機，到了“東影”(即東北電影制片廠，長春電影制片廠前身)的爺爺從哈爾濱接回奶奶、我爸爸和二叔之后，家安頓在長影一宿舍。這座現(xiàn)在已經(jīng)消失的大白樓，原是日本陸軍醫(yī)院，被改建成長影職工的集體宿舍。據(jù)說，那時從一宿舍到紅旗街，人跡稀少，夜間常有槍聲。所以，大樓有戰(zhàn)士守衛(wèi)，樓內(nèi)有食堂，澡堂，理發(fā)室，小賣部等自足設(shè)施。

【長影一宿舍舊影 ，翻拍自《長春近代建筑》一書↑】

抗美援朝勝利后，電影廠為了安頓主創(chuàng)人員，安排爺爺和家人搬到紅旗街的“技師樓”。這是兩室一廚的新房。時任副廠長蘇云家，北京回來的演員浦克、攝影師王啟民和他愛人——演員白玫都住在這兒。我家樓上就是后來演電影《小兵張嘎》中胖翻譯官的王澍。

20世紀60年代初，長影廠又在一宿舍后面蓋起兩棟供高級知識分子住的小樓——九宿舍，爺爺也有幸?guī)易×诉M來。這房子，一棟四家，獨門獨戶，三室一廚，全鋪著油亮的紅地板；木質(zhì)樓梯建在室外，至今家里還有一張爺爺微笑著坐在院子里葡萄架下的照片。此時爺爺?shù)碾娪皠?chuàng)作進入豐產(chǎn)、成熟期。可好景不長，“文革”襲來，爺爺不但被抄家，房子內(nèi)又擠進來一家人，說是向“反動權(quán)威”挑戰(zhàn)，但后來兩家人相處得還挺好。

【紅旗街長影一宿舍舊址，和平拍攝。↑】

不久，懲罰升級，爺爺又被指令搬到多福胡同的一間小平房。在這兒，爺爺奶奶收養(yǎng)了一個父母雙亡的長影老工人后代做養(yǎng)子；后來我爸爸認識了媽媽。媽媽作為沒過門的兒媳，第一次看到自己未來的公婆，是他們在卡車上掛著大牌子游街的時候。

1964年后，爺爺有近十年的時間遠離他熱愛的電影事業(yè)。1972年9月，爺爺奶奶從東豐縣插隊兩年多回來，又入住了長影一宿舍。樓內(nèi)景象已變，長長的走廊串著對應(yīng)布局的一家一戶，到處堆滿了箱子、雜物，擁擠、昏暗、嘈雜、鍋碗瓢盆交響……一宿舍雖然早已拆掉并新建了樓宇，但幾代長影人對它都有著切身的記憶。至今，我有時還會回想起一宿舍那長長的昏暗的走廊，和一張張熟悉或陌生的面孔，仿佛還能聞到一宿舍里那特有的陳年霉味兒，和飯菜油煙的混合味道。

襁褓中的我，回到長春的家就已經(jīng)是再次搬回的一宿舍。那時，媽媽先從外地調(diào)回長春，父母帶著我和爺爺、奶奶，還有大姑奶擠在一間不大的房間中，搭上了雙層床鋪。雖然空間狹小，但畢竟一家人團圓了。很快，“文革”結(jié)束后，插隊回來的人越來越多，廠里只好增蓋新房，爺爺又領(lǐng)著我們搬到了離一宿舍不遠的四宿舍紅磚房。

新家是兩居室，爺爺奶奶和大姑奶一間，爸爸媽媽帶著我住一間，我高興地在新家雪白的墻壁上揮筆畫了一堆自己喜歡的小動物，結(jié)果差點兒挨了媽媽一頓揍。在這里，我度過了孤獨又不乏快樂的童年。爺爺經(jīng)常出外景拍戲，奶奶、爸爸、媽媽都忙于工作，弟弟就由姥姥、姥爺帶。我只能上長托幼兒園。可能是缺鈣，只要回家，我就會常常偷偷地摳掉我住的屋子角落的墻皮吃。現(xiàn)在已經(jīng)不記得墻皮是什么味道了，當時只是感到那是一所非常“美味”的房子，甚至暗暗擔心這所房子會被我吃光。

【湖西路長影高知樓，和平拍攝。↑】

沒等我把家里住的房子吃光，爺爺落實政策了，我們家分到了一套更大的新房。這是在文化部的資助下，1980年長影在西門的湖西路口，蓋起的一座四層綠白相間的“百米樓”。它又叫“高級知識分子”樓，簡稱“高知樓”——五室一廳，家家設(shè)有電話和定時供應(yīng)的熱水，這在80年代初堪稱“豪宅”了。那時，爺爺仍在拍攝影片和新興起的電視劇，爺爺拍戲劇組的一些演員，像龐敏、呂曉禾、陳燁等，也常到家里來做客。

一下子寬敞了的家里回來了一直寄養(yǎng)在姥姥、姥爺家的弟弟，他該上學(xué)了，并且和我上同一所小學(xué)。由于這棟樓里住的都是長影資深的老藝術(shù)家，爺爺奶奶告訴我和弟弟要從小講禮貌，見到大人要打招呼，所以，我和弟弟見到鄰居基本上都要以“爺爺”或“奶奶”相稱。家里家外的“爺爺奶奶”在“高知樓”里，相繼退離了工作的崗位，或離開這座城市，甚至離開了人世。

中央電視臺的電影頻道至今還時不時地播放爺爺拍攝的電影，包括做愛國主義電影展播時，爺爺拍攝的影片也會位列其中。慶祝新中國成立的日子，爺爺拍攝的電影又被播出了，之后還有《流金歲月》的訪談。爺爺已經(jīng)故去許多年了，但他留給我們對黨和電影事業(yè)的忠誠、對人生際遇變遷寵辱不驚的精神財富，供我們長久享用。

【朱瑞鴻《四季故事》書影，和平拍攝。↑】

在“高知樓”，爺爺奶奶度過了他們生命最后的時光；長大成人的弟弟早已在外地結(jié)婚定居；媽媽去世時，靈車特意在這里路過作為告別。

（以上文字摘取自朱瑞鴻著，二十一世紀出版集團2015年出版《四季故事》一書）

作者簡介

朱瑞鴻：編審、自由撰稿人，文化項目策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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