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4月21日取消致命性武器出口禁令，至少17國可購其戰機導彈。
• 日本首次在海外發射進攻型武器，并部署遠程導彈。
• 日本將防衛開支提至創紀錄水平，并采購數百枚美國“戰斧”導彈。
• 日本政府以“存亡威脅”為由，為軍事介入局勢提供法律依據。
• 日本國內極右勢力否認南京大屠殺等歷史暴行，推動民族主義情緒高漲。

日本正在重整軍備，并擁抱民族主義

隨著國內民族主義情緒升溫，日本正在加快擴軍步伐。更令人不安的是，日本在放棄戰后和平主義的同時，其領導層也在推動對歷史暴行的修正主義敘述，而正是這些暴行，曾讓這種和平立場顯得不可或缺。

4月21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正式宣布，日本已取消實施數十年的致命性武器出口禁令。

按照新政策，至少有17個國家可能成為日本戰斗機、導彈和軍艦的買家。

這一舉動出現在日本軍國主義傾向明顯抬頭的背景下。就在幾天前，日本與澳大利亞簽署了一項價值70億美元的協議，由三菱重工業為澳大利亞皇家海軍建造11艘軍艦。

同一周，日本自衛隊還首次以作戰方身份參加美國和菲律賓舉行的2026年“肩并肩”聯合軍演，并在演習中試射了88式岸艦導彈。

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日本首次在海外發射進攻型武器。

高市早苗4月21日宣布新政策之際，還有報道稱她向靖國神社供奉了祭品。

靖國神社供奉著日本戰歿者，其中包括1000多名二戰戰犯。這些人中包括前首相東條英機，以及松井石根。1937年12月侵華日軍圍攻南京期間，松井石根曾明確命令部隊在這座中國城市大規模處決平民。

這些動向令人不寒而栗。如今日本迅速推進重整軍備，背后是國內極右和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這種情緒讓人聯想到日本過去以族裔民族主義為基礎的軍國主義，以及其主導東亞、制造大規模暴力與殘酷統治的歷史。

日本當前遠離和平主義，并不意味著一定會重回日本帝國時代的恐怖深淵，但這種趨勢依然值得警惕，尤其是它還伴隨著反動思潮上升和歷史修正主義蔓延。

政策轉向與“反擊能力”

這些變化只是更大結構性轉向中的最新一步。3月下旬，日本在熊本縣西南沿海部署了遠程導彈。

這并不是通常意義上的防御姿態，而是戰略重心調整的體現。

其結果是，日本西南島鏈從沖繩到九州持續軍事化。盡管當地民眾長期反對，新基地和導彈設施仍在不斷修建。

日本不斷演變的防衛 doctrine 已被正式納入一個界定模糊的“反擊能力”框架。日本戰后憲法明確放棄并禁止國家擁有發動戰爭的能力，但現實中，這一新的防衛 doctrine 已被包裝進所謂“反擊能力”之中。

從紙面上看，這只是遭受攻擊時有限的回應權；但在實際操作中，它與任何常規軍隊的運作框架幾乎沒有區別。這實際上把“自衛”的含義拉伸到了面目全非的地步。

在歷屆自民黨政府不斷擴張的法律框架下，日本如今即便沒有遭到直接攻擊，也可以以“集體自衛”為名進行軍事介入，只要其盟友被認定面臨“存亡威脅”。

問題在于，什么構成“存亡威脅”并沒有嚴格定義，這使日本幾乎可以把任何情況都解釋為此類威脅。

這種表述彈性極大，足以容納幾乎任何突發局勢，也因其模糊而更容易引發升級。

高市早苗領導的右翼政府希望正式修改日本憲法第九條，而圍繞這一和平主義條款作出符合地緣政治需要的解釋，并不是什么新鮮事。

1954年成立的自衛隊之所以能夠存在，并在此后不斷擴張，依賴的正是一系列精心設計的重新解釋與法律變通。正因如此，日本國家機器才能在一部明文禁止擁有軍隊的憲法之下，維持一支事實上現代化的軍事力量。

法律上被歸類為“特別國家公務員”的日本自衛隊，在過去30年里，已經從一個主要具有象征性和人道主義色彩的機構，轉變為一支具備完整作戰能力的軍事力量。

一個重要轉折點出現在海灣戰爭之后。當時，日本無法向美國主導的聯軍提供直接軍事支持，這在日本政治精英看來是一種“國家恥辱”。

此后，每一次“危機”都被用來逐步擴大自衛隊可以做什么、又可以在哪里行動的范圍。

按照這種解釋，即便日本領土沒有遭到直接攻擊，日本也可以依據現行安保立法進行軍事干預。如今，這些原本依靠法律變通實現的安排，正被積極標準化，并朝著正式擴權的方向推進。

這一切并非孤立發生。

日本重整軍備，包括采購數百枚美國制造的“戰斧”導彈、把防衛開支提高到創紀錄水平，以及如今解除致命性武器出口限制，都與美國的戰略重點高度一致。

但這種對齊所帶來的后果，最終仍要由日本自己承擔。

更值得警惕的是，當日本一步步擺脫那些曾定義其戰后身份的約束時，它從未真正清算過自己上一次走上這條道路時留下的歷史。

帝國暴力

要理解日本當前道路的風險，就必須正視其過去的規模與性質。

1931年至1945年間，日本帝國在東亞擴張，其過程伴隨著系統性的殘暴統治，在中國、朝鮮及其他地區造成數百萬人死亡。

盡管具體數字存在差異，但即便按最保守的估計，死于其暴力之下的平民也有數百萬人。更值得注意的，不只是死亡規模，還有暴力實施的方式。

侵華日軍的殘酷，在南京大規模暴行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1937年12月，日軍攻占中國南京后，展開了持續數周的大規模殺害、性暴力和破壞。短短6周內，就有10萬至30萬平民被殺。

較高的估算認為，幾乎所有沒能進入南京安全區的人都遭到殺害。南京安全區是由一批商人、傳教士和記者設立的非軍事區。數以萬計的婦女遭到性暴力侵害。

整個街區在大規模處決中被清空，很多殺戮甚至帶有取樂性質，尸體被棄置街頭任其腐爛。

這些并不是失控士兵的混亂暴行，而是在松井石根等指揮官知情甚至鼓勵下系統實施的犯罪。松井石根如今仍被供奉在靖國神社。

已故作家張純如在《南京暴行》一書中，以細致而令人震撼的筆觸，呈現了這場暴力的規模與殘酷。南京慘案或許是抗日戰爭期間日軍在中國實施的嚴重暴行中記錄最充分的一例，但它絕不是唯一的一例。

同樣，731部隊也暴露了日本帝國非人化統治的深度。該部隊于20世紀30年代中期成立，由石井四郎領導，對數千名囚犯進行生物和化學試驗，其中大多數是中國平民。

受害者被感染鼠疫和霍亂，被在沒有麻醉的情況下活體解剖，被凍傷、遭受嚴重身體傷害，并被用于武器試驗。就連在囚禁中出生的兒童也未能幸免。

雖然確切受害人數至今仍不明確，但其造成的痛苦規模以及背后的制度性支持，使731部隊成為現代史上最駭人聽聞的人體實驗項目之一。

1948年，石井四郎因向美國政府提供731部隊人體試驗的詳細數據，而獲得戰爭罪起訴豁免。當時，美國認為這些資料對其自身生物戰計劃極具價值。石井四郎最終于1959年在東京以自由人身份去世。

與這些暴行并行的，還有被委婉稱作“慰安婦”的有組織性奴役制度。在被占領地區，估計有數萬到數十萬名女性，主要來自朝鮮、中國和菲律賓，她們被強迫、販運并囚禁在軍隊設立的慰安所中，長期遭受日本士兵的身體和性暴力。

數十年來，幸存者的證詞一直遭到日本政府否認、淡化，或干脆無視。直到今天，一些民族主義政客和歷史修正主義團體仍在否認這些帝國販運受害者的存在。

促成南京大規模暴行、731部隊人體實驗以及大規模系統性性奴役的觀念，本質上都屬于同一個更宏大的帝國計劃：它把整個人群都視為可以隨意犧牲的對象。

然而，盡管這些罪行規模驚人，日本對這段歷史的清算始終是不完整的，有時甚至是刻意遮蔽的。

冷戰中的免責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投降后，追責并沒有真正進行到底。雖然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起訴了一些高級官員，但整個過程從一開始就是不完整的。

隨著冷戰初期緊張局勢加劇，美國的優先事項從追求正義轉向遏制戰略。

結果是，剛剛還是帝國侵略者的日本，很快被重新塑造成美國在東亞的戰略盟友。

在這種背景下，中日關系具有了新的戰略意義。如果持續追索大規模賠償，或長期維持強烈對抗姿態，就可能損害更大的外交目標。

因此，盡管日本占領時期的慘痛記憶從未離開中國社會的集體意識，但相關訴求還是被弱化、推遲，甚至被放棄。

這種戰后秩序的結果是，日本既沒有被完全赦免，也沒有被真正追責。在這樣的框架下，對戰爭暴行的承認變得斷斷續續、前后不一。而也正是在這一空間里，另一種轉變開始生根。

軟實力與歷史失憶

二戰后的幾十年里，日本在很大程度上被允許重新塑造自己的歷史形象。隨著冷戰格局穩定了其在西方陣營中的位置，一場關于國家形象和外部認知的平行轉變也隨之發生。進入全球想象中的日本，不再是一個以征服聞名的帝國，而是一個戰后成功故事。

這一轉變的核心，是文化輸出作為軟實力的崛起。通過動漫、漫畫、電子游戲以及整套審美產業在全球傳播，日本成功塑造出一種親近、富有創造力的國家形象，尤其在西方世界效果顯著。

對世界上多數人而言，日本如今與其說是曾經的侵略者，不如說是創新和文化生產的中心。在這種被像素化、被消費化的國家形象中，歷史被一連串更容易被接受的圖像不斷擠到全球意識的邊緣。

同樣，對很多人來說，日本的二戰歷史幾乎只剩下偷襲珍珠港，以及廣島、長崎遭原子彈轟炸這一無可辯護的罪行。相比之下，日本在東南亞和太平洋地區實施的暴行，反而被更大程度地遮蔽了。

這種淡化并不只發生在國際社會。在日本國內，右翼勢力長期推動修改教科書，淡化甚至刪去本國戰爭暴行。過去一旦在國內被爭議化、被最小化，它在海外也就更容易被遺忘。

未經清算的重整軍備

日本對和平主義的持續拆解，正發生在一個越來越受民族主義、歷史修正主義以及敵意加深所塑造的政治氛圍中。

在高市早苗和長期執政的自民黨治下，這種轉向既是意識形態上的，也是物質層面的。

這種說法使擴張顯得合理，為法律重新解釋提供正當性，也營造出一種公眾氛圍，讓對抗看起來仿佛不可避免。

近些年，族裔民族主義思潮也變得更加可見，也更加自信。

由神谷宗幣領導的保守派政黨參政黨不斷擴大影響。2026年選舉中，國家安全和移民是主要議題，該黨得票率翻了一倍多，成為日本第五大政黨。

該黨公開持修正主義立場，否認南京大屠殺等歷史暴行，并鼓吹一種“日本優先”的民族主義，其基礎是排斥性和對歷史的抹除。

與此同時，言辭與行動之間的邊界也在變得模糊。

今年3月，一名自稱現役自衛隊成員的男子闖入中國駐東京大使館，并威脅要“以神的名義”殺死外交人員。

這起事件并非孤例，而是出現在一個更廣泛的環境中：軍國主義正在被重新包裝為正當。

這一切發生時，距離日本帝國計劃崩潰還不到一個世紀。那段歷史伴隨著20世紀最殘酷的一些罪行，而正如歷史所顯示的那樣，日本從未真正完成清算。

今天，日本擴大軍事能力、放松長期約束，并與美國戰略重點愈發緊密地捆綁在一起。它這樣做時，并不是以一個已經正視過去的國家身份前行，而是在很大程度上繞開了自己的歷史。

過去與現在之間的距離，從來沒有看上去那么遙遠。

如今，日本再次朝著在地區內扮演更強勢軍事角色的方向邁進，真正的問題并不是歷史會不會以完全相同的形式重演，而是那些曾讓那種暴力成為可能的條件，是否正在一步步回歸。

作者：哈姆扎

文章僅供交流學習，不代表本號觀點

本文出處：Japan Is Rearming and Embracing Nationa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