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四月,延安一紙命令壓下來:電臺要精簡,機密系統要整頓。
這話聽著反常。
八路軍打的是敵后游擊戰,山一道、溝一道,命令從延安出去,往往要穿過封鎖線。電臺就是那時的“千里眼,順風耳”。
可命令沒有含糊。
團一級建制電臺,往回收。師、旅手里留一兩架流動電臺,哪個團真要打仗,再臨時派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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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上的電報紙很薄,背后的分量卻重。把電臺從團里拿走,等于把一部分指揮權往上收。
更扎眼的是數字:抗戰初期,全軍只有三十四部電臺。到一九四三年前后,精簡前已有四百一十二部,精簡后降到三百一十六部。
少的時候嫌不夠,多了反而要砍。
一九三七年,八路軍剛改編。窯洞里擺著的機器,有的舊,有的功率小,電池、真空管、線材都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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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一九三八年一月的訓令里把話說得很重:游擊戰、運動戰里,無線電通信“占著重要地位”。
這不是擺設,是戰爭里的耳目。
最早那點家底,靠幾處湊。國民政府軍政部給過幾部電臺和電池,閻錫山方面也給過一批小型收發報機。
可這點東西,放到敵后幾十個縣、幾百支部隊中間,像一瓢水倒進黃土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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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九年后,外來的供給斷了。
怪事也從這里起頭:斷供以后,電臺反而漲得更快。
軍委三局的人開始到處找機器。有人去武漢、香港、重慶買器材,有人穿過封鎖線進北平、天津,買零件、買電池、買能用的舊機器。
那不是柜臺交易。手里攥著錢,箱子里裝著零件,路口站著盤查的人,一句話答錯,箱子就不是箱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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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戰場繳獲。
一仗打完,通信兵先找電臺。摔壞的發信機、還能用的收信機、沾著泥的電池盒,都往后方送。
民間也動起來。收音機里的電子管,舊電話機上的零件,能拆的拆,能修的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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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五月,延安開始籌建通信材料廠。窯洞、山溝、木桌、烙鐵,慢慢湊出自己的修配和裝配能力。
機器多了,還得有人會拍報。
軍委通信學校把學制壓短,報務、機務、譯電,能速成的先速成。從一九三七年底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幾期學員陸續畢業,十幾二十歲的青年背著行李,往太行、晉察冀、華中走。
他們手里拿的不是槍,是電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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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的網也鋪開了。黨中央聯絡網、軍委聯絡網、情報聯絡網、新華社聯絡網,一張一張搭起來。
到了這一步,三十四部電臺的窘迫過去了,新的危險卻趴在電波里。
電臺越多,聯絡越密。聯絡越密,敵人的監聽機會越多。
一九四二年前后,日軍在北平、太原、濟南、上海等地設置猜譯機關,對根據地電訊下手。有的電報密碼被猜出,有的動向被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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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鍵一響,消息出去了;要是密碼、紀律和人員都跟不上,消息也可能落到敵人桌上。
這才是那道精簡令的根子。
不是嫌電臺多,是怕漏洞多。
團一級取消建制電臺,師旅集中掌握流動電臺;通信紀律重新收緊,明碼不能發,亂聯絡不能有,機要人員也要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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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下,電臺從“多多益善”,變成“夠用、能控、保密”。
山溝里的報務員坐在木桌前,左手按住電文,右手敲著電鍵。煤油燈一晃,紙上是密密的數字組。
從三十四部到四百多部,八路軍靠買、靠繳、靠修、靠自己造,把耳目接了起來;又在最危險的時候,親手把一部分耳目收回來。
電波還在夜空里走,只是每一次發出,都更小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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