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40年中，每當一個東亞國家走完其經濟高速增長階段，大出海戰(zhàn)略便必然成為此后發(fā)展的重要方向。尤其以日韓代表，當本土陷入存量競爭社會后，出海都成了所在國為數不多的黃金賽道。

可耐人尋味的是，當視角拉遠至全球，這卻并非所有國家都必然經歷的命運。無論是拉美的資源型國家，還是歐洲的中小型發(fā)達國家，或者南亞的內需主導型經濟體，都并未在增長放緩后出現過同樣規(guī)模的出海浪潮。

全民出海作為一種系統(tǒng)性的經濟戰(zhàn)略，在近幾十年已經快成為專屬于東亞經濟體的現象。

究竟是什么樣的力量，將一個又一個東亞經濟體推向了同一條路？

東亞模式，從奇跡到詛咒

二戰(zhàn)結束后，東亞作為唯一一個規(guī)模性的完成從經濟落后國家向發(fā)達國家轉變的區(qū)域，一度備受世界矚目。無論是日本60年代的伊奘諾景氣，還是韓國70年代的漢江奇跡，亦或者80年代享譽世界的亞洲四小龍與四小虎，都曾經不斷刷新經濟學界對發(fā)展速度的認知。因為這些經濟體既沒有遵循蘇聯式的計劃經濟，也沒有照搬英美式的自由市場，卻走出了一條增長速度更快的道路。

80年代初，美國政治學家查默斯發(fā)表了日后大名鼎鼎的《通產省與日本奇跡》，通過講述日本從1925年至1975年，如何以政府主導產業(yè)發(fā)展實現經濟騰飛，首次提出日本式發(fā)展模式。

但在日本模式剛剛提出的1982年，學界普遍認為日本成功是特定歷史條件的偶然產物，并不具備可復制性。

然而整個80年代東亞各經濟體的發(fā)展速度，徹底動搖了這一判斷。

無論是香港、新加坡、中國臺灣、韓國（四小龍），還是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四小虎）。從1980年至90年代中期，它們都緊隨日本，以幾乎同樣的路徑，在幾乎同樣的時間跨度內，復制出了幾乎同樣驚人的經濟增長曲線。這一成果直接震撼了當時的西方經濟學界，因為它不僅證明這并非單一國家的成功，更在當時蘇聯計劃經濟與美國自由資本主義外，似乎尋找到了第三條國家成功的道路。

而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日本資產價格的瘋狂膨脹與紙面財富的空前繁榮，更是讓西方學術界出現了日本模式或者說東亞模式，是否更加先進的大討論。

其中，世界銀行在1993年發(fā)表的《東亞奇跡》更是將這場討論推向高潮，當時世銀以官方報告形式，將東亞八國在80年代的經濟騰飛形容為制度的勝利。并從官方層面將這套政府主導產業(yè)，高出口高儲蓄與重教育的發(fā)展機制成為東亞模式。

而在90年代的很長一段時間里，東亞模式一度被視為國家經濟學中最重要的參考范本，即使事后來看一些明顯錯誤的政策（比如高債務驅動），在當時也被視為是正確的選擇。甚至在有一段時間中，東亞模式被認為是唯一正確的答案，成為了當時眾多發(fā)展中國家競相效仿的圭臬，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剛剛處于改革開放的中國。

然而，這也是歷史最充滿諷刺意味的地方。

在《東亞奇跡》出版當年，曾被視為東亞經濟火車頭的日本，因為泡沫破裂，迎來了自70年代石油危機后的首次負增長。

五年后，亞洲金融風暴席卷東南亞，泰銖崩潰引發(fā)的多米諾骨牌接連推倒了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韓國等曾被《東亞奇跡》點名稱贊的經濟體。而更令人唏噓的是，東亞模式的神奇魔力似乎就此消失，此后經濟學界發(fā)現所有依靠該模式取得高增長國家，都迎來了幾乎無法逃脫的系統(tǒng)性衰退。

后來經濟學界將這種現象稱為“東亞模式詛咒”。

那么東亞奇跡為何會變成詛咒，而這又與他們紛紛走上大出海戰(zhàn)略，又有何關系？

東亞模式之困

2001年，由多位諾貝爾經濟學獲得者參與，世界銀行再次牽頭發(fā)布了長篇報告，《Rethinking the East Asian Miracle 東亞經濟的反思》。該報告不僅全面反思了曾經對東亞模式的過度樂觀情緒，還完整分析了東亞模式的核心矛盾，以及可能的破局之路，被認為是21世紀東亞經濟研究最具份量的一份長篇報告。

該報告的核心結論是：90年代東亞各經濟體出現的衰退，看似是被外力因素影響（比如1985年廣場協(xié)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但其實是自身模式矛盾不斷積累后的系統(tǒng)性爆發(fā)。

那么，這套曾被全球奉為圭臬的發(fā)展模式，其核心矛盾究竟是什么？

東亞模式本質是政府主導的外向型戰(zhàn)略，簡單來說就是以出口為發(fā)動機，在最短的時間內，把一個農業(yè)國的勞動力轉化為工業(yè)國的產能。

這套機制在發(fā)展早期極為高效，因為它將國內產能與海外需求實現強綁定，靠海外市場為產能提供出口，從而讓經濟增長不必等待本土購買力成熟，便可一路狂飆，從而實現了連續(xù)數十年的超常規(guī)增長。

但要維持它所需要付出的代價也是十分殘酷的。

1. 被出口綁架的經濟

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在1994年對東亞模式展開系統(tǒng)性批評，被普遍認為是亞洲金融風暴的吹哨人，學術界將其稱為克魯格曼的質疑，讓他在此后成功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而他質疑的最重要一條便是，多數東亞經濟體已被出口過度綁架。

無論是70年代的日本，還是80年代的韓國等四小龍，外貿依存度都超過50%，也就是國民經濟一半的增量都來自于進出口。在此期間，經濟體通過較低的工資與生產成本的方式，換取出口的價格競爭優(yōu)勢，之后再將出口所得用于下一輪技術升級，由此形成產業(yè)快速迭代。這也是東亞各國在各自巔峰期，產業(yè)擴張如此快速的原因，本質是用低成本換取更大的出口份額。后來經濟學界將此稱為汗水型經濟，即東亞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更努力的勞動。

然而，當經濟體走完追趕階段、人均收入跨越某一門檻后，低成本優(yōu)勢必然消失。此時必須從出口導向轉向內需為主。

可問題在于，東亞各國為了維持出口價格優(yōu)勢，需要長期壓低工資和生產成本，這會導致居民收入增長緩慢與內需市場萎靡。但一旦大幅增加工資，又會削弱出口優(yōu)勢。

由此經濟結構陷入一種惡性循環(huán)：出口競爭力依賴于低成本，低成本又持續(xù)壓制國內消費，內需市場始終無法發(fā)育成熟，經濟體便只能繼續(xù)依賴出口。最終的結果是，即便明知要推行內需為主的改革，在現實壓力下也不得不繼續(xù)強化出口投入。

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泡沫破裂只是導火索，真正讓社會活力喪失的是經濟下滑后內需遲遲無法接力的漫長空窗期。

但出口與內需的矛盾只是東亞模式的核心問題之一，債務困局同樣也是該模式的另一大頑疾。

2. 產能過剩與債務周期

時至今日，距離亞洲金融危機已近30年，但部分東亞國家依然在債務的泥潭里。即便是日韓這樣的發(fā)達國家，其走出債務周期的時間也長達20年。日本從1990年泡沫破裂到2005年左右才基本完成銀行壞賬處置，而韓國從1997年金融危機到2012年才擺脫高杠桿陰影。

即便放眼全球經濟史，如此漫長的債務周期也屬罕見。同樣因房地產炒作引發(fā)的1990年北歐銀行危機，其修復不過花了六年。東亞各國卻往往要付出一代人甚至兩代人的時間，超長債務周期已經成為東亞經濟的一個顯著特征。

為什么債務會像幽靈一樣糾纏東亞經濟體如此之久。

根源在于東亞模式的另一個特點，那就是壓縮式增長。東亞國家通常用短短幾十年，狂奔完西方發(fā)達國家花了二三百年才走完的工業(yè)化進程。經濟學界將這一特殊現象稱為壓縮式現代化（Compressed modernity）。

從結果上，它幫助各國在有限時間內完成了城市現代化。但這種壓縮的代價，便是巨額的債務。

在正常的國家發(fā)展中，投資與消費大致同步，企業(yè)可以適度借貸擴產，用增長的利潤逐步償還本息。但東亞各國顯然無法如此循序漸進，當東亞啟動工業(yè)化的1960年，全球市場早已瓜分殆盡，它們又必須在人口紅利關閉之前，完成從低端制造到高端制造的全程爬升。

于是無論是1960年代的日本，1970年代的韓國、還是1980年代的泰國，它們都選擇了一條超前投資的道路，通過先建廠再找訂單的方式，迅速堆砌起產能與產業(yè)鏈。但超前投資也決定了資金不可能來自企業(yè)（利潤還沒產生），也不可能來自居民儲蓄（收入還未上漲），那么唯一的來源就只剩下借款。

通過債務驅動，東亞各國通常只需十余年，便能積累其他國家需要五十年才能實現的產能。但它也留下了兩個難以化解的問題，第一是產能過剩，第二則是債務過剩。

以韓國為例，到金融危機爆發(fā)前一年，前三十大企業(yè)的凈資產負債率已高達350%，即每1元凈資產背后，負擔著3.5元的債務。而也恰恰是在這一年，韓國的產能利用率反而處于90年代的最低區(qū)間，可以說債務堆出的產能，已經遠遠超出了市場的消化能力。

可以說無論是單一的出口模式，還是嚴重的產能過剩與債務問題，都是導致東亞經濟體一旦進入衰退周期就如此漫長的原因。因為傳統(tǒng)的經濟危機，是金融體系過度擴張的結果，在合理出清后往往就能快速修復。

東亞危機的本質卻是系統(tǒng)性問題爆發(fā)，或者說是模式之困。由于經濟體在短時間內走完了西方國家上百年的工業(yè)化進程，導致大量結構性問題都被壓縮在同一個時空里，而過去依靠高速增長的經濟，這些矛盾尚能被掩蓋。

可一旦進入存量發(fā)展階段，這些矛盾便會集中爆發(fā)。換句話說，傳統(tǒng)危機只需修復金融體系，而東亞危機卻是需要解決系統(tǒng)問題。

那么出海又為何會成為解決東亞困局的鑰匙之一？

出海為何成為必答題

要理解出海為何成為東亞經濟的必然選項，首先要明白原有東亞模式的轉型為何如此困難。根據傳統(tǒng)經濟理論，當一個出口型經濟體遭遇衰退，最有效的解決辦法是從出口導向轉向內需驅動，但在東亞這種變革卻阻力極大。

日本擴大內需嘗試了三十年，但卻始終收效甚微，反而陷入了長期通縮的困局。同樣的困局也出現在韓國，其內部刺激政策從1998年的金大中講到了2026年的李在明總統(tǒng)，但內需疲軟依然是今天韓國社會最大的內生矛盾。

東亞經濟體在數十年的出口導向驅動下，已經形成了高度專一化的產業(yè)生態(tài)。無論是日本的精益制造體系、韓國的財閥結構，還是中國臺灣的代工產業(yè)鏈，都不是圍繞本土消費者建立的，而是圍繞海外訂單建立的。

這意味著轉向內需并不是政策上的調整就能做到，而需要徹底重構產業(yè)鏈的邏輯、企業(yè)的組織方式、乃至整個社會的分配機制。

而這種社會重構往往需要一代人甚至更長的時間才能完成，但我們都知道經濟衰退帶來的壓力并不會等待社會完成蛻變。

出海之所以成為東亞經濟體在遭遇衰退后的新戰(zhàn)略，是因為它能夠在不觸動國內深層結構的前提下，同時在多個維度上為困局松綁。

首先，它有效緩解了產能與債務問題。東亞模式的另一個詛咒是債務驅動的產能過剩，過去數十年超前投資建起來的工廠，如果只依賴本土市場或原有的出口目的地，注定會陷入低利潤的價格戰(zhàn)。

尋找哪些正在復制東亞曾經工業(yè)化道路的國家，東亞看似過剩的產能在那里卻擁有最有價值的買家。事實上，一個經濟體在完成自身升級后，將成熟產能向更低成本地區(qū)轉移，本身就是全球化正常的梯度傳遞。

但更重要的是，大出海為無法速成的內需轉型爭取了時間。東亞的內需重建是一項需要數十年改變的系統(tǒng)工程，因為從分配機制到消費文化，每一環(huán)都需要時間。出海帶來的海外收入在這段漫長的等待期里，讓企業(yè)的利潤壓力不至于在轉型完成前就率先崩潰。

無論是日本90年代在中國設立的工廠，還是韓國2000年在東南亞的布局。這些海外企業(yè)創(chuàng)造的利潤最終會以分紅形式回流本土。成為成為維持研發(fā)投入與社會福利的重要緩沖。以日本為例，從1990年至2020年，海外子公司的利潤占比從不足2成，提升至6成?？梢哉f如果沒有這些外部輸血，日本失去的三十年會變成真正的死亡三十年。

那么問題來了，大出海是否也是中國的必答題？

當宿命來到中國

今天，當我們把目光從日韓移向中國，你會發(fā)現一種既熟悉又陌生的局面。

熟悉的是，過去20年我們看到了同樣驚人的增長速度，同樣高企的外貿依存度，以及同樣被壓縮進十幾年的工業(yè)化進程。出口、投資與債務，這些東亞模式的老朋友，在今天中國經濟版圖上同樣扮演著關鍵角色。甚至在某些指標上，中國走的比這些東亞經濟體更遠。

陌生的是，中國擁有日韓難以企及的內需縱深，14億人口所帶來的超大規(guī)模市場，以及全世界最完整的產業(yè)鏈與最強悍的制造能力。

那么這些因素能否成為中國打破東亞詛咒的變量？

歷史有時候是一位好老師，日本在泡沫破裂前也曾堅信自己是例外。彼時它們擁有全世界最龐大的中產階級、最先進的制造業(yè)，以及日本第一的集體信念，但內需型社會的轉型依然歷經數十年，直到最近幾年才擺脫通縮螺旋。

內需轉型需要一代人的時間改變，但在這轉型的一代人的時間里，難道我們就坐在原地等待嗎？這顯然不是一個經濟體可以安靜停擺的假期。

我想真正的問題，從來都不是中國會不會出現全民出海的浪潮。

因為從東亞經驗來看，當一個經濟體的產能是為全球而建的，那么無論內需有多大，走出去都將成為必然。

真正的問題是，如果當大出海成為必然，中國能否走得比前輩們更從容一些？

2021年至今，出口增速從接近30%的高位跌回個位數。雖然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光伏組件這新三樣，拿下了全球產能第一，但同樣也在全球打響了烈度罕見的價格戰(zhàn)。

東亞的奇跡始于出口，也困于出口。今天明眼人都能知道出口模式已經到達了天花板，那么按照東亞經濟的演進順序，屬于中國的大出海潮就即將到來。

尾記：

當《東亞經濟的反思》發(fā)布的2001年，中國恰好叩開WTO的大門。而報告尾頁世銀也留下了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是否也會遇到與東亞經濟體相同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