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期，一位日本學者的困惑引發了深思：當年飽受列強欺凌的中國，為何在幾代人之后依然獨獨對日本抱有如此深沉的痛恨？

這背后隱藏的，絕非簡單的歷史積怨，更牽涉到侵略本質的天壤之別。

縱觀近代史，歐美列強初入中國，本質上仍將中國視作掠奪利益和通商的客觀對象；但日本的圖謀卻徹底打破了底線。

更令人無法釋懷的是其在戰后長達八十年的逃避態度。

這種毫無懺悔、甚至倒打一耙的社會姿態，不斷撕裂著歷史的結痂。

為何一個國家在犯下滔天罪行后，卻能毫無心理負擔地推卸責任？

說到軍隊的崛起，中國普通讀者比較熟悉的一個詞叫武士道。大家普遍覺得日本軍隊戰斗力強、破壞力大，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種單一線條、非常僵化的武士道思維，把軍人訓練成了這樣。

但仔細看武士道的誕生會發現很有意思：明治維新之后直接把整個武士階層取締了，最著名的就是廢刀令。

《浪客劍心》里有段情節，里面作為反派的落魄武士，特別瞧不起明治維新新政府的軍隊。

這些軍隊拿著火槍、熱兵器，武力上有碾壓性優勢，但拿槍的都是農民，沒有武士精神。他們只能依靠技術上的優勢，沒法像武士拿著自己的刀那樣，帶有浪漫化的英雄主義氣息。

按理說武士階層消散了，武士道也就沒有了，反而武士道卻在這個時期不斷成長起來。從明治到昭和時期，舊日本軍人往往會用一個方式給自己的戰爭罪責開脫：他們宣稱是在忠實執行長官的命令，在職業操守內完全沒問題。

武士道精神教會他們要忠實執行長官命令，他們自認是模范軍人，但命令內容有問題，不是他們的錯。這就形成了戰爭責任在底層的推卸。

其實二者的關聯，很多時候是一種歷史的想象。有武士的時候才有武士道，更重要的是，真正作戰的時候才會形成武士道，只能在戰場上才能形成武士道。

回看日本歷史，真正發生大的戰爭、武士真的上戰場作戰的時期其實非常有限。德川幕府統治兩百六十年，只有之前的戰國時期和最后的幕末時期，才有大規模的戰爭發生。

如果日本真的有傳統武士道，也只會集中在這兩個時期。明治新政府成立之后，武士階層都沒了，哪來的武士道呢？

為什么后來大家會覺得武士道跟日本軍人相關？這其實是一種歷史的發明，主要和甲午戰爭、日俄戰爭高度相關。

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之后日本開始崛起，很多人都驚訝：一個東方小島國，四個島加起來和中國云南省差不多大，人口也就三千萬左右，為什么能打敗大清國、打敗俄國兩個這么大的鄰居？

大家就開始找原因，找來找去就找到了所謂的“武士道”頭上，覺得是這個東西好用。真的回過頭看，日俄戰爭和甲午戰爭，日軍能打勝靠的是武士道嗎？

肯定不是，靠的是大炮、步槍、近代化的戰爭動員、近代科技。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武士道這個概念后來蔓延開來，和新渡戶稻造用英語寫的《武士道》高度相關。

新渡戶稻造寫《武士道》是1900年前后的事，距離明治維新已經快半個世紀了，日本的武士早就不存在了。他寫的這個武士道，雜糅了基督教的倫理、西方的騎士道精神，再加上儒學的一些內容，炮制出來的一套概念：說武士如何忠君、如何愛惜名譽、如何寧死不屈。

這個東西其實有點假，不是真正的傳統武士道。

真正的武士道是什么樣的？

曾有學者在日本留學時，讀相關研究著作，比如有一本叫《戰場上的精神史》，里面寫得很清楚：所謂武士道，一方面是要有把別人頭顱砍下來的決心和覺悟，另一方面是要有自己的頭顱被別人砍下來的決心和覺悟。

冷兵器時代和現代不一樣，沒法隔著很遠殺人，都是每人一把刀或者一桿槍上戰場拼命，能不能不退縮、不怯場，勇敢沖上去把別人殺死或者被別人殺死，這個是最重要的，這才是武士道。

后來舊日本軍隊在東亞為非作歹，跟傳統武士道有那么大的直接相關嗎？有觀點認為可能沒有，不見得。

這種被刻意炮制出來的虛假武士道，恰恰為后來日本向外侵略提供了底層的精神麻藥。

精神的扭曲還需要制度的保駕護航，回看其近代軍國主義發端時那個漏洞百出的立憲過程，更是讓人不寒而栗。

很多人說明治憲法最大的缺陷，就是明確規定軍隊的統治權屬于天皇，沒有把軍事權放在民選政府、首相的管轄之下，導致首相制衡不了軍隊。后來軍隊又用現役武官制控制陸軍大臣的人選，反過來控制政府，最后徹底暴走。

他們覺得普魯士和日本的歷史條件非常像，本來都是一窮二白的小國，靠俾斯麥就快速崛起成了中歐乃至整個歐洲的強國，非常有參考價值。而且普魯士憲法沒那么激進，比英法的憲法保留了更強的皇權和傳統性，剛好符合日本的需求。

他們幻想的制度是，天皇是國家名義上的主人，實際政治運作交給俾斯麥一樣的宰相。但這套制度對執政者的要求非常高，必須有足夠權威的強勢政治家坐鎮。

他也規定，天皇行使任何國家權力，都需要內閣的“輔弼”也就是幫助協助，沒有內閣的副署，天皇根本沒辦法直接行使權力，包括軍權。按最初的設計，內閣是可以間接控制軍隊的，1930年代之前，內閣也確實能完全控制軍隊，根本不存在管不住的情況。

后來出現所謂的“統帥權侵犯”問題，比如倫敦海軍會議裁軍，海軍軍令部覺得方案吃虧不同意，首相覺得可以接受，最后軍方就說首相的決定侵犯了天皇的統帥權。

再加之后來元老全部去世，再也沒有人能制衡軍隊，軍隊才慢慢獨立出來，反過來控制內閣，把軍事目的放到政治目的之上，讓日本變成了軍國主義國家，四處發動侵略，干了很多壞事。憲法漏洞帶來的權力失控，最終讓整個國家成了一架無需踩剎車的戰爭機器。

這也是為什么很多人至今回答不了那個問題：日本為何能夠以舉國之力對中國犯下滔天罪行，戰后的社會機體卻對這些罪責表現得如此麻木。

很多人好奇，為什么要把這五十年的舊日本概括為“無責任的帝國”，這個“無責任”是什么意思？

“無責任”這個概念是用的丸山真男的觀點。無責任的意思不是說日本沒有責任，是說日本這個國家各個層面都不負責任，這個問題非常復雜。

首先就是政治構造的問題，其政權構造是“多頭一身”的，擁有最高權力的天皇不負責。明治憲法第三條明確規定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沒有任何人能夠問責天皇，天皇不負任何責任。

這就導致了權責不匹配，擁有最高權力的人應該負最大的責任，但他擁有最高權力卻不負責任，那責任誰負？就推給下面的內閣成員。

但內閣成員就算愿意負責，做政治決策的時候也有非常多的限制。為了保護天皇的大權，權力都集中在天皇手里，內閣擁有的權限在法律意義上也是受限制的，不能侵犯天皇大權。

權力受限制，任何政治決策都是各方角力、各方配合的結果，決策過程非常不明晰、非常復雜，就導致責任的歸屬也不明確，這是明治憲法規定下的日本政權的核心特征。

哪怕到現在，日本的利益集團、政黨、政黨內部的派閥，還有各種各樣的組織，勢力還是非常強。丸山真男有個比喻，叫日本是“章魚壺型社會”，每個人都屬于一個小集體。

在這種社會構造之下，他們會傾向于認為個人是沒有責任的，團體才有責任。日本是一個沒有dc者的dc國家，靠著各個政治團體、政治力量之間的沖撞形成決策，所以非常容易造成“無責任”的狀態。

一直到現在，日本人討論歷史責任問題的時候還扭扭捏捏。他們認為如果說有責任，那是當時所有人都錯了，是團體的責任，他們只不過是當時的一個小小的螺絲釘，只不過是隨大流，當時的局勢就是那樣，也沒什么辦法。

這種講法直到現在在日本國內都還非常盛行，所以外界會疑惑他們為什么不承認歷史錯誤、不承認歷史責任，根源就在這種團體主義的傳統上。

丸山真男分析，日本為什么不肯承認戰爭責任，為什么會走向戰爭，和這種團體主義傳統息息相關。

回到那位日本教授的困惑，答案早已在八十年的拉鋸中寫得一清二楚。

中國天生并不喜歡記仇。

令人心寒的真相在于，作惡者從未真正低下頭顱，反而在漫長的時間里利用種種冠冕堂皇的借口，不斷往歷史的傷口上撒鹽。

從靖國神社里不散的陰魂，到教科書里被刻意抹去的血跡，日本試圖用一套“無責任”的邏輯沖淡罪惡，卻恰恰證明了其內心從未有過根源上的反思。

只要那三十萬亡靈的名字依然無法在教科書中被坦然面對，只要那十四個甲級戰犯的牌位仍在享受政治人物的供奉，“為什么只恨日本”這個問題，就會永遠像一座警鐘一樣懸掛在東亞的上空。真正的原諒，唯有建立在徹徹底底認賬的前提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