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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叫"耿同學講故事"的科普博主,捅破了中國學術界的幾個窟窿。
同濟大學生命科學與技術學院院長,"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王某。他團隊2024年11月發表于《自然》雜志的論文,被耿同學公開舉報造假。
舉報的理由,觸目驚心得讓人想笑,又笑不出來。
一整列數據,末尾數字全是5。兩列數據之間,精準相差0.3。196只小鼠的體重,195只精確到小數點后兩位,只有一只精確到小數點后一位——而任何在實驗室給小鼠稱過體重的人都知道,小鼠會動,精確到小數點后一位就已經是極限了。
這種數據,沒有使用隨機數生成器,是用手編的,編得如此隨意,如此懶散,如此理直氣壯。
發在了《自然》上。
緊隨其后,南開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中山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副院長、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實驗研究部副主任、上海大學轉化醫學院院長,先后被同一個博主公開舉報。
相關高校已啟動調查,有人被免職,有人被降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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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意到這些人的頭銜:院長,副院長,長江學者,杰青,國家級基金獲得者。
這不是幾個學術新人的僥幸投機,這是中國生命科學領域站在金字塔頂端的人,在最頂級的期刊上,發表了手工編造的數據。
現在,我想問一個問題,也是新華社那篇評論文章沒有問透的問題:
在耿同學之前,這些數據在哪里?
同行評審,是科學共同體自我糾錯的核心機制。《自然》雜志的審稿人,是這個領域里最頂尖的專家,他們看過這篇論文,沒有發現一整列末尾全是5的數據有任何問題。
高校科研處,在論文發表之前,有備查程序,沒有人發現196只小鼠的體重數據違反了基本的實驗常識。
長江學者評審委員會,在把這個頭銜授予王某的時候,有沒有人認真看過他的數據?
一個沒有任何學術背景的博主,用肉眼就能發現的造假,在同行評審、高校管理、頭銜評審這三道關卡之后,完好無損地發表在了《自然》上,掛了多少個月。
這不是一扇窗戶紙被戳破,這是一面沒有人愿意去碰的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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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受訪者解釋,這些大牛太忙了,忙著行政管理,忙著維持頭銜,忙著往上走,甚至連手下做的是什么都不一定清楚。
這個解釋,我部分接受。掛名文化在中國學術界是真實存在的,通訊作者往往并不真正參與研究,只是提供資源和背書。
但我想反問:既然他不清楚,為什么他的名字要掛在上面?
掛名,是要享受這篇論文帶來的資源和聲譽的。享受了資源,就要承擔責任。不能說"我很忙,我不知道",然后繼續拿著那篇論文換來的項目經費。
同濟大學的處理是:王某被免去院長職務,降低專業技術崗位等級兩級。
不是開除,不是吊銷資質,不是追回歷年通過這些論文獲得的項目經費。
降兩級。
新華社的文章說,造假的根源在于評價體系:頂刊論文數量是硬指標,質量把關靠軟約束,失信成本小,造假收益大。
這個分析是對的,但它繞開了一個更直接的問題:
這些人知不知道自己在造假?
當然知道。
一整列末尾全是5的數據,沒有人會以為這是真實實驗結果,這是用手在excel里填出來的。這不是粗心,不是技術失誤,不是"未盡到通訊作者責任",這是主動的、蓄意的、理性計算過收益風險比之后做出的選擇。
他們賭的是:同行不會說,高校不敢查,體制不想動,沒有人會認真看這些數據。
他們賭對了,賭了很多年。
直到一個做科普視頻的博主,出現了。
我想說說耿同學這件事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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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圈外人,做了圈內人應該做的事,這是這個故事里最諷刺的部分,也是最值得深思的部分。
不是諷刺耿同學——他做的事,需要勇氣,需要專業能力,需要承擔來自被舉報者及其關系網絡的壓力。他值得尊重。
諷刺的是那個圈子。
一個健康的學術共同體,應該有自我糾錯的能力。 數據造假,同行應該發現,編輯應該發現,審稿人應該發現,高校應該發現。如果這些機制都在運轉,一個博主就不需要來做這件事,也不可能做這件事,因為根本沒有這種機會。
但這些機制,都沒有在運轉,或者在運轉,但選擇了不看。
新華社文章的結尾,呼吁改變評價體系,加強科研數據管理,利用技術手段支持誠信建設,引導高校從"數字競賽"回歸科學價值。
這些建議,都是對的。
但我覺得,在這些制度性建議之前,有一個更基本的問題需要被回答:
那些已經被查實造假的人,通過這些論文,從國家財政、從各類基金、從高校資源里,拿走了多少錢?
項目經費,要不要追回?
歷年評定的頭銜,要不要撤銷?
憑借這些論文晉升的職位,要不要重新審查?
降兩級,夠不夠?
如果造假的代價只是降兩級,那這個案例就不會成為警示,而會成為教材——教會后來者,把數據編得再精細一點,用隨機數生成器,不要讓末尾都是5。
那些被舉報的論文里,有實驗數據,有小鼠的體重,有細胞的響應曲線,有精心安排的p值。
這些數字,是用來支撐科學結論的,而科學結論,最終會流向臨床應用,流向藥物研發,流向人們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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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假的數據,不只是學術不端,是對整個科學鏈條的污染。 下游的研究者,會在這些數據的基礎上繼續推進,會投入真實的資金和時間,會得出建立在沙子上的結論。
這個代價,不是某一個人的降級可以償還的。
耿同學做了他能做的事,也做了他不得不做的事。
他之后,還需要有人做制度能做的事。
不是出臺更多文件,不是再成立幾個委員會,而是真正讓那些選擇造假的人,付出讓他們和所有旁觀者都覺得不值得的代價。
失信成本不夠高,誠信就永遠是軟約束。
一整列末尾全是5的數據,在《自然》上存活了多久,就說明這個代價,還差得遠。
編者按
此次事件也帶來了積極的啟示。
它說明,在互聯網時代,科學共同體的監督邊界正在擴大。來自同行、期刊、機構內部乃至社會公眾的多維度監督,共同構成了更立體的科研誠信防線。一個健康、有活力的學術環境,不僅依賴于完善的制度,更需要每一位參與者堅守求真務實的科學精神。
制度的完善是一個持續的過程。我們相信,隨著科研評價改革的深化、監督機制的健全和學術共同體自律的加強,中國的科研環境將更加風清氣正,能夠更好地激勵真正的創新,貢獻于國家的發展和人類的進步。
來源/新華社公眾號《“耿同學講故事”,為什么驚動全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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