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晚清民國之間的這段歷史，我們最熟悉的敘事是：武昌起義爆發，清帝退位，民國建立，兩千多年帝制終結。

不過，你是否思考過：1910年代面臨內外交困局面的中國，如何艱難地保持住了領土和主權的完整？

1911年10月11日，湖北武昌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

放在20世紀初的世界史里，帝國崩潰之后走向分裂，幾乎是一種常見結局。俄羅斯帝國、奧匈帝國、奧斯曼帝國，都在戰爭、革命和民族主義浪潮中分崩離析。

“舊邦”如何新造，章永樂老師的《舊邦新造：1911-1917》選擇1911年革命至1917年《臨時約法》被北洋政府廢除這一極為動蕩的時期，深度反思并精心重構了晚清民國的政治轉型。

《舊邦新造：1911-1917》迎來第三版

01

辛亥革命背后：一個罕見的歷史難題

從世界史的橫向比較看，辛亥革命有一個非常特殊之處：它終結了君主制，卻沒有導致中國像許多帝國那樣走向解體。

章永樂老師指出，辛亥革命不同于美國革命。美國革命是殖民地脫離大英帝國而獨立建國；辛亥革命不是某一地區或族群“分家單過”，而是在原有中國疆域與人口范圍內完成政府形態的轉換。

它也不同于法國革命或俄國革命，君主并未被革命派處決，皇室也沒有被徹底驅逐，而是通過“遜位”這一特殊方式退出政治中心。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

革命前后的中國，在國際法意義上仍是同一個中國。發生的不是國家繼承，而是政府繼承。換言之，辛亥革命真正困難的地方，并不只是如何推翻清朝，更是如何在推翻君主之后，仍然維持這個多民族國家的統一性。

這也使辛亥革命與一般共和革命不同。它必須同時處理兩件事：一方面消滅君主主權，確立人民主權；另一方面又不能讓清王朝長期維系的巨大政治共同體在“皇綱解紐”之后分崩離析。

02

清帝遜位詔書：不只是一紙退場聲明

在通常的歷史記憶中，《清帝遜位詔書》常常被看作帝制結束的標志。但在章永樂老師的分析中，它還有更復雜、更深遠的法理意義。

1912年2月12日，宣統帝頒布退位詔書。明確提到“仍合滿蒙漢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

清朝不是一個簡單的單一民族王朝。它統治著極其廣闊而多樣的疆域，內部有滿、漢、蒙、回、藏等不同族群，也有多種地方治理制度與政治傳統。皇帝在不同區域和族群政治中，還具有蒙古可汗、八旗共主、藏傳佛教菩薩化身等多重形象。也正因如此，清朝皇帝并不只是政治權力的頂點，還是維系這個龐大王朝國家的制度紐帶。

一旦君主倒臺，這條紐帶會不會斷裂？這是辛亥革命必須面對的嚴峻問題。南北議和、清帝遜位以及民國建立之間的妥協，對于國家主權的連續具有建設性意義。

1924年溥儀被驅逐出紫禁城后，遭到遣散的宮女太監在步軍統領衙門前集會抗議。

清帝遜位詔書以傳統“天命轉移”的話語交出統治權，發揮了君主制的“剩余價值” ，同時同意民國實行“五族共和”。這在法理上證明：民國政府所繼承的，是清王朝原本行使的同一個中國主權。

章老師也明確指出，如果沒有強有力的軍隊和政權組織，法律文件本身不足以支撐一個龐大的多民族國家。但如果沒有過渡階段各派政治精英對國家主權同一性的基本共識，邊疆危機只會更難破解。

03

“五族共和”：理想、妥協與局限

“五族共和”是民國初年最醒目的政治口號之一，它象征著新的中國國民共同體，也回應了晚清以來單一民族主義可能導致國家分裂的風險。

章永樂老師梳理指出，辛亥革命后，大批立憲派人士出于對清王朝的幻滅,加入到革命陣營中來,在更大程度上稀釋了激進革命派的單一民族主義立場,最終形成了跨陣營的“五族共和”的精英共識。

“五族共和”宣傳圖

但書中并沒有把“五族共和”浪漫化：民初北洋政府推進“五族共和”，在實踐上很大程度繼承了清代已經存在的族群上層精英聯盟和制度多元主義。

例如，北洋政府設立蒙藏事務機構，頒布《蒙古待遇條例》，強調蒙古不再被視作藩屬，也不采用殖民、拓殖等命名；同時通過保留和授予王公爵位、設立民族學校、鼓勵通婚等方式，試圖緩和邊疆治理危機。

1912年8月，袁世凱政府公布了《蒙古待遇條例》，該條例規定嗣后各蒙古均不以藩籬待遇，應與內地一律。

這些措施有其積極意義：它們為邊疆危機爭取了時間，避免局勢迅速惡化。但其局限同樣明顯。它主要依賴上層精英聯盟，缺乏對普通民眾的深度動員。面對后來地方民族主義和邊疆社會的復雜變化，這套方案并沒有提供一個真正有效的總體解決辦法。

也就是說，“五族共和”既不是空洞口號，也不是萬能藥方。它是一種艱難時刻的政治妥協，既延續了舊制度的資源，也暴露出一些不足。

04

什么是共和：不同的人不同理解

1912年，皇帝退位，共和成立。但章永樂老師提醒我們，不應從今天的常識出發，想當然地認為共和觀念當時已經深入人心。

在民初，報刊輿論中確實有大量擁護共和、反對帝制的聲音。但中國人口中絕大多數仍是文盲，報章影響的只是極小一部分人。孫中山后來曾沉痛地說，民國成立十年，許多普通人并不知道共和是什么，仍然等待“真命天子”出現。這一說法雖有政治修辭成分，卻提示了一個真實困境：共和比君主制更抽象，要讓廣大民眾理解并認同共和，并不容易。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其在《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宣言書》中提出了“國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

即便在精英內部，“共和”也有多種解釋。有人把共和理解成古代“周召共和”式的大臣攝政，有人把它與“大同”“天下為公”相連接，有人則把共和等同于無君和人民主權。袁世凱偏向一種最低限度的共和理解，更強調法律秩序；革命派則往往要求議會和民意機關在國家政權中占據優越地位。

這些理解差異很快轉化為政治沖突。北洋集團與同盟會—國民黨沒有就民國的法理基礎形成真正一致的敘述。袁世凱一方更強調清帝讓與統治權，革命黨人則強調人民固有主權和各省革命建國。雙方在中央與地方、總統與議會、行政權與立法權等問題上互不信任，最終走向破局。

所以，辛亥革命雖然終結了帝制，卻沒有自動生成一個穩固的共和國。共和不是一個宣布即可完成的制度結果，而是一套需要政治共識、組織能力和社會基礎共同支撐的建設過程。

05

法統之爭：皇帝退場后誰代表“正統”？

在帝制時代，正統往往與君主的身體、王朝譜系、天命轉移相關。1912年以后，皇帝不再是政治中心，憲法、國會、制憲機關、民意代表機關開始承擔新的象征功能。于是，“法統”成為民國政治舞臺上極其關鍵的概念。

章永樂老師指出，民初憲法文本并非因為能被法院有效適用才具有重要性。近代中國沒有類似美國的司法審查制度，憲法文本本身也缺乏穩定國家權力支撐。但這并不意味著憲法無用。相反，在各派勢力爭奪政治正統時，憲法文本具有重要的政治議程設置功能。

1912年1月28日，南京臨時參議院成立，林森任議長，議員們合影。

1912年3月1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大總統孫文公布南京臨時參議院議決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1912年的《臨時約法》、1914年的《中華民國約法》，以及1916、1917年圍繞恢復舊約法還是開創新法統的爭論，都不是單純的法律技術問題，而是“誰有資格代表民國”“誰有資格號召全國”的政治問題。

因此，章老師主張研究近代中國憲法史，不能只盯著憲法條文，也不能只比較哪部憲法更先進、更保護權利，而要轉向“面向政治過程的憲法史”。真正重要的問題是：這些法律文本是否凝聚了政治共同體的利益格局？是否形成了足夠厚實的精英共識？是否真正幫助國家整合？

遺憾的是，1911—1917年的許多法律文件和政治過程，非但沒有有效彌合裂痕，反而進一步擴大了精英集團之間的分裂。

1917年6月段祺瑞拒不執行《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恢復國會，孫中山在南方發起護法運動，圖為同年8月在廣州召開國會非常會議。

06

“如果當年”：看歷史不能脫離具體情境

有的人可能會想：如果那時候的人們堅持清帝遜位式的妥協，如果避免激進革命，如果走上君主立憲，是否中國就能少走彎路？

章永樂老師明確表示，本書并不認同這種“遺憾史學”或“后悔史學”的框架。他并不是否定失敗者的歷史探索，相反，他試圖更全面地呈現那些被后來革命淘汰的政治力量，為近代國家建設所做的努力；但他也提醒，不能脫離具體歷史語境，把某些失敗者塑造成替代性的正統。

以清帝遜位為例，和平交接固然有重要意義，但其達成的關鍵條件之一，是北洋集團軍事力量的轉向。段祺瑞等北洋將領通電勸清帝接受共和，對清廷形成巨大壓力。槍桿子并非沒有出場，只是沒有以最顯眼的方式站到臺前。

再如“限權政府”的失敗，也不能簡單歸咎于某個思想、某個人或某個黨派。當時中國面對的是“皇綱解紐”后的秩序解體、晚清以來軍權財權下移、列強環伺、政治精英高度分化。在這種環境下，建立限權政府所需的精英共識本就極難形成。甚至在軍權高度分散的情況下，限權話語還可能被地方軍閥用來對抗中央整合，維持碎片化格局。

這也是這本書特別有啟發性的地方：不是用今天的價值偏好去裁判過去，而是努力回到歷史現場，理解行動者為什么那樣選擇，以及為什么他們的選擇會產生未必符合初衷的后果。

07

舊邦新造：不是復制西方模式

《舊邦新造》這個書名，來自1912年民國國歌擬稿《五族共和歌》中的歌詞：“揖美追歐舊邦新造。”這句話本身帶著那個時代強烈的文明追趕意識：學習歐美，改造中國。

但章永樂老師認為，從后見之明看，1911—1917年的“舊邦新造”絕不是對某種歐美模式的簡單復制。中國的共和轉型，深受自身古典文明、大一統傳統、多民族結構、邊疆治理、列強壓力和國內精英分裂的共同塑造。

1912年1月5日，孫中山舉行第一次內閣會議。

近代中國立憲的初心，也不是抽象地追求一套漂亮的權利文本，而是在發展高度不平衡的國際格局中，探索如何重組國家與社會，增強政治共同體的組織能力，使中國擺脫受宰割的處境。中國近代立憲思想的底色，正是對國際體系與內外關系的高度關注。

這使我們重新理解“憲制”的意義。“限權政府”的內涵有必要跳出“權利”與“權力”的二元對立，在整合政治共同體的意義上來理解—— “限權”是為了防止政府濫用權力而造成其所服務的政治共同體的分裂、動蕩和衰落。脫離國家建設，只談憲法文本，容易變成空洞的制度想象。

08

在失敗者身上，看見歷史的復雜

1911—1917年沒有真正的勝利者。革命派、立憲派、北洋集團、君主立憲派、復辟者，各自都試圖解決秩序危機，卻都沒有找到成功的整合路徑。

章永樂老師用一種近乎悲劇的眼光來看這些歷史行動者：其中許多人確實想避免國家分裂、重建政治秩序、維持文明連續。但歷史的悖論在于，他們的行動常常產生相反的結果。清廷試圖重新集權，卻激化滿漢矛盾；南北議和為了避免分裂，卻埋下未來分裂因素；袁世凱試圖“強干弱枝”，稱帝卻加速北洋集團分裂；張勛和康有為試圖借舊君主余威整合碎片化政局，復辟失敗后反而使局勢更加混亂。

1913年，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與各國駐華使節合影。

只有理解他們為什么失敗，才能理解后來的新政治力量為什么登場，為什么新文化運動、新型政黨和更深層的社會動員會成為20世紀中國政治演變中的關鍵環節。

09

今天為什么還要讀這段歷史？

章永樂老師在導言指出，今天全球秩序再次進入深度動蕩期，大國競爭加劇，許多國家內部也出現價值極化、身份政治興起、制度整合力下降等問題。

章永樂：《舊邦新造：1911-1917》，北京大學出版社，左：2011年，中：2016年，右：2026年。

回顧1911—1917年這段歷史，它提醒我們：一個政治共同體的穩定，從來不是天然給定的結果，而是需要不斷維護的動態過程。

正如導言結尾寫下的：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從周代到21世紀的三千年中,中國飽經風霜,但仍頑強地保持著文明的連續性。近代的“舊邦新造”不過是三千年中無數次“舊邦新造”的一次。

不同于全新的建國,中國這樣一個“舊邦”的自我革新不可避免地受到廣土眾民、族群與文化多樣、“大一統”傳統積淀深厚等條件的制約與型塑。

因此,盡管近代的歷史行動者們以“神農嘗百草”的精神,參照了無數國家的憲制方案,中國最終呈現出來的歷史道路,仍然與其古典文明具有極強的連續性。

細致研究這一歷史道路的各個環節,總結其經驗和教訓,對于未來的創新來說,具有重要的意義。

你之前讀過章老師這本書嗎？

對于書中提到的觀點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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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北將從中抽選一位留言讀者，

送出這本再版歸來的好書。

1910年代面臨內外交困局面的中國，

艱難地保持住了領土和主權的完整，

這是歷史的巧合，

還是各種政治力量博弈、妥協、合作的結果，

本書將此中過程娓娓道來

-End-

觀點資料來源：

《舊邦新造：1911-1917》（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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