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美國佛蒙特州民主黨籍聯邦參議員伯尼·桑德斯與該黨新生代左翼、聯邦眾議員亞歷山德里婭·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OC）向國會提交“人工智能（AI）數據中心暫停法案”。昆尼皮亞克大學3月發布的民調則顯示，55%的受訪美國民眾認為AI“弊多于利”，較去年同期上升11個百分點。Public First在4月所做的民調顯示，44%的受訪美國民眾認為AI發展速度過快，近三分之二受訪者希望國會嚴格監管。這些動向表明，AI技術的狂飆式發展已在美國引發顯著的治理憂慮，相關議題正在成為牽動美國內政紛爭的新焦點。

左翼老將的憂思

去年以來，長期關切經濟不平等、社會不公正的左翼先鋒桑德斯將目光投向如何限制AI過快發展。他在前往加利福尼亞州考察和出席一些重要國際會議后，頻繁就AI的系統性風險發出警告：2025年12月在電視節目中直言美國當前的AI革命“由富豪主導”，“意在擴張巨富階層的財富與權力，而非改善工薪階層生活”；2026年2月在斯坦福大學發表演講，警告AI將“沖擊民生、疏離年輕人、侵犯隱私、干擾輿論”，4月又在《華爾街日報》發文稱AI無序發展將“對美國人民珍視的一切構成威脅”，“決不能在沒有民主問責的情況下倉促發展AI”。

“人工智能數據中心暫停法案”則是桑德斯推動全面強化AI監管的標志性舉動，其內容包括暫停新建和升級數據中心、設立AI監管委員會、強制科技企業承擔就業轉型成本與生態補償等。盡管該法案還在初始推動階段，但足以說明即便特朗普政府與科技右翼強推AI急速發展，美國國內也絕非一邊倒地支持，系統性批判與政治反制已在路上。對AI發展深表憂慮的不只是一些美國左翼人士，右翼民粹重要人物史蒂夫·班農也將AI視為“精英實施控制的工具”，認為AI將“碾壓工人階層”、威脅“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基本盤。顯然，隨著AI應用滲透率的不斷加強，相關議題廣泛牽動美國各黨派、階層關注，并且在中期選舉日益臨近的背景下持續成為熱門政治話題。

AI議題何以走入美國政治前沿

AI議題成為美國政治的熱點，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主導美國AI發展的硅谷科技勢力對美國政治“由左轉右”的介入。冷戰時期，美國政府強勢主導科技創新，尖端科創成果優先服務國家安全，硅谷科技勢力逐漸積蓄起雄厚實力。冷戰結束后，克林頓政府和民主黨奉行“親商業、親科技、親創新”的中間道路，與借互聯網技術乘勢而上的硅谷科技集團結成緊密合作關系。按照硅谷科技大佬馬克·安德里森的說法，20世紀90年代后，硅谷與民主黨一度形成心照不宣的“交易”關系，雙方在發展經濟新形態、吸引年輕群體、推廣多元價值等方面共同利益頗多，硅谷成為民主黨重要的政治獻金來源，民主黨也積極支持硅谷高速發展。

然而，21世紀第二個十年以來，民主黨被身份政治和“覺醒文化”深度裹挾，硅谷科技企業被迫迎合多元化、平等與包容性（DEI）等“政治正確”，作出的妥協越來越多，其商業經營日益受到消極影響，硅谷科技界內部對民主黨的怨言與日俱增。拜登執政期間，民主黨將矛頭指向大型科技企業，AI發展遭遇“監管寒流”。安德里森披露，自己曾向拜登政府抱怨AI監管過嚴，對方卻回應稱未來可能像冷戰時期嚴格管控物理學那樣對待AI。這種強監管的取向令眾多硅谷科技精英強烈不滿，馬斯克等人公開轉身與右翼結盟，為特朗普2024年競選站臺。

特朗普再次執政以來，奉行科技去監管、反對左翼意識形態等政策，讓硅谷科技企業大為受用。2025年11月，特朗普政府啟動利用公私部門力量資源全力發展AI的“創世紀計劃”。與此同時，既掌握天量資本、又懷有另類政治愿景的硅谷科技右翼深知AI對于社會發展和國際競爭的重大意義及其財富和權力意涵，更加直接地下場參與政治運作，成為影響美國政治和政策的重要角色。

美國AI治理前景混沌

目前，無論是數據中心建設引發的環境、能源等問題，還是AI進入特定行業對就業崗位的沖擊，AI急速發展給美國帶來的社會影響愈發突出。據“負責任數據中心發展聯盟”統計，美國已有262個團體在37個州組織起反AI游行示威，試圖阻止數據中心建設潮，個別地區甚至演變成暴力行為，OpenAI創始人奧爾特曼的住所4月10日遭燃燒瓶襲擊。盡管在民意壓力下，美國部分州開始限制AI數據中心建設，但不足以改變AI治理面臨的深層困境：一方面，眾多科技巨頭與特朗普政府強力捆綁，后者于2025年12月出臺行政令限制各州制定AI監管法規；另一方面，科技企業對介入2024年大選嘗到的“甜頭”念念不忘，還在加大政治投入，尋求以政治獻金、游說等方式對白宮的AI政策走向施加影響。

兩黨各自對待AI監管都不是“鐵板一塊”：共和黨方面，特朗普政府和科技右翼支持對AI發展“松綁”，對大企業、科技利益集團等不滿的民粹右翼則擔心AI損害民眾利益；民主黨內，激進左翼呼吁拒絕接受AI行業捐款、堅守監管立場，但也有不少建制派民主黨人與科技行業保持密切聯系，在監管問題上含糊其辭。桑德斯提出“人工智能數據中心暫停法案”后，親科技大企業的媒體和政客立即斥之為“年度非理性政策主張”，給桑德斯扣上“盧德分子”（對新技術應用充滿不安的群體）的帽子。總體看，目前的政治異議并不足以形成撼動“技術—資本—政治”新型復合體的強大力量。

出于戰略、政治和經濟上的私利，特朗普政府對AI采取了重發展輕治理的政策，并且把美國的AI戰略目標明確定為在國際競爭中“不能輸”，還以“中國不計成本大步快跑”為由在美國國內實施去監管。這種取向決定了美國在今后相當一段時間內都將處于“AI躍進”的狂飆狀態，其帶來的就業沖擊、隱私保護、信息操縱、倫理邊界等治理問題將更加嚴重，同時對AI全球治理的阻滯和對世界經濟的扭曲效應也更為顯著。中美同為全球AI發展的引領型國家，AI在兩國關系議程中的位置正在上升，在操作相關議題時，我們要對其在美國國內政治中的敏感性有所了解，設置適當的工作目標。

（作者分別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實習員、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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