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查爾斯·珀西·斯諾1905-1980

如果斯諾仍在世，面對AI時代的文化之爭，他還會堅持當初的論述嗎？

1959年，英國學者斯諾在劍橋大學發表了影響至今的一場演講：“社會的智力生活已日益分裂為兩個極端的集團……一極是文學知識分子，另一極是科學家，特別是最有代表性的物理學家。”

這次演講以及他的相關論述，被簡稱為“斯諾難題”，意思就是人們在追求知識時的權衡：文科還是理科？而對于斯諾本人來說，他既是小說家也是物理學家，他幾乎就是一整座天平秤，但他確有傾斜——在斯諾看來，當時的人們過度追求人文而忽略了科學。

斯諾的論點必然是受到了環境的“干預”，曾經有“盧德派”的激進人士搗毀工廠機器，全然抵抗科技成果為人們帶來的福祉……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對技術的對抗以及對機器的恐慌與失控，如今演變成了毫無保留地簇擁。我們欣喜于每一個技術發明，欣喜于任何一個便捷方式，甚至欣喜于完全替代自我的智能工具……

AI時代的“斯諾難題”發生了反轉——學者和思想家門呼喚在科技中增加人文色彩，呼喚技術產品中的哲學論理性，呼喚在算法中保留人性，呼喚人們離開機器靠近自然。

面對洶涌的AI，你有保持警惕嗎？面對集體丟失的人文哲思，你有所警覺嗎？

科技硅谷的人文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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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圖爾特·布蘭德的簡歷可以這樣寫：學生，士兵，郵購企業家，項目開發者，技術作者，編者，管理顧問……布蘭德對這個世界直覺性的思考，許多時候表現為他提出的問題。

他曾發問：“為什么我們還沒有看到一張整個地球的照片？”。最終，美國航空航天局公布了照片。人類第一次看清了“地球母親”的全部容顏，這張照片也改變了世界。

為了拍攝第一張“地球照片”，布蘭德走上街頭。“為什么我們還沒有看到一張整個地球的照片？ ”布蘭德以一己之力發起了一場游說。最終，美國航空航天局公布了照片，該照片也成為第一期《全球概覽》的封面。人類第一次看清了“地球母親”的全部容顏。

布蘭德最重要的一個標簽，似乎是喬布斯在2005年斯坦福大學的演講中給他貼上的。喬布斯在演講中宣稱，布蘭德創辦的《全球概覽》是“我們那一代人的圣經”，是印刷品時代的谷歌。

實際上，年輕的喬布斯是布蘭德的追隨者，像成千上萬名嬉皮士一樣，他在鄉間公社營地里如饑似渴地閱讀《全球概覽》。他在演講中提到布蘭德，也是想得到有布蘭德親筆簽名的《全球概覽》最后一期，那本雜志的封底寫著：求知若饑，虛心若愚。

年輕時期的布蘭德混跡于紐約和舊金山，這里匯集著“垮掉的一代”、反主流文化者、嬉皮士、藝術家，以及各行各業的波希米亞式群體，像是一處在一個巨大的主流文化和建制體系中的“法外之地”。

布蘭德查看萬年鐘的模型（貝佐斯為這個項目進行了投資）

布蘭德創辦的媒體、組織的活動以及運營的社區，匯集了新公社主義者和美國主流科技機構里的技術專家。一場反主流文化在社會運動中所產生的能量，在硅谷轉向了個人計算機和互聯網的技術革命，布蘭德無疑發揮了關鍵的作用。

時至今日，布蘭德仍然聲名遠揚，不僅僅因為他是《全球概覽》的締造者。這個標簽僅僅是布蘭德傳奇人生的一個側面而已。他是一位狂想式的、才華橫溢的游吟詩人，永遠保持著強烈的好奇心和樂觀精神，腦海中始終充滿了創造力十足的觀點和想法。

布蘭德對判斷也有獨到的看法：“那些有良好判斷力的人都很善于講故事。像丘吉爾這樣的歷史人物具有良好的判斷，因為他們腦中裝有大量豐富多彩的歷史經驗和故事。希特勒的判斷力極差，他總是把事情變成只有兩種選擇，而兩種選擇都愚蠢無比。”

人文主義審視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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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曼哈頓計劃等歷史場景的再現……閱讀《AI眾神時代》，一個意象揮之不去：我們并非數字世界的開拓者，更像是一群遲來的訪客，闖入了一座早已落成的、宏偉而幽暗的大教堂。

本書曾被《華爾街日報》評為“比電影更精彩的真實史詩”。作為作者，喬治·戴森不僅承擔了文本敘事的職責，更以類似導演的視角，融入其生命體驗中的“蒙太奇式”串聯——這種獨特的敘事方式，恰是其個人生命經驗與學術洞察的投射。

從左至右為：畢格羅，戈德斯汀，奧本海默，馮諾依曼

而當我們開始講述“AI時代眾神”，數字宇宙洞見者、智能時代思想家喬治·戴森的故事，也許是最合理的開篇。一部非虛構作品的思想呈現，作者背景起到了決定性的因素。

成長于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獨特環境，作者喬治·戴森自幼浸潤在彼時最頂尖學者的思想碰撞中。這種特殊的成長經歷，使他既保持著史學家的客觀冷靜，又繼承了家族一脈相承的創造性思維。

他在書中精準還原了計算機發展的歷史脈絡，更以人文主義的視角，將技術演進置于更廣闊的人類文明圖景中審視。

圖靈（左）與馮·諾依曼合影，1948年在IAS

誠如葦草智酷創始合伙人段永朝的讀后評價：我們是否注定被自己設計的邏輯所困？從大語言模型到量子計算，當代創新仍在與初代架構進行幽靈般的對話。

那些深夜調試機器的先驅者，既為人類拓展了認知邊疆，也在代碼底層烙下了無法抹除的思維范式。當現代人凝視電子屏幕時，本質上仍在凝視那間戰時實驗室的延伸。

這部著作的終極啟示在于，數字革命從來不是單純的技術演進，而是人類不斷重塑自我認知的史詩——我們創造的每個字節，最終都在重新定義“何以為人”。

想象助推科技與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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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貝爾示范了一種“尊重科學理性、同時保護精神維度與想象力”的態度。

如果你看過《星球大戰》，你已經被約瑟夫·坎貝爾影響了。喬治·盧卡斯曾公開承認：“他是我的精神導師。”從《黑客帝國》到《蝙蝠俠》，從《獅子王》到《哈利·波特》，好萊塢半個世紀以來最偉大的銀幕神話，幾乎都流淌著坎貝爾的思想血液。

約瑟夫·坎貝爾（1904年至1987年）

約瑟夫·坎貝爾（1904—1987），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后赴巴黎和慕尼黑攻讀梵文、古法語、哲學與中世紀文學。他精通多種語言，一生筆耕不輟，創作了《千面英雄》《英雄之旅》《神話的力量》《千面女神》以及這部集大成之作《眾神的面具》。

他被譽為披頭士樂隊、貓王、邁克爾·杰克遜、J.K.羅琳和喬布斯的精神導師，其著作被好萊塢列為必讀書目，訪談節目《神話的力量》曾轟動全美，同名圖書在《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上盤踞長達一年。

《眾神的面具》揭示了人類整套心智的底層代碼。這部耗時12年完成的跨學科史詩，融合考古學、人類學、心理學與宗教學，完整呈現從原始神話到現代創造性神話的全脈絡。

《大地之母》聚焦原始農耕文明的神話體系。坎貝爾從人類童年期的早期印記切入，探討先天觀念與個體經驗如何共同塑造了深層的恐懼與渴望。

《獸靈之歌》深入探索原始狩獵者的神話世界。在狩獵文明中，薩滿是連接人與自然的媒介，通過出神體驗與動物主宰者建立神秘契約。

坎貝爾畢生致力于破解神話的四大核心功能：神秘功能（喚醒對生命奧秘的敬畏）、宇宙功能（解釋宇宙法則）、社會功能（提供道德秩序）、心理功能（引導個體通過生命階段）。

這四大功能構成了人類精神的“操作系統”。他寫道：“神話不是通過理性創造的，也不能用理性來闡釋。”

它是生命感本身的再現，能為我們提供緩解孤獨、接納陰影、對抗虛無、完成自我整合的底層答案。當傳統權威崩塌、舊神話失效，坎貝爾給出的答案是：新的神話，誕生于每個人的真實內在體驗。你就是自己神話的創造者。

文化的永恒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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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特蘭在《共享智慧》中提出了一個看似樸素卻極具顛覆性的洞見：人類文明最厲害的能力，從來不是某個天才的孤腦，而是“大家一起講故事”。

故事不是消遣，而是文化的DNA。一個群體怎么想、怎么做，靠的就是故事一代代傳、一次次變。這并非修辭上的斷言，而是基于計算社會科學二十余年實證研究的結論。

共享故事網絡。這是最古老、最基礎的文化傳播機制。從澳大利亞原住民代代相傳的“歌之路”——那些將地理空間、創世傳說與生存資源編織在一起的韻律歌謠——到現代職場中茶水間里的經驗交流，本質上都是同一套邏輯：人們通過聆聽“處境相似者”的故事，快速學習什么行為有效、什么行為危險。

彭特蘭用嚴謹的數學模型證明，這種行為模式實際上是自然選擇下的最優解——它完美地平衡了“利用已知策略維持生存”與“探索新策略以求發展”之間的張力。

橋梁網絡。僅僅在一個封閉社群內共享故事，會導向內卷和僵化。真正的創新活力，來自不同社群之間的故事流動。彭特蘭將這種跨社群的弱連接稱為“橋梁網絡”。

啟蒙運動的爆發，離不開歐洲各地知識人通過書信網絡跨越國界、階層和知識領域的交流；今天一個組織若想打破僵化，需要的不是更嚴格的KPI，而是刻意引入“圈子之外”的異質性敘事。創新不是天才的靈光一現，而是不同經驗板塊碰撞時濺起的火花。

共識網絡。這是全書最具前瞻性的貢獻。當社群成員就“什么故事最有用”形成廣泛認同，共享智慧便誕生了。

但彭特蘭清醒地指出，共識網絡的力量不在于讓所有人達成一致——那恰恰是極權主義的幻想——而在于“清晰且相對客觀地呈現哪些領域正在形成共識，哪些領域仍然存在分歧”。

這一機制最早體現在現代科學的引用體系與同行評議中，而今天，借助數字化與AI技術，我們完全有可能構建出更具包容性、更能抵御信息繭房和輿論撕裂的共識網絡。

這是一本來自頂級智者對AI挑戰的深刻反思——表面上洋洋灑灑，骨子里戰戰兢兢！我們單靠自己的力量，已經無法從AI豐饒背后的孤獨和異化中自我救贖，而真誠連接、共同敘事和社群智慧有可能是一劑解藥。

科學與人文日益割裂。科學家與人文學者仿佛隔著一堵無形的墻，彼此語言不通，這阻礙了我們解決復雜現實問題的能力。

跨界閱讀，正是打破這堵墻的第一步。它促使我們既以嚴謹邏輯探索自然真理，也用同理心審視價值與意義。

當腦科學遇見哲學，當算法碰撞詩歌，我們才能培養出兼具理性與溫度的“第三種思維”。

現在就開始閱讀你專業領域之外的書吧。你也可以直接追隨斯圖爾特，他就是科技人文的先行者。

本期策劃：Burt

編輯：蘆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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