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漳州人的不懈努力之下，“毒楊梅事件”爆發了，福建也從“五小?！睍x升到“六大門派”：晉江的假藥，云霄的假煙，漳州的楊梅，莆田的假鞋、醫院和寺廟。這其中當屬莆田人最沒底線，“梅開三度”。

最初的晉江假藥是家庭作坊式的“小打小鬧”：幾口大鍋，幾臺壓片機，幾個本地師傅，照著正品藥的包裝盒描摹印刷，將淀粉、葡萄糖粉甚至石膏粉壓制成藥片或灌進膠囊。

這些“藥”吃不死人，也治不了病，因此那時晉江的大多數假藥仿制的是感冒、清火類藥品。由于沒有正規藥廠的批文，這些假藥主要流向農村的赤腳醫生和小診所。一則產量有限，二則這類病癥不吃藥，熬一熬也能自愈，所以影響有限，并未引起太大關注。

2000年后，國內醫藥監管體系逐步健全，藥廠走向正規化和規?；?。一批原本為正規藥企做代工的小工廠失去訂單。他們一不做二不休，全部轉向“制假”路線。

這些工廠在多年的代工過程中掌握了全套成熟的工藝，以及正規藥廠的批文模板。假藥的包裝用進口印刷機仿制，防偽標簽找溫州或蒼南的制假窩點配套生產，連藥品電子監管碼都能批量復制。

自此，晉江假藥進入“真假難辨”的高仿時代，不再局限于農村市場，而是進入藥店正常售賣。更致命的是，為了追求高利潤，這些藥廠開始劍走偏鋒，制造假的抗生素、降壓藥、降糖藥、壯陽藥等。

2004年，“晉江3·15特大假藥案”爆發，公安部進行了一輪猛烈打擊，查獲假藥成品、半成品價值超過5000萬元，涉及頭孢曲松鈉、阿莫西林、鹽酸左氧氟沙星等20多個品種，銷往全國14個省市。

然而，晉江假藥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2012年，記者暗訪晉江假藥產業鏈，發現當地一條不到兩公里的街道上，藏著十幾家假藥包裝材料供應商，從說明書、小紙盒到鋁箔板、塑料瓶，一應俱全。

國內查獲的各類假藥案件中，每三起就有一起的源頭指向晉江。全國賣假藥的，十個里頭五六個從晉江拿貨。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公安部“昆侖行動”和藥品集中采購制度“雙管齊下”，晉江假藥產業15年的巔峰才告結束，但并未完全消除。

事情曝光后，晉江人說：“我們的假藥無害，你們不該指責我們?！?/p>

我不殺伯仁，伯仁卻因我而死。

晉江假藥真是傷天害理——它吃不死人，卻耽誤人的病情。這些制假之人，可謂罪大惡極。

莆田假鞋和晉江假藥的發展軌跡幾乎如出一轍。

20世紀80年代，福建省相鄰的兩個地區——莆田和泉州，都走上了鞋業的代工之路，為耐克、阿迪達斯、彪馬等國際品牌貼牌生產。

這些品牌的鞋子一雙成本幾十塊，售價數百元，利潤豐厚，于是假貨開始出現。一開始也是小打小鬧：幾臺縫紉機、幾把裁皮刀和幾個熟練工，照著正品鞋的樣子依葫蘆畫瓢。做出來的鞋，遠看像模像樣，近看針腳歪斜，穿幾個月就報廢，但勝在價格便宜。

從2000年開始，隨著勞動密集型產業鏈向東南亞轉移，耐克、阿迪達斯、彪馬等國際品牌停掉了大部分國內的生產訂單。

代工廠失去訂單后，泉州的代工廠開始自立門戶，推出自己的品牌；而莆田的代工廠則進入規模化造假時代。這些專業人士和廠家的加入，讓莆田假鞋進入“真假難辨”的高仿時代。

這些假鞋在外觀、材質、合格證上足以以假亂真，不僅通過電商平臺賣到全國各地，還反向出口歐美市場。國內市場上的10雙假鞋里，有9雙是從莆田發貨的；全球每3雙耐克鞋中，就有一雙是來自莆田的假貨。

莆田假鞋的名氣大到《紐約時報》記者專程赴莆田調查。

面對指責，莆田假鞋產業大言不慚地說：“我們主要是出口賺老外的錢，對國內來說，增加就業和稅收，有利無弊。”

后來事情的發展軌跡是：泉州靠自立門戶，推出自己的品牌，打出一片天地（安踏、特步、361°等）；國外對假貨加大打擊力度。

此消彼長之下，莆田假鞋生意一落千丈。泉州和莆田緊挨，這些鞋廠的老板追溯起來都沾親帶故，但利益讓莆田人開始六親不認，不仿國際品牌，開始仿制國內民族品牌了。

泉州鞋業的人氣得破口大罵：“你們造假耐克，丟的是中國制造的臉；造假安踏，那是直接砸我們飯碗。”莆田人當然不敢還嘴，躬著身子使勁干，使勁造假。

逼得泉州鞋業自發組隊維權，就在最近的2025年，泉州豐澤法院就宣判了一起假冒“安踏、361°”等品牌的刑事案件，被告就是莆田的造假窩點。

莆田人能在假貨行業占據三把交椅，不得不說他們很聰明，但這份聰明沒用在正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