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埃及曾經近九成女性經歷過生殖器切割，全球每年450萬女孩面臨風險，超2.3億人已受害。
• 埃及法律2008年禁止割禮并多次加重處罰，但司法追訴有限，定罪罕見，政策與現實存在落差。
• 割禮在埃及持續存在，深層原因在于父權社會將其視為純潔與婚姻條件，家庭內部決定避開了監管。
• 埃及超過70%的割禮由醫務人員非法實施，制造“更安全”假象，但感染、死亡等風險依然嚴重。
• 反割禮斗爭需長期觀念轉變，國際與地方組織正開展宣傳，但修復手術可及性低，僅靠法律不夠。

在法律框架不斷強化卻很少真正落實、地下“醫療化”操作讓人產生安全錯覺卻并未降低風險、以及父權傳統將這種做法視為“純潔”和婚姻條件的多重作用下，埃及廢除割禮的努力始終撞上一堵文化高墻。當家庭以榮譽和社會融入之名，成為實施這種傷害的第一環時，法律又該如何真正落地？

2026年2月6日，在“國際零容忍女性生殖器切割日”之際，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與聯合國人口基金發表聯合聲明，指出這種暴力行為影響著數以百萬計的女性。全球每年仍有450萬名女孩面臨女性生殖器切割風險。估計目前仍在世的女性和女孩中，已有超過2.3億人遭受過此類傷害。

這種做法在非洲多個國家，以及印度尼西亞、伊拉克和也門依然十分普遍。埃及的發生率位居世界前列。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數據，當地近九成女性都經歷過某種形式的生殖器切割。

盡管埃及早已明令禁止割禮，但這一做法仍在地下持續存在。這也暴露出一個現實：面對根深蒂固的社會規范，公共政策的力量依然有限。

法律不斷收緊，執行效果卻依然有限

在埃及，割禮作為女性生殖器切割的主要形式，屬于刑事犯罪，自2008年起即被法律禁止。最初，違法者最高可被判處兩年監禁并處罰款。由于這一做法始終未能根除，2016年相關處罰進一步加重，實施者面臨五年至七年監禁，鼓動犯罪的人，例如父母，也被納入懲處范圍。

進入2020年代后，尤其是2021年的改革，再次提高了處罰力度。如果割禮導致受害者永久殘疾或死亡，最高可判處二十年監禁。

不過，埃及圍繞割禮形成的司法判例仍然極為有限，且主要集中在少數標志性案件上。2013年，13歲的蘇海爾·巴塔阿死亡。兩年后，一名醫生因此被判刑。這被視為埃及首次真正適用將割禮入罪的法律。

此后在2020年至2021年間，上埃及也出現過一些案件，顯示司法追訴大多只在受害者死亡時才會啟動，而且多發生在家庭環境或“醫療化”操作場景中。即便2021年刑法進一步收緊，實際定罪仍然罕見。

長期動員與宗教、制度層面的進展

事實上，埃及反割禮斗爭并非近年才開始，而是嵌入了一個更長時段的婦女權利公共討論之中。早在1990年代，尤其是2000年代，埃及前第一夫人、2000年成立的國家婦女委員會主席蘇珊娜·穆巴拉克，就在推動這一議題進入公共視野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她與國際組織合作發起宣傳活動，將女性生殖器切割界定為一種“暴力”，而非“文化習俗”，從而推動了2008年禁令的強化。

同年，宗教層面也出現重要變化。大穆夫提阿里·戈馬阿通過教法意見譴責女性生殖器切割。遜尼派伊斯蘭世界具有權威地位的愛資哈爾大學則明確表示，這種做法“在伊斯蘭教法中毫無依據”。這些表態削弱了割禮的宗教正當性。長期以來，一些支持者一直聲稱它符合伊斯蘭教義，甚至具有宗教上的推薦性質。

科普特正教會也參與了對這一做法的批評。約10%的埃及人屬于這一教會。1990年代和2000年代，教宗謝努達三世等宗教人士就曾表示，割禮并不屬于基督教教義。2021年，教宗塔瓦德羅斯二世再次重申這一立場，支持徹底消除割禮的倡議，并將其稱為“對人權的嚴重侵犯”。

2020年，在面向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國家婦女戰略框架下，埃及與政府及國際合作伙伴啟動了“女性安全診所”項目。該項目旨在改善婦女和女孩獲得適當醫療服務的機會，更好地救助受害者，并預防包括割禮在內的性別暴力。2025年2月10日，聯合國人口基金、國家婦女委員會和法尤姆大學醫院在這一框架下共同啟用了新的“女性安全診所”。

但即便如此，割禮的“地下醫療化”趨勢依然令人擔憂。如今，埃及超過70%的割禮由醫務人員非法實施，地點往往是私人診所。這種做法制造出一種“更安全”的假象，但感染、分娩并發癥、大出血，甚至女孩死亡等風險依然嚴重存在。

從醫學上看，女性生殖器切割包括多種非治療性操作，世界衛生組織將其分為四類。第一類是陰蒂切除，即部分或全部切除陰蒂。第二類是埃及最常見的類型，包括切除陰蒂和小陰唇，有時還包括大陰唇。第三類即陰道封閉術，是最嚴重的形式，會導致陰道口幾乎完全狹窄。第四類則包括穿刺、切開、灼燒等其他做法。

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指出，所有這些形式都可能帶來即時并發癥，如疼痛、出血和感染，也會造成長期后遺癥，包括排尿障礙、分娩并發癥和心理創傷，嚴重時甚至致命。科學結論十分明確：這些做法沒有任何醫學益處，卻伴隨極高風險。

此外，割禮一旦被“醫療化”，也更難被發現和追責。盡管法律不斷加碼，司法追訴仍然有限。許多家庭因擔心污名而不愿報案，或者仍把割禮視為女孩邁向成年的一種文化規范。

因此，盡管法律威懾看上去越來越強，割禮仍在相對隱蔽的狀態下持續發生。這反映出公共政策與社會現實之間仍存在明顯落差，也說明單純依靠高壓懲罰的路徑存在局限。要理解這一現象為何延續，就必須看到其背后的結構性因素。

扎根于父權社會結構的實踐

割禮在埃及持續存在，首先源于深層的社會和文化因素。在許多家庭中，它被視為一種成年禮，關系到女孩是否“體面”，也關系到她未來的婚配機會。2026年4月27日，一起受到廣泛關注的案例就極具代表性：在埃及吉薩省一個村莊里，25歲的大學教師欣德在新婚之夜被丈夫發現沒有接受過割禮，婚姻隨即陷入崩塌。盡管她仍是處女，丈夫仍拒絕與她共同生活，并要求她接受生殖器切割。在母親和祖母的家庭壓力下，出于對“羞恥”的恐懼，她最終被迫接受了這項自己一直拒絕的手術。

割禮之所以具有強大的社會合法性，正是因為它與純潔、道德，尤其是對女性性行為的控制緊密相連。它常被視為壓制女性“過強”或“難以控制”的性欲、維護婚前貞潔的一種手段。而在深受父權結構影響的社會中，婚前貞潔又被看作一種道德和社會上的硬性要求。

這種觀念在上埃及農村地區尤為普遍，尤其是在米尼亞、艾斯尤特、索哈杰、基納、盧克索和阿斯旺等省，發生率可超過96%。相比之下，開羅、亞歷山大等大城市的比例較低，約為77%，這與城市化、教育普及和宣傳活動有關。

還需要指出的是，割禮的歷史遠早于幾大一神教的出現。歷史痕跡顯示，這一做法在兩千多年前的古埃及，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尼羅河流域的一些社會中就已存在。

在這一背景下，埃及政府、世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人口基金推動的行動確實帶來了一些進展，尤其在年輕一代中更為明顯。希望讓女兒接受割禮的母親人數正在逐步下降，盡管這一變化依然緩慢，而且在不同社會群體之間并不均衡。

割禮之所以難以根除，還在于它往往由家庭內部決定，并在家庭或熟人圈中實施，從而避開了國家監管。世界衛生組織2025年發布的一項研究也強調，社會關系和家庭動力機制，是這一做法持續存在的重要原因。

看似令人意外的是，女性在其中仍扮演著關鍵角色。很多時候，正是母親、姨媽或祖母在推動割禮。她們相信這樣做是在保護孩子，也有助于孩子融入社會。這種代際傳遞說明，割禮之所以延續，不僅因為男性主導的社會結構，也因為深層社會規范已被男女雙方共同內化，因此觀念轉變格外艱難。

修復性手術的謹慎起步

割禮帶來的傷害既是身體性的，也是心理性的，這推動一些女性開始尋求修復方案。自2010年代起，尤其是2020年以后，埃及開始出現“陰蒂重建”相關嘗試。

2020年，開羅的“修復女性生殖器切割”診所由阿姆爾·賽義夫丁醫生和里哈姆·阿瓦德醫生創辦，提供手術、醫療隨訪和性心理支持。該機構被介紹為埃及乃至中東首個面向幸存者的多學科中心，但它仍是極少數個案，遠不足以幫助已經遭受傷害的2800萬名女性。由于費用高昂、專業醫生不足以及患者知情程度有限，這類治療的可及性依然很低。

埃及割禮現象的持續，清楚表明僅靠法律遠遠不夠。如果不充分處理其背后的文化、社會和經濟維度，就無法真正推動改變。反割禮斗爭需要的是長期而穩定的觀念轉變。

這種社會化過程從兒童時期就已開始，教育是其中的重要一環。而在一些情況下，教材和教學內容仍可能傳播有關純潔或女性性行為的刻板印象。比如在某些農村地區，傳統教導或家庭話語仍把割禮描述為女孩獲得“體面”或“良好品行”的前提。

在這一層面，國際倡議與地方行動仍在持續推進。2025年2月，在聯合國人口基金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駐埃及反女性生殖器切割聯合項目框架下，米尼亞省和艾斯尤特省多所學校與村莊開展了宣傳活動，向家庭和學生說明割禮的醫學風險與法律后果，并試圖拆解為其提供正當性的社會規范。

與此同時，一些本地組織也在繼續開展基層工作。例如“性別研究書寫”協會就在其反性別暴力項目中，于2025年2月在開羅及周邊多個社區組織了宣傳和培訓活動。

因此，打擊這一做法不能只停留在懲罰層面。它需要國家、社區、宗教機構和醫療系統共同參與，展開長期而持續的集體行動，才能讓法律真正成為保護女孩的工具。在法律與傳統沉默之間，許多埃及女性的身體，至今仍是文化遺產與自我解放激烈拉扯的現場。

作者：公共法副教授，格勒諾布爾政治學院/格勒諾布爾阿爾卑斯大學；外交、公共行政與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員；伯納定學院“地中海地區國家建構與宗教”研究研討會聯合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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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處：Les mutilations génitales féminines en égypte : répression légale, résistance culturel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