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關于女性的兩部影片的不同命運,如明晃晃的鏡子照出了世道與人心。
一部《給阿嬤的情書》低開高走,靠著素人、方言和生活感,以1400萬撬動了10多億票房,豆瓣9.2,五星好評占比超6成。
另一邊,《監獄來的媽媽》被資本包裝成“國際表達”,卻被扒出涉嫌美化犯罪、篡改事實,在罵聲中悄悄撤了檔。
兩部影片都號稱素人出鏡,講述女性故事,結果卻是一個飛向天堂,一個墜向地獄。
《給阿嬤的情書》導演藍鴻春,名不見經傳,卻主打一個真誠,近七年時間走訪120多位海外潮汕老華僑,從生活長河里打撈出真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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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阿嬤的情書》主演分別是大二學生、退休小學老師、84歲本地美食博主,來自潮汕本土和南洋僑界,表演自然生活化,完全貼合潮汕女性隱忍善良的特質。
它就像是從潮汕地區母親河韓江中舀出的一碗水,平和、溫潤而不爭,煽情不硬,宣發不炸,剛上映時排片也不高。
另一邊的《監獄來的媽媽》則主打純商業邏輯。套一個“母親”“女性”“傷痛”的殼,先從監獄里擦邊,接著亮相“海外電影節”,給自己貼“國際視野”的金,再拉上姚晨、汪涵站臺造勢。
《監獄來的媽媽》里的主角人設完全是虛構包裝,宣發隱瞞其犯罪事實,將其刻意塑造為“反抗家暴的堅韌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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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演趙簫泓(案發時叫趙曉紅),獲獎現場不忘感謝自己:
“此時此刻我特別特別想感謝一個人——我自己。在我的生命當中,不管經歷任何困難、磨難和絕望,我從未放棄過自己,一直陪伴著我走到現在。”
而事實上,根據法院判決,她并不存在“反抗家暴”情節,只是個手刃丈夫的殺人犯。
這部電影2019年拍攝時,趙簫泓仍在服刑期,劇組以“監獄教育改造紀錄片”名義進入監獄,實際拍成了商業故事片。
《給阿嬤的情書》投資方中有超過七成來自本土企業,有著相同的文化血脈和記憶,甚至有一百多個潮汕年輕人“一個人幾萬”地湊錢,純粹為了那份情懷。
影片沒有苦情套路,沒有撕心裂肺的沖突,只讓情感在歲月流轉中自然累積、悄然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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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獄來的媽媽》的失敗,其實是資本邏輯和虛假敘事的失敗。
大眾唾棄篡改事實、強行植入的價值觀,那些脫離土地和人民的,終將被棄之如敝屣。
大眾對阿嬤的呼吁守護,也恰恰說明:民眾自帶良知底色,珍惜真誠,分得清好歹。
群眾并不傻,經歷了“熱辣滾燙”“滿江紅”的洗禮,早就煩透了那些高高在上的、無病呻吟的、脫離群眾的文藝妖風。
算是想清楚了,活明白了。靜下心來看電影,看的不就是尋常人間、靜水深流的生活嗎?
兩部電影,兩個命運,一個真相,人民群眾“用腳投票”給出了答案。
這也是一個非常鮮明的信號,標志著靠“資本+噱頭+名人”方式收割流量的時代結束了。
也告訴大家一個道理:最“笨”的那條路,恰是最對的那條路。
有點像當年“我是歌手”節目里的李健,當所有人都在飚高音、煽情緒的時候,李健不爭不搶,安安靜靜地唱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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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的散文詩》《貝加爾湖畔》《風吹麥浪》,唱詩般安靜真誠,清泉一樣撫慰人心。
當時可能會顯得另類,被邊緣化,甚至被淹沒,但是靜下來,沉淀下來,還是覺得它們好。
最難得的,是在這么個喧囂的時代,還有人愿意安安靜靜地做音樂,做電影。
藝術來自哪里,去向何處,他們沒有忘記這份初心。
《監獄來的媽媽》是必然,是資本逐利、法則失守的產物,它的倒臺敲響了行業衰頹的警鐘。
《給阿嬤的情書》是偶然,它突破了行業慣性,在被資本流量遺忘的邊緣,也彰顯表明國產電影尚存一線生機。
真正的感動,從不需要轟轟烈烈;最動人的情感,永遠是真心換真心。
這不是兩部電影的事,而是一個長期累積的趨勢。
2018年的《我不是藥神》,講了一個關于病患的真實故事。沒有炫技,沒有高調宣發,低成本創造了30億票房神話。
真誠的故事從不缺席,只是常常被資本和功利遮蔽了。
人民不是不愛看電影了,而是早就厭倦被“泡藥食品”投喂了。
當饑餓的靈魂照見真誠,票房只是一個順帶的狂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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