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荀子“分而均之”的公平原理是從明分使群、以禮分施、論德量能、法以類舉、公義勝私欲五個方面保證社會公平正義理想的實現，即是從合群組織和等差原理，價值和規范，用人制度和政策，法治環境和法理層面以及先義而后利、以國齊義的規范秩序等方面維系社會正理平治的公義之善。荀子所謂的公義不是單純地和公利相同，在這個層面上，荀子試圖以禮的規范來調節公、私沖突，在不違反“德必稱位”和“民必勝事”公義的前提下，盡量滿足人們的“私欲”。 荀子公義的基本特征是治國以禮、立制以義、禮義結合，進而實現社會正理平治之公道世界、群居和一之公平社會，就是在公義勝私欲的多維治理中形成分和辯證統一的合力，并具體展開于盡倫盡制的倫理政治、以善先人者謂之教的教化政治、禮義之為治的美德政治、明分使群的群分政治等不同的維度。

荀子“分而均之”的公平原理是從明分使群、以禮分施、論德量能、法以類舉、公義勝私欲五個方面保證社會公平正義理想的實現，即是從合群組織和等差原理，價值和規范，用人制度和政策，法治環境和法理層面以及先義而后利、以國齊義的規范秩序等方面維系社會正理平治的公義之善。

一、“分而均之”：財富分配之公平范式

社會利益不能屬于少數階層所有，對社會的財富進行合理公平的分配，這是先秦思想家所考慮的義利之辨問題。然而國家在實際政治操作順序而言，社會分配之前，必須以生產以致富，才能籍此利益通過制度完善之運作，讓人民合理且公平地享有，進一步再由倉廩之實、衣食之足來談禮義教化。在荀子，是以度量分界之“分”以求公平分配之“均”。所謂度量，就是訂立分量之多寡；分界，就是訂立彼此之界限。荀子對人欲之看法包含了“饑而欲食”等人之本能合理欲求，如何合理滿足這些“利”？著眼于如何在“分差”上進行公平分配,并將此分配機制形成一套完善的公共制度。從分配的方式來講，荀子展現了不同于孔孟儒家的分配路徑選擇。

如何由分而均以實現社會財富的公平分配？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論語·季氏》）孔子所說的均是指財富分配的平均、公平之義。孔子以為只要財富平均分配就無所謂貧窮，其本意是社會財富的分配要做到各安其分，這涉及了“分配正義”的問題。孟子也主張：“夫仁政，必自經界始”（《孟子·滕文公上》）； “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孟子·滕文公上》）。只有天地分配公平，官吏俸祿的厘定才能確定下來。孟子認為仁君要推行仁政，必然要關心整個社會與百姓生活密切相關的分配正義問題，劃分田界首先在于“正”才有“平”可言。基本上，財富分配的基礎都在于均，即使是墨子也說過“分財不敢不均”（《墨子·尚同中》）。

和孔孟不同的是，荀子的均分原則是以禮為本的“分差”秩序。他認為，社會群體的均分在于人人各本其分：“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禮法之大分也?！保ā盾髯印ね醢浴罚┸髯铀园俟し质?、士大夫分職、諸侯分土包括農人分田、商販分貨及至三公、天子，幾乎涵蓋了百工各業，都要求各安其分，也就是君臣上下及庶人謹于分而安于自己的職業。故而，荀子告訴君王為君之道為“故公平者，職之衡也”（《荀子·王制》）。所謂衡，乃平之至，如繩墨一般作為君主“正權”之準則，要求君主執政如衡而公正公道，權力運行合乎公平正義，使“公道達而私門塞”（《荀子·君道》）。衡石稱懸是為公，但如果在上者喜好傾覆，則臣下百吏則借此物以行險詐；斗斛整概是為平，若在上者好貪利，則在下百吏以借此物多取少給而欺壓民眾。因而，真正的公平依靠在上的君主來提供保障，君主為治之本源，君主所制定的政策是社會公平的根本。在荀子思想中，分是君主制定政策實現社會公平的基本手段。“請問為人君？曰：以禮分施，均遍而不偏。”（《荀子·君道》）為人君行“均”是必要的，但基礎在于分。制禮以分之目的在于“養人之欲，給人以求”，其著眼點并非僅止于生產財貨以滿足人欲，更重要的是生產的財貨如何進行合理有效的分配。在社會群體生活中，荀子承認“人生而有欲”，那么如何通過合宜的義來安排利之正當獲取，也就是如何滿足人欲之時，讓財富的分配能夠公平，這是為君從政的一個重要方面。

荀子主要從四個方面著手保障社會公平：其一，明分使群。人之群道在于明分，也就是明確社會百工的職責和承擔的義務，各盡其職，各守本分，實現社會人倫之間的差等秩序。應該說，“分差”原則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基本法則，就“分差”的精神哲學而言，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謂之“力”的存在，規律“另一方面表現為單純的回返到自身的存在”，而這種存在就其現實性上表現為純粹概念在于規律本身的差別。這種規律的一般性存在于荀子思想中，那就是以禮的普遍物展現出來，以“分”之單一物呈現于社會人倫物事之間，形成“和”的人文合力，荀子謂之“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荀子·王制》）。因此，只有明確社會上的分位等級，政治上每個角色才能各安其位，各謀其政。如此通過隆禮明分，才能帶來和諧的實際效益。因此，群之道在于明分，有分是天下之大本。而義分則和，義之用于群己關系，必然涉及處理各種身分、名分、職分，也就是“分位等級”的問題：“分時禮義的一種作用，且是一種很重要的作用，其功能足以止亂致治?！币粋€社會群體關系的存在，是由個體之間的互動而形成。在荀子明分使群的概念中，分所涉及的是禮的秩序和社會政治中的名分該如何妥善維系，明分使群的實在含義在于人人遵守此一名分之理該有的行動分際，從而建立一種理想的政治及社會秩序。因此，在群的概念意義之中，通過辨之公心而分、正，以追求個體和群體關系的完善，而人君又居制禮掌分之樞要地位，必須制定每個人在社會中的分位，這就要求各得其宜，安于所得之位，以合宜之理分來維護社會的人際和諧?？梢哉f，明分使群是從合群的組織上和“分差”的原理上保障了社會之公平。

其二，以禮分施。禮起源于人生而欲，欲而不得，倘若無度量分界，則必導致社會爭亂的發生，在如此情況下，先王制禮以分，以養人之欲，給人以求。換言之，君王以禮治理天下養足人欲，必讓“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者皆有稱者也”（《荀子·富國》）。所謂“稱”即公平之義。也就是說，禮的性能是在于“明分”。在規劃社會群體各個不同分位等級的運作之下，能讓“人欲”各得其宜，這也就是所謂“稱”而公平的功效。以禮分施就是從價值和規范的層面保障了社會之公平。誠如廖名春先生所言：“荀子關于社會分配、分工分職理論的總的特點是主張‘斬（不齊）而齊’，由分工分配的不平來達到社會安定、百姓安樂的‘至平’?！?/p>

其三，論德量能。君主設官定職應該按照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的標準，即以道德的賢與不肖程度決定三公、諸侯、士大夫的高下位次，以才能的差異授予不同類別的官職。一旦發現有不能先公后私、造福人民、教化百姓，便將之降為平民百姓，使致力于農工商賈之事。論德量能的目的在使居位者必是有德者，方能以德化百姓并得到肯定。受官者也必是有能者，始克以能盡責而行力就列。否則，德不稱位，不足以成事服眾，必然導致百事廢，于是禍亂起，不祥之事莫大焉：“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保ā盾髯印ね醢浴罚┲灰髂苡觅t任能，即可兼有天下?？上?，君主往往因私心而不公，導致臣下氣餒而不忠。人主求賢治國，必須“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荀子·君道》），以力求用人公正，以德才為先而不考慮親屬貴賤，才能成就王業。同時，基于“論德量能”的要求，在政策制度的制定上必須為有德有才之人的向上流動留出足夠空間，讓庶人之子孫通過積文學，正身行，合乎禮義規范而任職卿相士大夫，從而在制度上打破世襲制，突破社會流動之固化。有德、有才能之人通過自身的努力獲得相應的職位，承擔起應盡的義務。可以說，論德量能是從用人制度和政策的層面保障了社會之公平。

其四，法以類舉。“其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聽之盡也”（《荀子·王制》）；“《禮》者，法之大分，群類之綱紀也”（《荀子·勸學》）。在荀子思想中，所謂的“法”指的是治理天下國家的法度或行事的準則，除了包括各種典章制度、法令規章有明文規定者，其它一切規矩方圓之范疇和作為治國行事之典范實例都包含在內。而要創制法度必須以禮為準則，因為禮為法之大分，禮是制法的統合力量。法與類對舉，此時法所蘊含的范圍則更為偏窄，比較偏重于法律條文，或者禮所明文規定的準則。而“類”之所指，是法中蘊含的基本道理，也是荀子所言的法數、法理，是法律在實施過程中遵循的共同準則。任何事物的形成必有公理的存在，法律也是如此。法律的形成，也必有它基本的義理蘊藏其中，而法數、法理就是要表現這種抽象的義理。所以法與類是相互依存的，表現為禮的一體兩面，由于禮是類之綱紀，類也憑借著禮為準則。在具體的法治實踐中，禮法或法度中有明文規定的或有實例可遵循的，就可按明文規定或模范實例去執行。若無明文規定或無實例可沿，那就按法理或推同類事物之理來處理?？梢哉f，法以類舉就是從法治環境和法理層面保障了社會的公平。

二、“公義勝私欲”：正理平治之公義之善

如果說前四者主要是君主從明分使群、以禮分施、論德量能、法以類舉的客觀方面為社會公平提供保障，那么公義勝私欲則是君主或統治階層在面對道德與利益或欲望的沖突時，主觀上如何進行抉擇的問題。荀子言君主在政治實踐中做到以學心聽而以公心辨，聽與辨的對象不同，學心聽的對象為法治之實施，公心辨的對象為義利之辨，也就是公私問題。據黃俊杰考據：“逮乎戰國時代，‘公’‘私’二字漸從具體義走向抽象義。”例如，韓非子把觀念世界落實到現實政治上來，主張政治上“公”的絕對優先性，墨子言“公”“私”離不開兼愛的脈絡，老子、莊子等道家思想典籍，更以自然世界的變化原理來強調作為道德標準的“公”優先于“私”。這種以道德言公私的發展脈絡在荀子思想中得到了發展，主張以公克私，以義克利，并提出“公義”的觀念。其所言“公義明而私事息矣”（《荀子·君道》），“公義勝私欲”（《荀子·修身》）皆以“義”為公的價值支撐。荀子顯然在政治意識之下使用公義一詞，把義的觀念形式和公、私的現實問題相結合，從而反轉了孔孟“義”的道德性，向正理平治實現社會公平之善進行轉變?！败髯硬粌H是從根源、動機上言善，同時還關聯群體秩序從客觀結果、實際行為上來談善。”

就義利關系而言，春秋時期義、利往往相連，此當與春秋時代“禮”所涵具的社會實效性有關。在此情形下，禮義之“義”謂之“善”或“宜”，義之宜成為人履行禮的價值和道德擔保。人能行義，則其行為之關注中心，必非在己，而是集中在與其分位相應之對象上，如君必以民之利益為其關注之對象。與孔子同時代或稍前的春秋時代之賢士大夫，固然重視義，亦不諱言利。

及至孔子，就《論語》中所見，孔子與其弟子常言“義”“利”，“義”“利”并不相屬，甚至以“義”“利”為相沖突之兩面。孔子曰：“見利思義，見危授命。”（《論語·憲問》）“見利思義”當為道德主體在現實生活中之修養標準。當義、利沖突時，人之為人當以“義”為本，尤其強調在這一過程中“思”之自覺性。倘若人能自覺地思義、得義，此即是“修己為敬”的工夫。修己重在克己，為敬重在復禮，故而“見利思義”也為“克己復禮”之修養工夫。通過人之“思”而辨別道德是非、善惡，以決定其利是否合禮與非禮，從而有所得有所不得，孔子“見利思義”與春秋時人之義利說皆主“義為利本”有所不同。有臺灣學者對“思義”評價為：“然由‘思義’一語所涵蘊的人有分辨是非之道德知，與道德意志，所以決定其利之是否應得，則不可誣?！倍鴱娜省⑿纳险f，孟子的義利觀則另辟新意。孟子言：“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保ā睹献印じ孀由稀罚┯盅裕骸靶邜褐?，義也?！保ā睹献印じ孀由稀罚傲x”乃人之羞惡之心，為人所固有，是人之為人的道理理性在現實上之呈現。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在于其仁心，而應然或不應然之義為羞惡之心所分辨，禮之發用也為義所包涵。一個人行了不義之事，就感到羞愧而無地自容，這樣的義實際上包含了正義。正義或非正義主要指涉公平問題，而孟子所謂之“義”除了公平不公平之外，還指涉該做不該做之事。孟子進一步主張“仁內義外”，故而言之，孟子所言義已經偏離春秋時人由禮說義的傳統，轉為人所具有的蘊含于心的道德法則。義也從春秋時人“見利思義”“見得思義”的由序分位、定社稷、序百姓的國家大利，轉為注重內心的道德理性而漸漸偏離政治理想和政治秩序之直接架構。故對梁惠王“利吾國”之問，孟子回答：“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

面對戰國末期人心趨惡之社會亂局，荀子重建社會秩序必須對義利關系重新界定，進而扭轉孟子一味內轉之傾向，在義之界定上以公為先，禮義結合，把義塑造為內可以制欲外可以節人的政治法則，實現義從孟子的道德修身問題變為群體秩序問題。和孟子主張“王何必曰利”相反，荀子重視“以義制利”：“皆使民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不能以義制利，不能以偽飾性，則兼以為民?！?《荀子·正論》)公平社會的理想境界是民行其事而各得其宜，在具體措施上表現為通過禮——“以偽飾性”和通過義——“以義制利”，同時要“兼以為民”。以義制利和以偽飾性是從圣王之制的手段上說，“兼以為民”是從圣王之制的目的上講，在此荀子把義之作用和禮之功能相對應，說明義之本身已經不是與“利”相對的靜態的觀念，而是隨著禮之損益，“義”也在不斷調整變化，以應對內外上下之情。荀子謂之“以義應變”，它和“禮”一樣可以化性起偽，矯治人性，內可以節制人的欲望、克制人之私欲，外可以節制萬物乃至制天命而用，上可以讓君主安位而下可以調節民情?？梢钥吹?，荀子義利之辨其目的在于社會之公義：節人之欲，建立秩序，而這也是荀子公義的第一層內涵。第二，荀子指出禮的意義就在于別，這也是公義之本義?！熬蛹鹊闷漯B，又好其別。”(《荀子·禮論》)何為別？荀子認為禮治就是建立貴賤有等，長幼有差的等差社會。只有如此，才能讓社會上的貧富貴賤之人不管身份職位如何皆有所稱。因為荀子認為如果以平均、齊一作為判斷社會公、私的標準，仍然無法達到正理平治的要求，只有靠禮法規范以成就“等差有別”的社會，才能達到正理平治的公義社會。荀子對正理平治社會的描述為在上者的公義要做到“德必稱位”，士以下的庶民階層的公義要做到“利足以生民”。可見，荀子所謂的公義不是單純地和公利相同，因為公義蘊含了士以上階層和庶民百姓的正常欲求以及所得的“私利”。在這個層面上，荀子試圖以禮的規范來調節公、私沖突，在不違反“德必稱位”和“民必勝事”公義的前提下，盡量滿足人們的“私欲”。

三、“先義而后利”：王者政治之公義理想

荀子理想的公義社會是在禮的范圍內按“分差”之位來分配社會的資源，人之私欲也是在公義的涵攝之中，如此，荀子的公義也從孔孟的內在的道德理性走向外在的禮法規范，并落實于社會的等差秩序之中。從個體內心的德性修養走向社會人倫的群居生活，群居和一的社會理想就成為荀子政治哲學最大的公義問題。荀子所謂以義制利就不僅是個體本身克制欲望，而是在群己關系上指向維系社會群體利益的更大空間。君主所掌控的社會群體公義包含了量地而立國、計利而富民、度人力而受事、使民必勝事，也就是在土地、經濟、人力、民事四個方面，君主都要心懷公義，不與民爭業。義標明人之所以為人，利為人之所欲：“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荀子·大略》)在面對義與利，公與私的問題，荀子肯定義、利是人之“兩有”，天子、諸侯、大夫、士人該如何抉擇？荀子主張在上者要做到不與民爭業，具體就是士大夫以上不言多少、不言利害、不言得失、不通財貨，其目的在于讓利于民，使民財得以積累，藏富于民而實現國家之大利，把人民的“利”作為君王“義”的展現，這就是以義制利所達成之“兼以為民”。同時，君主要知“榮辱之大分”：“先義而后利者榮，先利而后義者辱?！?《荀子·榮辱》)以先義后利為榮，人既好義又好利，要兼顧義利，當義利沖突時，即使以利為后也不為恥辱。在具體的道德情境中，荀子推崇“士君子之勇”：不傾于權，不謀其利，把義始終作為君子之追求目標，重死持義而不撓，這就是君主所秉持的義榮，也是公義在面對價值沖突時的基本要求。不與民爭業、知榮辱之大分是荀子在物質和精神層面為實現社會公義而作的政治設計，為群居和一的公平社會之建立提供物質和價值方面的保障。

陳亮也有類似于荀子以義利“兩有”來談“公”的情況。陳亮雖認為統治者是需要通過禮法來賞罰以驅天下，但如果是從公心而非從一己之喜怒私欲，其賞罰帶來的是長治久安之效應，是可視為王者之賞罰。“如果在合乎‘義’的原則取得‘利’的擁有，則私與公在實然的倫理情境中，其實也可并存不背?！标惲猎凇巴醢浴钡谋尘爸抡務摿x利兩有、公私之辨明顯是受到荀子的影響?！巴醯勒巍笔侨寮胰宋镆恢轮鲝埐⒆非蟮牡赖抡卫硐搿Ｃ献右圆蝗倘酥男胁蝗倘酥献拥耐醯勒螢槿收渚唧w內容包含了人民賴以生存的井田制度、官員的任用方式、自然資源的使用、刑罰的基本原則，可以說包括了治理國家的幾個重要方面。而之所以說“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是因為人民有耕種的田地乃是前提，政府不能為了應對各種政治戰爭的需求而傷害人民基本生活所需和所得的生活資源。人民生活相對豐足，國家才有理由要求人民擔負保衛國家的重任，具體就是要求統治者放開自然資源讓人們有所獲取，但禁止人們在適宜的季節濫砍濫伐，斧斤以時入林，保證自然永續發展；不違農時，不奪其時，可以保證五十者有衣帛，七十者有食肉，數口之家而無饑。人民沒有饑寒貧窮，安居樂業，再推進“庠序之教”“孝悌之養”，如此則人人能安居樂業，安享天年。生前可以得到最低限度的溫飽而沒有困難，即使生病而死或無疾而老終，都不存在讓后人抱憾之痛苦。如此，則“地方百里而可以王”(《孟子·梁惠王上》)。可以說，孟子為梁惠王描繪了一幅施行仁政、王道天下的理想。孟子認為只要推行仁政，就能成就王道的功業，成為天下之共主，所以要一統天下并非難事。然而在當時戰國爭雄的慘烈情況之下，孟子雖雄辯滔滔，其仁政思想大體只是空想。其根本原因正如荀子批評思孟學派所言：“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荀子·非十二子》)意思是思孟學派的規范體系博大而雜亂無章，無系統、無條理、無統類，思辨晦澀，僻違幽隱，不能真正引導建立社會政治的規范秩序。

基于此，荀子一反孟子仁政王道理念，提出了以義為本、重視義利之辨的王道義政理想，以重建社會秩序，實現正理平治的公義之善。荀子言：“巨用之者，先義而后利……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荀子·王霸》)在這里的“先義而后利”之“義”，荀子明確定義為“不恤親疏”“不恤貴賤”，而在于“誠能求之”，很顯然荀子是從用人之公道上言義，這也是“巨用”之義。“不恤親疏”“不恤貴賤”以求尚賢使能，這是維護君主用人之公義。王者先義而后利，不因私利、小利而失其“巨用”；而霸者雖不及王者純粹，雖然有時蔽于小而失其巨，但“巨用”之義仍在，一若彼，一若此，雜而用之也。亡者之國，則先利而后義，“不恤是非”，“不治曲直”，惟利所在，權謀日用而上下離心，無一而亡則不遠。荀子認為王者治國在于“不殺無罪”“不行不義”，以求“義立而王”。何謂“義立而王”？曰：“以國齊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荀子·王霸》)推行“王者之制”，也就是王者堅定心智以行仁義，以“誠”加于志意，以“義”加于身行，又以“義”行乎法度政事，再加以生殺貴賤之威，故而可實現國定而天下定。

可見，“以國齊義”所謂之“義”，是荀子在“義利之辨”中所提出的公義，也就是以義節制人欲、行于禮法而維護社會秩序，促進平治之公義。故而，“義立而亡”的王道理想就是“先義而后利”，倘若國家按照公義而行，便是“王者之政”：舉賢而罷不能，誅元惡而教平民。雖士大夫之子孫，如言行不合禮義，則黜歸于庶人；雖庶人之子孫，能積文學，正身修行，能合于禮義，則升為卿相士大夫，此為反世祿之舉也。教化民眾，使之歸正，而有殘疾者，收而養之，并視其才而用之，使衣食無憂。此為王者之政也?？芍?，荀子的“王者之政”就是“先義而后利”的社會公義。因而，荀子的政治倫理思想其基本特征是治國以禮，立制以義，禮義結合，而實現社會正理平治之公義世界，群居和一之公平社會，這就是“盡倫盡制”之“王者之制”也。“在秩序重建的問題上，荀子必須瓦解孟子所建立的‘知識背景’，訴諸客觀有效的制度法則以使社會的‘公共善’能夠得以真正落實?！笔聦嵣?，從先秦時代孟荀文獻來看，荀子義利、王霸之辨著眼于維系禮之分位等級，以維護社會秩序穩定之公義，應該比起孟子談論心性修養更為重要，也更貼近戰國時代禮崩樂壞之下的歷史情境。

從以上分析可知，荀子分而均之的公平原理是從明分使群、以禮分施、論德量能、法以類舉、公義勝私欲五個方面保證社會公平正義理想的實現，從合群組織和等差原理，價值和規范，用人制度和政策，法治環境和法理層面以及先義而后利、以國齊義的規范秩序五個層面維系社會正理平治的公義之善。合群是公平社會存在的基本方式，等差是公平社會存在的基本原理，禮分是公平社會存在的基本規則，公義是公平社會存在的基本價值，法治是公平社會存在的基本保證，這五個方面從時間和空間的多維角度交織并建構了群居和一之道。

原載：《齊魯學刊》2026年第2期第27-3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