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電影圈的“妖風”似乎從未停歇。前有《監(jiān)獄來的媽媽》挑戰(zhàn)大眾審美底線，如今又傳出由鄭保瑞執(zhí)導、王學圻與易烊千璽等明星云集的《澎湖海戰(zhàn)》定檔暑期檔。這部號稱耗資5億、歷時34個月籌備、復刻了50艘古戰(zhàn)船的視覺大片，試圖用宏大的海戰(zhàn)奇觀來包裝一段充滿爭議的歷史。然而，當“統(tǒng)一”的宏大敘事被生硬地套在一個在明清之間反復橫跳的降將身上時，我們不得不發(fā)出一個犀利的質(zhì)問：如果施瑯值得被拍成電影歌頌，那為清朝統(tǒng)一立下“汗馬功勞”的吳三桂，是不是也該擁有一部專屬的《啊！山海關》？
在傳統(tǒng)的歷史評價與大眾樸素的道德觀中，施瑯與吳三桂、洪承疇等人，曾長期被并列釘在“漢奸”與“貳臣”的恥辱柱上。施瑯的人生軌跡，本質(zhì)上是一場精致的利己主義表演。他先是明朝將領，后投奔鄭成功，又因私怨與鄭氏決裂，最終徹底倒向清朝。特別是他與鄭氏家族的決裂，并非出于什么家國大義，更多是因為擅殺舊將曾德引發(fā)鄭成功震怒，導致父弟被殺的個人私仇。為了報一己之私仇，施瑯不惜引清兵攻打同胞，將刀鋒對準了曾經(jīng)并肩作戰(zhàn)的兄弟。這種因私廢公、反復變節(jié)的行徑，在講究“忠臣不事二主”的傳統(tǒng)氣節(jié)面前，無論如何都顯得蒼白且令人不齒。
然而，電影《澎湖海戰(zhàn)》顯然試圖用一套精心編織的劇本邏輯來為施瑯“洗白”。影片將背景設定在公元1681年，臺灣權臣馮錫范、劉國軒弒殺監(jiān)國鄭克臧，挾立12歲幼主鄭克塽，并加劇“以武謀獨”襲擾東南沿海。在這樣的劇情鋪墊下，康熙皇帝（易烊千璽 飾）多次招撫未果，最終命施瑯（王學圻 飾）領兵平臺。電影的高光時刻被設定在施瑯那句擲地有聲的臺詞：“私恩疑怨，隨風而去；天下大勢，乘風而來。”導演試圖通過這種“君臣互信”、“兄弟同心”的情感渲染，以及施瑯放下個人仇恨、順應歷史潮流的人設弧光，來強行升華其人格，將其塑造成一位“以武止戈”的和平統(tǒng)一功臣。
更令人感到荒誕的是，影片為了反襯施瑯“統(tǒng)一”的正義性，不惜將鄭成功的后代強行貼上“分裂勢力”的標簽。歷史的真相是，鄭成功驅(qū)逐荷蘭殖民者，收復被竊據(jù)38年的寶島，是無可爭議的民族英雄壯舉。而在鄭成功死后，其子孫鄭經(jīng)、鄭克塽等人奉南明正朔，堅持的是“反清復明”的政治訴求，他們從未想過要搞現(xiàn)代意義上的“臺灣獨立”，甚至多次渡海西征試圖進取中原。電影中將鄭氏集團描繪成搞“分疆裂土”的亂臣賊子，甚至通過黃和娘（趙麗穎 飾）擔憂家族保全等情節(jié)來弱化其政治正當性，這不僅是對歷史的無知，更是對鄭成功收復臺灣這一偉大功績的變相抹黑。如果按照電影的邏輯，史可法死守揚州、張煌言堅持抗清十九年，是不是也都成了阻礙“統(tǒng)一”的歷史罪人？
我們當然承認，施瑯在客觀上促成了臺灣納入清朝版圖，并力排眾議建議清廷設府治理，這一點有其歷史貢獻。但是，承認歷史結(jié)果，絕不等于要歌頌歷史人物的人格。歷史評價不能搞實用主義，不能為了當下的某種宣傳需求，就隨意扭曲古人的是非曲直。如果為了強調(diào)“統(tǒng)一”就可以無底線地拔高一個反復無常的降將，那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剿滅南明永歷帝，同樣為清朝的“大一統(tǒng)”掃清了障礙，是不是也值得大書特書？
真正的愛國主義，應該建立在尊重歷史、明辨是非的基礎上，而不是靠拍“辮子戲”來搞低級紅、高級黑。我們期待看到的是弘揚民族正氣、尊重歷史邏輯的文藝作品，而不是這種為了流量和票房，不惜踐踏民族記憶、混淆忠奸善惡的“歷史大片”。畢竟，如果連吳三桂都能被洗白，那我們的歷史底線，到底還能退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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