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6.05.25

2026年5月，特朗普和普京相繼訪問中國。表面看，這是中美、中俄兩組雙邊關系中的重大外交事件；往深處看，它折射出世界思想格局正在改寫。特朗普和普京都不只是各自國家的領導人，也是一種正在歐美、拉美和其他地區擴散的民族文明主義潮流的代表。

今天的大國關系，已經不只是國家利益的合縱連橫，也是不同政治理念、文明敘事和社會想象之間的合縱連橫。西方內部高度分化，美國內部也高度分化，過去那種簡單談論“美國如何”、“西方如何”的方式已經不夠用了。中國處理對美、對歐和對整個西方社會的關系，也應隨之調整。

2026年5月13日至15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幾天后，俄羅斯總統普京也于5月19日至20日訪華。兩場訪問在時間上相距很近，很容易被看作外交日程上的兩個高規格安排。但如果只從外交禮儀上理解，就會漏掉更關鍵的一點，特朗普和普京都有另一重身份。他們是國家元首，也是當代民族文明主義的重要象征人物。他們相繼來到北京，標志著世界意識形態格局正在出現新的層次。

2026年5月20日晚，俄羅斯總統普京結束對中國的國事訪問，乘專機離開北京（圖源：俄羅斯衛星通訊社）

兩位國家元首，

也是跨國意識形態潮流的代言人

特朗普和普京首先當然分別代表美國和俄羅斯。但如果只把他們看成兩個國家的代表，就會漏掉另一個層面。他們二人都代表一種跨國家、跨地區傳播的思想潮流。本文稱之為“民族文明主義”。它強調，國家不是抽象的制度機器，而是由歷史、宗教、族群、語言、共同記憶和生活方式構成的共同體；政治的首要任務，不是把所有國家改造成同一種制度模板，而是保護本國文明、主權、邊界和社會凝聚力。

這套理念與冷戰后長期占據主流的自由國際主義差異明顯。自由國際主義更相信開放邊界、個人權利、普世制度和價值擴散；民族文明主義則更強調民族國家、文化邊界、傳統價值和文明自保。二者都不只是一個國家內部的政治觀念，而是可以跨國傳播、跨國結盟、跨國互相借力的思想體系。過去幾十年，西方主流精英常把自由國際主義視為幾乎沒有替代方案的道路；現在，民族文明主義正在對這種確定性提出挑戰。

特朗普和普京并不完全相同。美國和俄羅斯有不同歷史、不同制度、不同利益，二人的性格和政策也差異很大。但在反對全球主義、反對干涉內政、反對身份政治過度擴張、反對削弱民族國家主權方面，他們有明顯共鳴。美俄都不滿于當前全球政治、經濟與文化秩序，都反對普世主義、干涉主義、政治正確、多元文化主義和身份政治的過度擴張。這種共鳴并不意味著國家利益上的一致，卻足以形成一種精神上的互相理解。

這種合流不是簡單的“美國親俄”或“俄羅斯親美”。它更多是一種精神上的互相確認。彼此都認為，真正威脅國家根基的，不只是外部敵人，更是內部精英、跨國資本、文化解構和傳統共同體的衰弱。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特朗普和普京相繼訪華，不只是兩場外交活動，也像是民族文明主義的兩個世界級領袖面對中國這一社會主義國家時的一次集中亮相。

意識形態沖突

對西方國際關系史的影響

很多人容易把意識形態理解為一國國內的事情。其實，任何真正有生命力的意識形態，天然都有跨國性。社會主義曾經有自己的國際組織、政黨網絡和跨國動員。西方中左翼和中右翼政黨長期也有各自的國際聯盟、基金會、智庫和媒體網絡。民族文明主義今天的擴散，也符合這個規律。

美國國際關系學者約翰·歐文在《世界政治中的觀念沖突》中長期研究思想如何塑造國際關系。他把近五百年來歐洲和世界的許多戰爭、制度變遷和大國干預，放在跨國意識形態網絡的背景下解釋。歐文認為，國家并不只是爭奪土地和資源，也經常圍繞什么制度、什么秩序、什么生活方式更正當而斗爭；跨國思想網絡會連接不同國家內部的政治力量，使一個國家內部的政治斗爭具有國際意義。這個判斷很適合用來理解今天西方內部的思想撕裂。

歐文還提醒我們，所謂跨國思想沖突并不是空洞概念。16至17世紀的歐洲，有天主教與新教的沖突；18世紀末到19世紀，有正統主義、革命主義、君主制和共和制的沖突；20世紀則有自由主義、法西斯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沖突。相關研究還統計，自16世紀以來，國家使用武力推動他國內部制度改變并不少見，而且往往在跨國意識形態緊張和國際安全壓力同時上升時最為密集。

這對理解今天很有啟發。冷戰結束后，很多人以為意識形態大沖突已經過去，世界只剩下經濟全球化、技術競爭和國家利益。但過去十幾年說明，觀念并沒有退場，只是換了一種方式回來了。今天西方內部自由主義與民族文明主義之間的沖突，可以被看作歷史上跨國思想斗爭模式的又一次出現。不同的是，這一次沖突首先發生在西方內部，而不是簡單發生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間。

這也是為什么今天談國際關系，不能只看國家間的力量對比，還要看思想之間的親疏。國家與國家之間可能有利益沖突，但思想上卻彼此接近；國家之間可能同屬一個聯盟，但內部政治力量卻站在彼此敵對的思想陣營中。美國和俄羅斯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從國家利益看，美俄矛盾深厚；但從民族文明主義視角看，美國共和黨內部相當一部分人對普京式俄羅斯的態度，已經不同于冷戰時期的反俄本能。美俄關系近年的解凍，不僅與戰略算計有關，也與特朗普主義和普京主義之間的價值觀共鳴有關。

因此，今天的世界至少有兩層合縱連橫：一層是國家之間圍繞資源、安全、市場和地緣位置展開的現實合縱連橫；另一層是自由主義、民族文明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思想合縱連橫。這兩層有時相互強化，有時互相抵消。只看國家利益，會把問題看窄，只看意識形態，又會把問題看空。今天的大國關系，恰恰是在這兩條線交叉處展開的。

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于5月13日抵達中國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圖源：BBC）

今天不能再籠統地

說“西方”和“美國”

冷戰結束后，西方曾經是一個相對清晰的概念。它大體指自由主義陣營國家。這個西方有共同的制度語言、共同的價值敘事、共同的聯盟體系，也有共同的全球化議程。福山的“歷史終結論”之所以一度流行，正是因為很多西方精英相信，自由市場和議會民主已經贏得最終勝利，其他文明最終也會向這一模式靠攏。

但今天再籠統地說西方，已經不太準確。西方至少已經分裂成兩個部分：一個仍然相信自由國際主義，支持歐盟一體化和開放社會；另一個則越來越強調民族國家、邊界、傳統價值、宗教認同和文明自保。甚至，如果說美國，也要說明是哪一個美國。特朗普大體只能代表美國的一半，民主黨和拜登也大體只能代表另一半。美國不再是一個完整的思想共同體，而是兩個互相爭奪國家定義權的政治共同體。

這就意味著，過去幾十年中國與美國交往的方式，在今天已經不完全適用了。過去我們主要采取一種“精英本位”的對美交往方式，更多同華盛頓主流政治力量和各類精英群體打交道。在自由國際主義一統西方的大背景下，這種方式有它的合理性，也確實推動兩國人民相互理解。但今天美國社會的權力結構、輿論結構和身份結構都在變。如果中國仍然采取傳統交往方式，不僅難以觸及美國另一半社會，甚至很可能產生反作用。

歐洲也一樣。德國選擇黨、法國國民聯盟、英國改革黨以及其他更激進的新興右翼力量，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這種變化。德國選擇黨在東部薩克森—安哈爾特州支持率已經達到高位，有可能首次爭取州長職位；法國國民聯盟政治繼承人巴爾代拉被不少民調視為2027年總統選舉的重要競爭者；英國改革黨則在2026年地方選舉中取得突出表現。未來一兩年，歐洲一些國家的民族文明主義勢力大概率繼續上升，不排除個別國家的傳統主流政黨失去權力，或者不得不與新興右翼力量重新分配政治空間。

馬斯克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很有象征性的角色，他不僅是一個商人，而且在全世界到處推動民族文明主義。他大力資助歐洲民族主義政黨，并且用社交媒體平臺打擊歐洲建制政黨，這是非常清楚的。2025年1月，馬斯克以視頻方式出席德國選擇黨競選活動，并稱選擇黨是德國最大的希望。這種支持將美國科技資本、平臺流量、資金和歐洲民族文明主義政治連接起來。

特朗普重返白宮后，也加快了對歐洲政治的介入。2025年新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猛烈批評歐洲，稱歐洲面臨文明抹除風險，并鼓勵美國支持歐洲內部的民族主義力量。歐洲理事會主席科斯塔警告美國不要干預歐洲內部事務，德國總理默茨則表示歐洲必須減少對美國的依賴。美國與歐洲之間，不再只是盟友之間的政策分歧，而是已經出現了關于歐洲未來道路的思想分歧。

當然，民族文明主義的擴張并非一路順風。意大利梅洛尼雖然來自右翼陣營，但在多數安全和對歐議題上仍不敢脫離歐盟主線。匈牙利更具有象征意義。歐爾班曾被許多美國共和黨人視為理想樣板，大量美國民族文明主義者去匈牙利考察，試圖借鑒其媒體、教育、移民和家庭政策經驗。但2026年4月，盡管有美國副總統萬斯的現場站臺，歐爾班還是輸掉了大選。

這說明，西方的民族文明主義處在上升期，但并非必然勝利。它有真實社會基礎，也有明顯政治短板；它能動員不滿，卻未必能穩定執政；它能反對舊秩序，卻未必能提出完整的新秩序。正因為如此，今天的西方更像一個內部斗爭中的大空間，而不是一個方向一致的共同體。中國同這個西方打交道，也不能再沿用過去的單一渠道方式。

2026年5月22日，特朗普在真實社交發帖，配圖文字為“你好，格陵蘭”（圖源：真實社交）

俄羅斯為何成為

民族文明主義的大本營

在這一輪思想變化中，俄羅斯具有特殊位置。2012年前后，俄羅斯開始更加系統地建構自己的民族文明主義敘事。它不再簡單模仿西方自由主義，而是從東正教、國家主權、傳統價值和反單極世界秩序中提煉政治語言。俄羅斯從自身文化傳統、歷史和宗教中提取獨特價值觀，再賦予其超越俄羅斯本土的普遍意義。當其他國家原有價值觀導致社會危機時，俄羅斯這種價值觀就可能對西方部分群體產生吸引力。

這種吸引力并不是因為歐美右翼真的想變成俄羅斯人，而是因為他們在本國社會中看到很多問題。全球化和移民改變了社會結構，身份政治加深了共同體裂痕，傳統宗教和家庭被邊緣化，大學、媒體和司法系統被認為越來越脫離普通人的生活。俄羅斯提供的不是一套可以直接照搬的制度模板，而是一種心理上的替代答案。國家可以不把自由主義作為唯一方向，文明也可以不以美國主流價值為唯一尺度。

俄羅斯這種軟權力不是簡單的國家形象宣傳，而是文化和價值觀吸引力。俄羅斯試圖用非自由主義的價值觀來獲得吸引力，它確實提供了一個外部參照，使部分美國右翼相信，自由主義不是唯一可能，民族國家和傳統文明也可以重新成為政治合法性的來源。也正因如此，美國部分共和黨人對俄羅斯產生了復雜好感。從國家利益看，美國和俄羅斯有長期矛盾；從精神氣質看，二者卻出現越來越多相似語言。特朗普主義和普京主義都認為，政治正確、多元文化主義和普世主義正在傷害傳統國家、傳統宗教和傳統身份，他們都認為自由主義在全球化、世俗化和普世化過程中威脅了各自國家的生存基礎，因此分別以孤立主義、傳統文化和國家認同重構進行回應。

因此，在精神層面，美國共和黨的一部分人越來越能夠理解普京。這種現象很有趣，也很重要。它說明，今天的大國關系中，國家利益與思想親近并不總是一致。美俄仍然有地緣矛盾，但二者之間的價值觀距離確實很近；中俄有戰略合作，但中俄之間的聯系其實遠不如俄羅斯與美國共和黨之間的那種親近。中俄政府之間關系密切，但兩國知識精英之間、民眾之間的精神紐帶還不夠牢固；中美有現實競爭，但美國不同政治力量對中國的文明敵意程度也截然不同。

“文明”概念如何從邊緣

走向美國政治中心

在美國政治和學術主流中，文明長期不是一個核心概念。美國更習慣用制度和意識形態來劃分敵友：自由世界與不自由世界、民主與專制、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等等。20世紀早期，斯賓格勒、湯因比等人談論西方文明衰落，但這些觀點在美國主流學術界長期不太受重視。到了冷戰后，亨廷頓提出“文明沖突論”，一度引發轟動，但也受到很多批評。美國主流精英更愿意相信福山式的樂觀圖景，即自由民主終將成為人類共同的制度歸宿。

即便是2001年“9·11”恐襲后，美國主流政治也不愿把它定義成文明之間的戰爭。小布什政府強調美國并不反對伊斯蘭文明，而是反對恐怖主義。這種表述體現了美國自由國際主義的基本信念，即不同文明之間當然有差異，但這些差異最終可以通過自由民主和市場秩序彌合。美國不是一個特定文明，而是一個能把不同文明融入自身的制度容器。

特朗普改變了這一點。2016年競選時，他還沒有成熟的文明理論，但他抓住了很多美國選民心中的不安：美國是否還像過去的美國？美國傳統生活方式是否正在消失？移民、身份政治、大學文化和全球主義精英是否正在改變美國的根基？這些問題后來被重新包裝成文明安全。它們不是冷冰冰的理論問題，而是許多美國普通人對日常生活變化的感受。

2025年新版《國家安全戰略》使這種思路文件化。英文媒體報道，該戰略文件猛烈批評歐洲，稱移民、低生育率和歐盟政策可能導致歐洲文明抹除，并鼓勵美國支持歐洲內部的民族主義力量。《時代》雜志認為，該戰略把西半球、歐洲政治和民族主義運動放在突出位置，對中國則不再強調傳統的民主對抗威權敘事。這個變化比許多人想象的更大。它不是簡單換了幾個詞，而是把美國安全問題的根源從外部意識形態敵人轉向內部文明活力。

過去美國自由主義建制派認為，外部敵人是那些拒絕自由民主制度的國家；特朗普的民族文明主義則認為，美國真正的心腹之患在國內，是放任移民、政治正確、身份政治和精英失職共同導致美國文明活力衰退。新版戰略把文明安全放到突出位置，認為美國面臨的生存性挑戰更多來自美國自身文明活力、人口結構和精英政策，而不是外部意識形態敵人。

由此，特朗普對中國的態度也發生變化。中國仍是競爭者，但不再被他視為美國文明衰落的源頭。美國的文明危機，在他的邏輯中主要由美國內部造成。這是理解特朗普第二任期中美關系變化的關鍵。特朗普越來越清楚這一點，因此他對中國的態度也開始從意識形態敵意轉向現實利益談判。

波音737客機的訂單可能成為此次特朗普訪華促成的重要成果，但相關訂單尚未得到中國的官方確認（圖源：BBC）

特朗普對華態度的重大轉型

特朗普對中國的態度不是一成不變的。大體看，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2018年至2019年中。特朗普主要把中國視為經濟和地緣競爭者。貿易戰爆發后，其團隊內部一度有人嘗試把中美競爭解釋為文明對抗。2019年4月，時任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事務主任基倫·斯金納公開稱，美中競爭不同于冷戰時期西方家庭內部的爭斗，而是美國第一次面對一個非白種人的大國競爭對手。這一表述很快引發爭議，也被特朗普政府淡化處理。它說明，文明沖突話語曾經短暫出現，但沒有成為第一任期官方對華路線的核心。

第二階段是2019年中至2020年。文明沖突說受挫后，特朗普政府轉向意識形態包裝，試圖借意識形態敘事構建跨黨派對華強硬共識。他的下屬甚至宣稱“自由世界不改變中國，中國就會改變他們”，這是第一任期對華意識形態攻勢的高峰。可是，這一路線并沒有真正解決特朗普陣營的困惑：中國究竟是不是美國文明衰落的根源？美國國內身份政治、種族分裂、大學文化、司法體系和媒體生態的變化，顯然不是中國造成的。把美國內部問題都歸因于中國，很難長期說服選民。

第三階段是2021年至2024年。拜登上臺后，特朗普失去權力，深陷選舉爭議、司法調查和黨內斗爭。他的主要敵人不再是中國，而是美國國內的深層政府、民主黨政客、部分不忠誠的共和黨人、司法機構和情報機構。他在集會中多次說，美國真正危險的是內部敵人，甚至比外部對手更危險。與2016年、2020年相比，2024年的特朗普很少使用惡毒反華語言。除了承諾高關稅和產業回流，他更多談的是清除華盛頓腐敗政治、處理非法移民、整頓大學和司法系統。

第四階段是2025年重新執政后。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戰略文件和政策實踐，進一步區分了內部敵人和外部競爭者。特朗普更關心可量化、可宣傳、可交易的成果。對他來說，中美關系不是價值改造工程，而是實力與利益的談判。特朗普第二任期對華思路的最大變化，并不是美國放棄競爭，而是競爭的敘事發生了改變。中國仍是經濟、科技和地緣競爭者，卻不再是美國文明危機的主要解釋對象。這個變化非常重要。

這次特朗普訪華，可以看作上述轉型的外交呈現。他不是來中國宣講美國價值，也不是把中國當成等待改造的對象，而是以平視的方式同中國談利益、談秩序、談可交換的條件。他對中國人民、中國歷史和中國文明的贊賞，既有禮節性外交語言的一面，也有民族文明主義者看待另一種古老文明時的真實反應。過去美國自由主義者常常以制度優越感俯視中國，而民族文明主義者至少在相當多時候，更容易承認一個國家的歷史根基和文明獨特性。

為何部分民族文明主義者

開始“平視”中國

過去，美國主流政治常以居高臨下的姿態看待中國。美國許多精英認為，美國生活方式才是中國現代化的終點，中國只有不斷接近美國，才算真正進步。今天，這種優越感在一部分美國人那里已經減弱。民族文明主義者更容易承認中國是一個有自身歷史、文明和治理邏輯的大國，不是等待美國改造的對象。特朗普是一個民族文明主義者，他試圖用美國文明來動員美國民眾，當他看到中國悠久的歷史和強烈的文明連續性時，也會產生某種尊重和欽佩。

這也提醒中國，我們同樣不能用簡單化的方式看美國。美國文明本身也有其獨特創造力。當美國的民族文明主義者開始更平等地看待中國文明，中國也應更平和、更準確地看待美國文明。像特朗普看待中國那樣，帶著一點謙虛和好奇去看美國，反而有助于中國更好地理解今天的美國。

民族文明主義并不要求所有國家接受同一種制度，而是承認不同國家有不同歷史、傳統和政治組織方式。美國思想家約拉姆·哈佐尼在《民族主義的美德》中強調民族國家自我治理的重要性，認為不同國家保留自身傳統和制度，形成了可比較、可借鑒的多樣實踐。這種思路與自由國際主義的一元模板不同，更容易接受文明之間的差異。

美國最高法院（門楣）雕刻了來自中國、猶地亞（以色列古地名）和古希臘的先賢形象（圖源：推特）

俄羅斯民族文明主義思想家杜金的變化很能說明問題。杜金早年在《地緣政治基礎》中曾對中國持高度警惕甚至敵視態度，主張削弱中國。但近年來，他轉而高度評價中國的獨立性和主權意識。杜金認為中國沒有落入西方主導世界的框架，而是成為反對大西洋主義的重要力量。類似地，德國選擇黨建立之初對中國持懷疑態度，但近年已經出現明顯轉向。

美國MAGA陣營內部也出現類似分化。塔克·卡爾森式人物反復提醒美國右翼，不要被華盛頓建制派帶入盲目反華。他們認為，中國在國家認同、長期規劃、反身份政治和社會整合方面，有值得美國觀察甚至學習的地方。卡爾森可以被認為是理性保守派，他主張美中對話，以減少誤解，而不是一味對抗。

更有意思的是代理副國務卿達倫·比蒂這類人。他雖然屬于美國白人右翼圈層，卻不敵視中國文明，甚至認為美國可以學習中國在民族政策和國家治理上的某些做法。這種觀點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內閣副官和助理官員中并非孤例。它說明，特朗普團隊愿意吸納一些對華更溫和、甚至帶有某種向中國學習傾向的聲音。

當然，不能把這看成美國右翼根本上轉變了對華態度。MAGA內部最敵視中國、最排斥中國學生、最主張經濟脫鉤的一批人，也往往集中在這個圈層。勞拉·英格拉漢姆、勞拉·魯默等人代表的排外民粹聲音依然強烈；班農式文明沖突派并未消失。美國國會兩黨中的對華鷹派也會持續施壓。問題在于，已經有相當多的民族文明主義者與第一任期的新冷戰思路拉開距離，這種轉變還在繼續發生。中方不能高估這種變化，也不能低估其中的戰略空間。

世界不是簡單三角關系，

而是“三種思想”的三角關系

今天討論國際格局，常說中美俄三角、中美歐三角或中美俄歐多邊關系。這當然重要。但如果只看國家關系，容易忽略另一種三角，即自由主義、民族文明主義和社會主義。

自由主義仍然掌握大量國際組織、大學、媒體、基金會和制度資源。它強調個人權利、開放社會、市場全球化、制度普遍性和跨國治理。民族文明主義正在美國、俄羅斯、歐洲和拉美部分地區上升，強調民族國家、邊界、傳統共同體、文明自保和國家認同。社會主義則強調國家能力、長期規劃、愛國精神和社會整合。

三種思想分別嵌套在世界各國內部。例如，俄羅斯和中國的精英階層中，自由主義實際上依然有話語空間；美國的主流價值觀也并未完全離開自由主義，只是隨著各州之間人口對比變化、國會選區劃分和共和黨基層組織的變化，民族文明主義在政治上的權重會繼續上升。未來一段時間，在歐洲和拉美，自由主義、民族文明主義、社會主義之間還會進行錯綜復雜的、拉鋸式的斗爭。

這三種思想之間并不是簡單敵我關系。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在多邊主義、全球開放、反對極端排外方面可能有交集；民族文明主義和社會主義在反對單極霸權、反對強制輸出制度方面也可能有交集；自由主義和民族文明主義都還存在于西方選舉體系框架下，盡管如今這種共識正在動搖。今天國際關系的復雜性就在這里：國家利益是一條線，思想親疏是另一條線，兩條線經常交叉，也經常錯位。

特朗普和普京相繼訪華，恰好體現了這種雙重結構。從國家利益看，中美有競爭，中俄有合作，美俄也有矛盾。從思想結構看，特朗普和普京都屬于民族文明主義潮流，但他們又分別與中國有不同類型的現實關系。中國不是民族文明主義國家，而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堅持文明多樣性、國家主權、發展道路自主和多邊合作，這使它在思想結構中具有獨特位置。

這也解釋了為什么特朗普第二任期對全球化的影響具有兩面性。一方面，他不斷沖擊既有國際秩序，加速反全球化和供應鏈分裂；另一方面，他也把美國與歐洲、美國與傳統盟友、美國內部自由主義與民族文明主義之間的裂縫進一步暴露出來，使西方世界一致對抗中國的局面無法延續。

如果沒有特朗普，西方反全球化很可能被重新組織成東西方對抗，最后形成一個更整齊的美國—歐洲—日本聯盟來圍堵中國。特朗普的出現卻改變了這一軌跡。他不僅對中國施壓，也對歐洲施壓；不僅批評中國，也批評歐盟；不僅挑戰多邊貿易，也挑戰北約和美國傳統盟友體系。這使中國面對的不是一個鐵板一塊的西方，而是一個內部爭論激烈、路線分裂加深的西方。

這種變化也會影響拉美。特朗普訪華若帶來中美關系階段性改善，就不只是改善中美關系本身，還會對一些與特朗普關系密切、同時又需要中國市場和投資的拉美國家產生示范效應。阿根廷就是一個典型例子，最近米萊政府正在進一步改善與中國的關系，將同中國合作看成可以與親美立場并存的務實選擇。

2026年1月，阿根廷總統米萊稱計劃今年訪華，目前尚未確認具體行程（圖源：美聯社）

中國面對的是機會，也是考驗

從中國角度看，特朗普第二任期的變化既有機會，也有挑戰。機會在于，中美關系可能進入一個相對穩定的共存階段。特朗普不完全接受兩黨戰略界關于中國的固定敘事。他更關心現實利益、訂單、關稅、產業回流、邊界和美國內部整頓。只要他認為美國文明危機主要來自內部，而不是來自中國，中美之間由價值觀差異引發的緊張就會有所下降。這并不意味著美國不再打壓中國，而是打壓方式會更務實化。

挑戰在于，美國不會放棄對中國的經濟、科技和安全壓力。特朗普可能不再熱衷于改造中國，但他仍會在關稅、芯片、投資、安全審查、芬太尼和供應鏈問題上強力要價。中國未來需要同時處理三個關系：與特朗普式美國保持可控穩定；與歐洲自由主義主流保持務實合作；與俄羅斯繼續保持戰略互信。任何一方都不能絕對化。

更重要的是，中國不能把西方分裂理解為西方衰落已經不可逆。西方內部爭斗可能削弱其短期協調能力，也可能倒逼其重組出新的政治形態。如果美國通過特朗普式改革成功降低財政壓力、重建產業、收緊移民、提高內部凝聚力，那么美國就會給中國帶來更多風險和壓力。歐洲也是如此，部分國家民族文明主義勢力上升，未必自動有利于中國；它們可能更尊重文明多樣性，也可能更強調產業邊界、移民安全和本國優先。

因此，中國需要更有彈性的外交智慧。一方面，要堅定維護多邊主義、開放合作和文明互鑒，避免被拖入簡單陣營對抗。另一方面，要準確區分不同的西方：自由國際主義的西方、民族文明主義的西方、務實經濟利益導向的西方、仍愿與中國合作的西方、敵視中國的西方。對不同對象，不能用同一種語言、同一種策略。

在對美關系上，應抓住特朗普時期相對穩定的窗口，推動經貿、人文、教育、執法和地方合作恢復。更重要的是，對美交往方式要調整。過去幾十年，我們更習慣與美國自由派精英求同存異，這在當時是必要的。但今天美國內部已經發生重大變化，“精英主義”的交往模式既不足以理解美國，也可能讓另一半美國對中國形成新的懷疑。未來需要在美國內部不同政治力量之間進行多元化的求同存異，同自由派談制度差異與開放合作，同民族文明主義者談文明尊重、邊界意識和國家發展。一些共和黨智庫的學者希望借助孔子思想來論證其主張，但中國卻沒有有效地將儒家文化資源作為兩國文明溝通的重要載體。

這種多元化不只適用于美國，也適用于整個西方。過去中國更多與西方自由主義主流打交道，強調在差異中尋找共同利益。現在西方內部出現新的政治力量，中國也要學會同不同西方求同存異。與自由主義者求同存異，重點是多邊合作、開放市場和人文交流；與民族文明主義者求同存異，重點可以是文明互尊、主權平等、反對強制制度輸出；與務實經濟力量求同存異，重點是產業合作和市場機會。這樣做不是投機，而是承認現實，美國和西方已經不是過去那個單一的西方。

在對歐關系上，要繼續維護中歐經貿、氣候、科技和文化合作空間，同時也要關注歐洲民族文明主義政黨的上升。未來一兩年，德國、法國、英國以及部分中東歐國家的政治結構都可能繼續變化。中國既不能把歐洲自由主義主流等同于整個歐洲，也不能把歐洲右翼的上升簡單視為天然利好。應在尊重歐洲政治選擇的前提下，保持與不同政治力量的溝通能力。

西班牙巴塞羅那自由貿易區，嘉賓體驗中國汽車制造商奇瑞與西班牙埃布羅公司合資工廠的車輛（圖源：新華社）

真正的變化，

是世界思想地圖正在重畫

特朗普和普京相繼來到北京，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兩場訪問的禮儀規格，而是它們背后反映的世界思想地圖正在變化。

過去幾十年，世界的主要矛盾常被理解為自由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關系。冷戰結束后，自由主義一度占據上風，似乎世界只剩一種現代化道路。但今天，世界已經從兩種主要意識形態的競爭，變成三種主要思想體系的互動——自由主義、民族文明主義和社會主義。三者之間既有競爭，也有交叉，既有沖突，也可能有局部合作。

自由主義不會輕易退出。它仍有強大的制度資源、文化資本和國際組織基礎。民族文明主義也不會曇花一現。它扎根于西方社會真實的階層焦慮、移民焦慮、身份焦慮和文明焦慮。社會主義也不是過去意義上的意識形態標簽，而是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呈現出國家能力、長期規劃和文明連續性的新形態。

這就是今天國際政治的歷史縱深。它既不是簡單的中美對抗，也不是簡單的東西方對抗，更不是西方統一對非西方。它是國家利益、文明敘事、制度理念、階層結構和社會心理同時運動的復雜局面。

特朗普和普京都不是偶然人物，普京剛上臺的時候曾明確宣稱自己是自由主義者，特朗普早年則曾經加入民主黨。他們的思想轉變，是因為自由國際主義在過去幾十年積累了太多內部矛盾。全球化讓一些人受益，也讓許多人失落；開放社會擴大了權利，也沖擊了共同體；普世價值提供了道德語言，也讓許多民族國家感到被壓迫。民族文明主義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興起的。

中國不需要簡單擁抱這種潮流，也不應簡單拒斥這種潮流。更合適的態度是冷靜觀察、分類應對、守住底線。特朗普和普京相繼訪華，給中國展示了一個新的國際政治現實。一些過去被認為天然屬于西方陣營的人正在重新理解中國，一些新的政治力量正在用文明、民族和傳統重新定義世界。

中國也要改變自己理解世界和接觸世界的方式。過去自由主義一統西方時，精英交往、智庫交流、大學合作和媒體溝通基本可以覆蓋美國和歐洲主流社會。今天這套方式仍然重要，但已經不夠。美國和歐洲內部出現了新的民眾、政黨、媒體和知識群體，它們不一定喜歡中國，卻可能愿意用較平等的方式理解中國。中國如果只同舊的自由派網絡往來，就可能錯過新的政治現實，也可能在無意中把自己放到美國和歐洲內部斗爭的一邊。

隨著西方國家精英政治影響力的普遍下降，未來中國對外交往應該從“精英本位”范式轉向多元主義范式。中國既要繼續同自由主義精英交流，也要同民族文明主義者、地方政治力量、產業界、青年群體、媒體平臺、宗教和社區組織保持適當接觸。我們不需要迎合任何一方，但我們要理解他們各自關心什么。只有這樣，中國才能在一個分裂的西方中保持主動，而不是被某一種西方敘事牽著走。

結語

特朗普和普京相繼來到北京，不只是兩場國事訪問，也是一幅正在展開的世界思想地圖。今天的大國關系，既有國家利益的計算，也有跨國思想潮流的牽引，這是兩個層面的議題，但是彼此之間存在密切聯系。自由主義、民族文明主義和社會主義正在重新排列組合。

對中國而言，這既意味著壓力仍在，也意味著空間增加。中國既要看國家之間的現實利益，也要看思想之間的相互吸引與排斥；既要警惕美國和西方新的壓力方式，也要善用西方內部的分化與重組。只有同時看懂這兩條線，才能理解世界為什么正在變化，也才能更從容地面對變化。

本文作者

孟維瞻：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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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 | 伍子堯

排版 | 許梓烽

初審 | 王希圣

終審 | 馮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