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市場資訊

文學是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流淌數千年的文脈中閃耀著眾多璀璨的經典。經典跨越時空，哪怕千百年后，依然給人帶來創作的靈感。面對寫了幾千年的文學主題、題材，后來者該采用怎樣的態度？

《跳房子》與《尤利西斯》（上）。

有時候，作家會直接用經典作品中的語句為自己的作品命名。例如，美國作家納撒尼爾·霍桑的小說集《重述的故事》，書名源于莎士比亞《約翰王》中的臺詞：“這次的舉動只是一個老故事重新講述一遍而已，而且最近一次講述還會惹起麻煩。”這些故事后來影響了麥爾維爾、亨利·詹姆斯、福克納等人的創作。

福克納的小說《喧嘩與騷動》，書名則源于莎士比亞《麥克白》中的臺詞：“明天，明天，再一個明天，一天接著一天地躡步前進，直到最后一秒鐘的時間；我們所有的昨天，不過替傻子們照亮了到死亡的土壤中去的路。熄滅了吧，熄滅了吧，短促的燭光！人生不過是一個行走的影子，一個在舞臺上指手畫腳的拙劣的伶人，登場片刻，就在無聲無息中悄然退下；它是一個愚人所講的故事，充滿著喧嘩和騷動，卻找不到一點意義。”福克納在小說中把莎士比亞提到的“傻子”“愚人”具象化，通過班吉、昆丁、杰生、迪爾西的視角，運用意識流等現代技巧，把一個故事講了四遍。其中，“傻子”班吉的部分還影響了我國作家阿來創作小說《塵埃落定》。

引用除了致敬經典，還有深化主題的意味。那么，再講一遍的故事怎么出新意？對經典最好的致敬，就是寫出另一部經典。評論家布魯姆以詩歌創作為例，提出：“新詩的成就使前驅詩在我們眼中，仿佛不是前驅者在寫，倒是遲來的詩人自己寫出了前驅詩人那頗具特色的作品。”

愛爾蘭作家詹姆斯·喬伊斯的小說《尤利西斯》的章節跟荷馬史詩《奧德賽》相對應，并以《奧德賽》中的主角為小說命名，只是把英雄的歷險變成了平庸的日常。《尤利西斯》最早還用《奧德賽》中的人物、意象等為章節命名，但后來刪掉了。詹姆斯·喬伊斯說：“我在技巧上給本人制定了這樣一個任務，即采用我的同胞們顯然不熟悉或尚未聽說過的十八種視角和相同數量的語體風格來寫一本書，加之所選的典故是如此的晦澀，足以使任何人感到困惑。”《奧德賽》之于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正如作家拉什迪在小說《奎特》中把堂吉訶德的故事搬到了當代。

詹姆斯·喬伊斯影響了阿根廷作家科塔薩爾、里卡多·皮格利亞等人的創作，其中位列“拉美文學爆炸”四主將的科塔薩爾還被稱為“美洲的喬伊斯”，盡管科塔薩爾是博爾赫斯的學生。

科塔薩爾的文體實驗主要體現在小說《跳房子》中，并在詹姆斯·喬伊斯的基礎上進行了新的探索。《跳房子》有按順序和編號閱讀兩種讀法。按順序閱讀，只需要讀《在那邊》《在這邊》兩部分，包括從第1節到第56節的內容；不用閱讀第三部分《在其他地方》，包括從第57節到第155節的內容。按編號閱讀，開頭是第73節，結尾則在第131節和第58節之間陷入了循環。每一節的寫法也很有特色，例如第34章的單行是引文，雙行是對引文的評論，給讀者帶來有趣的閱讀體驗。科塔薩爾提出：“它不是反小說，不是那樣的。如果有人稱之為‘對抗小說’，那么便接近事實了。因為它本質上是一種嘗試，目的是消除小說和讀者之間舊有的互動聯系，并以一種新的方式對待這種聯系。”《跳房子》結構的方式是在第18章中提到的“曼荼羅”，即“讓某人從任何一個大門進入一座花園”，這正是來自東方的智慧。

除了“美洲的喬伊斯”，還有“穿裙子的加西亞·馬爾克斯”——伊莎貝爾·阿連德，她的代表作《幽靈之家》深受《百年孤獨》的影響。

經典的譯文也會成就經典。11世紀的波斯詩人奧姆珈音在我國被稱為“波斯李白”。他創作了很多“魯拜”（即波斯的四行詩），到了19世紀，英國詩人愛德華·菲茨杰拉德選譯百余首，名為《魯拜集》。學者黃克孫認為：“費氏（即愛德華·菲茨杰拉德）的翻譯并不是最忠實于原文的。他自己也承認，往往把原文加以‘潤色’……但是，費氏的譯文吸引了、迷住了世代的讀者。原因很簡單，費氏寫的是詩，是在英國傳統文學標準上站得住的好詩。”

龔古爾文學獎獲得者、法蘭西學院院士阿敏·馬盧夫在小說《撒馬爾罕》中想象了《魯拜集》的誕生和在當代的流傳。小說中，阿布·塔赫爾給了卡亞姆（即奧姆珈音）一個有256頁白紙的空白本子，并說：“這本書用的是中國人發明的卡個茲（波斯語中‘紙’的意思）。這也是撒馬爾罕目前所能制造出的最好的紙……你摸摸看，它的質感和絲差不多……留著這本冊子吧！不管何時，只要有詩句流過你的心頭，或者來到你的舌尖，讓你不吐不快時，就忍住，把它寫在這些紙上，偷偷地保存下來。”卡亞姆創作《魯拜集》的原因是，“前人所寫的不會被后人所寫的否定，詩歌在時間的長河中永遠不朽”。在小說的結尾，《魯拜集》在泰坦尼克號上沉入大海。這場跨越時空的歷險，正是對以《魯拜集》為代表的作品在后世得以艱難流傳的總結。

南朝劉勰在《文心雕龍·通變》中提出：“名理有常，體必資于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于新聲；故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劉勰的結論是“望今制奇，參古定法”，這句1500多年前的話在今天依舊給人以啟示。從馬洛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劇》到歌德的《浮士德》，再到托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正是一條傳承幾百年、經典成就經典的探索路徑。唐代詩人王之渙在《登鸛雀樓》中寫下“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清代袁枚在《隨園詩話》中記載了鄂容安在《題甘露寺》中的“到此已窮千里目，誰知才上一層樓”，這種面對經典敢于奮力一躍的姿態，正是作家應該有的創作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