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華國際報道：日本國會參議院全體會議5月27日表決通過設立“國家情報會議”的法案。該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動，意在整合、強化情報力量，此前已在日本國會眾議院獲得通過。相關法案持續引發日本社會各界擔憂。日本社會各界為何要對這個“國家情報會議”的法案擔憂？秘密就隱藏在二戰過往的經歷和曾經有過的一個恐怖機構。

如果從政治角度看待，為何日本內閣要強力推動這個設立“國家情報會議”的法案，我們可以看成是日本的首位女首相高市早苗正在迫不及待地鞏固自己的權力，她采取的直接措施就是大力整合原本分散在外務省、防衛省、警察廳等部門的情報機構，將這些機構對外和對內的情報搜集和分析、處理的權力全部收歸首相直接掌控。按照法案，新設的“國家情報會議”由現任首相任主席，成員均為內閣核心閣僚。“國家情報會議”直轄的機構－“國家情報局”則被賦予強制要求各省廳提供情報的協調權。此舉終結了二戰后，日本情報系統相互制衡的傳統，形成首相垂直管控的集權模式。

二戰之后，日本政府為什么要對情報系統分散設立，相互制衡？這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情報機構如果事權高度統一，那么掌握的權力和資源太大，一旦被野心家利用，就會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形成反噬，從而對本國的政治和安全造成重大傷害。比如說，這個“國家情報會議”設立之后，由誰來監管？它日常如果干出一些違背日本憲法的行為，能否被及時制止？

現在的日本國內已經在討論，新機構（國家情報局）的監管機制極不完善，存在濫用權力監控民眾、打壓反戰聲音的風險。日本共產黨委員長田村智子批評其將建立“國家對民眾的監視體制”。超3000名日本民眾在國會前抗議，高呼“不需要監視國民的法律”，擔憂隱私權與言論自由受侵蝕。有專家指出這個“國家情報會議”的職能與二戰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課”相似，可能復活二戰時期的社會管控模式。

日本二戰時期的“特高課”，全稱是“特別高等警察課”，隸屬于當時日本政府內務省警保局，屬于警察系統中的政治警察分支。與隸屬陸軍省的憲兵隊不同，特高課成員非現役軍人，不佩戴軍銜。在1911年為鎮壓日本國內自由民權運動和社會主義思潮，東京警視廳首次設立“特別高等課”。1931年后，隨侵華戰爭擴大，職能從對內鎮壓擴展至海外情報活動，在中國淪陷區廣泛設立分支。

特高課的主要職能分為對內和對外兩大職能。對內（日本本土）主要是負責思想監控，包括鎮壓反戰人士、社會主義者及進步組織，如1928年“三一五事件”逮捕3400余人。因為其擁有法外辦案權，特高課經常私設刑獄，常用酷刑（棍棒鞭打、烙鐵、水刑、電椅等）迫害異見者。著名受害者包括作家小林多喜二、哲學家戶坂潤，等。同時在全國強制推行軍國主義意識形態，壓制反戰輿論。

特高課的對外職能（針對中國、朝鮮、臺灣及東南亞占領區）則包括情報搜集，如滲透當地的抗日組織，竊取各種政治、經濟、軍事等情報；收買漢奸、瓦解抗日斗志，監視偽政權官員，破壞中國占領區的地下黨組織；瘋狂制造白色恐怖，在中國淪陷區實施大規模抓捕、刑訊、殺害抗日志士，受害人數究竟有多少人，因為戰后對這個恐怖機構的清算并不徹底，確切數據已經無法考證，只能估測，起碼也高達數十萬以上。

日本《琉球新報》在社論中強調，戰前日本軍國主義政府設立的“特高課”，瘋狂鎮壓反戰人士的歷史教訓不可遺忘。因為只要看看那一段歷史發展的脈絡，就知道瘋狂的日本軍國主義通過“特高課”這種情報和特務機構，對內排斥異己，鼓吹侵略，對外瘋狂搜集情報、制造白色恐怖，其犯下的各種反人類罪行，可謂是臭名昭著。

如今高市早苗內閣居然和日本政壇的各大派系達成了協議，換湯不換藥的搞了一個“國家情報會議”（國家情報局），一路過關斬將，從眾議院到參議院，居然通過了這項方案。而這項新方案賦予的情報權力邊界又十分模糊，監管責任又沒有落實，那么以后的日本的社會團體和民眾恐怕就會重蹈二戰時期那種被“全民監視”的覆轍。

當然，按照這個新法案的設立情況來看，“全民監視”還只是“開胃菜”，后續肯定還有“大餐”。有專家警示，此舉是日本系統性突破戰后國際秩序的關鍵一環，后續高市早苗內閣可能還要繼續推動《防止間諜法》的立法及“對外情報廳”的設立。這些舉措就是在進一步松動日本“和平憲法”的根基，重現“特高課”的對內監控、對外情報搜集和武力鎮壓的職能而已。

既然“特高課”都要重現日本了，那么軍國主義思想在日本極右翼勢力的拼命鼓吹和借尸還魂之下，還會很遙遠嗎？曾經在二戰時期遭受日本軍國主義殘害的亞洲國家，尤其是東方大國，必須保持高度的警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