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德文

已在歐洲政壇沉寂許久的默克爾要“再次出山”了嗎？2024年出版回憶錄以來，這位一度淡出公眾視野的德國前總理變得日趨活躍。現在，有關她是否或將以何種身份幫助歐洲脫困的討論多了起來。
一個最新背景，是歐盟似乎有意與俄羅斯恢復直接談判。布魯塞爾方面表示正在為與莫斯科的“潛在”會談進行準備，這被認為是烏克蘭危機升級以來歐方首次釋放外交調整信號。俄羅斯方面則回應稱，歐洲一些國家積極討論與俄談判“完全符合俄方觀點”，表明這些國家對俄立場發生“重大轉變”。正是在這種形勢下，“誰來代表歐洲”進入歐盟外長會議乃至峰會的議題清單，德國前總理默克爾、意大利前總理德拉吉等歐洲政壇資深人士被列為潛在人選。

“誰來代表歐洲”成為一個難題
“默克爾們”的身影再度浮現，并被寄予幫助歐洲擺脫當前外交與安全困境的厚望，這既是對那一代歐洲領導人執政思路以及當時歐洲整體處境的回望，也暗含著對于當下嚴峻現實的映照與警醒。

對于20世紀40年代之后歐洲政治人物的表現，國際戰略學界有人歸納認為，經歷過二戰生死存亡考驗以及冷戰激烈陣營對抗的那一代，往往表現出更強的決斷力和領導力，在歐洲遭遇困境的一些重要歷史時刻作出關鍵抉擇。比如，丘吉爾在二戰期間英國乃至整個歐洲的“至暗時刻”力挽狂瀾；戴高樂和阿登納在戰后保持緊密溝通，推動法德和解，為事關歐洲繁榮穩定與共同未來的一體化進程奠定基礎。即便在美蘇主導冷戰期間世界格局之時，歐洲一些政治人物仍表現出強烈的戰略自主意識，致力于使歐洲成為美蘇之外國際社會的一支“獨立力量”。

冷戰結束后，歐洲一體化進程穩步推進，但有關歐洲缺乏“真正的政治家”或者說領導力日益匱乏的討論和反思日益增多。尤其是在近年來烏克蘭危機不斷發酵、升級和延宕的背景下，歐洲面臨地緣安全動蕩、經濟增長乏力以及跨大西洋關系裂變等內外交織的復雜挑戰，歐洲人的“懷舊”情緒漸濃，開始越來越多地回顧二戰以及冷戰期間歐洲政治人物帶領歐洲走出困境的歷史場景，相比當下，難免生出“誰來拯救歐洲”的疑問。

本質而言，“誰來代表歐洲”與俄進行潛在的對話談判，是“誰來拯救歐洲”問題的一個具體投射。“誰來代表歐洲”變成令歐盟撓頭的難題，說明當今歐洲政壇一時難以找到能夠妥善統籌歐美俄三方關系的政治人物。以歷史視角觀之，這又是冷戰后歐洲對俄政策演變的直接后果之一。

“默克爾們”為何成為熱門人選
如果效仿以二戰或冷戰作為歷史節點對西方政治人物進行代際分層，那么以俄烏沖突為界，冷戰結束以來的歐洲政壇世代或可粗略分為“沖突前的一代”和“沖突后的一代”。2022年俄烏沖突爆發，被一些人稱為二戰結束后歐洲大陸規模最大、影響最為深遠的地緣政治危機。至少在對俄政策上，歐盟及其主要成員國的思路在沖突前后存在明顯分野，歐俄關系圖景更是不可同日而語。

2021年10月默克爾正式卸任，結束長達16年的德國總理生涯。放在冷戰后歐俄關系的曲折歷程中看，這16年橫跨歐洲從對俄實施“接納政策”，到一邊制裁一邊合作的若即若離狀態。

2005年上臺后，默克爾總體延續前任政府對俄政策，繼續推進“北溪”天然氣管道項目，尋求與俄羅斯形成“現代化伙伴關系”。彼時，歐俄關系還延續著冷戰結束之初的融洽氛圍，雙方在構建經濟、安全等“四個共同空間”規劃下，甚至開始眺望“大歐洲”愿景。但短短3年后，2008年，作為北約東擴背景下俄羅斯與西方關系日趨緊張的結果之一，俄格沖突爆發，歐洲主要國家開始對俄實施制裁。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爆發，歐俄關系進一步惡化。這些“分水嶺”“轉折點”事件導致歐俄相互認知滑向谷底。即便如此，當時雙方關系仍有騰挪空間，歐洲對俄能源依賴不減反增。

其間，作為歐盟經濟乃至政治領頭羊的德國，在歐洲對俄外交中扮演重要角色。默克爾與普京既是對手又是伙伴，雙方在歐俄關系進入下降軌道時依然保持著對話和磋商。臨近卸任之際，默克爾還對俄羅斯進行了“告別”訪問，普京為她獻花的場景成為當時歐俄復雜關系中最后的“暖心時刻”。

正因這樣的歷史背景，在當前歐盟為與俄羅斯開展潛在談判而“緊急尋人”之際，默克爾被列在了候選名單前列。

雖然默克爾曾因在2015年難民危機中施行開放政策飽受指責，在俄烏沖突爆發后又被質疑執政期間“親俄”，但眼下歐洲正在內憂外患中苦尋出路，恢復與俄對話并推動結束俄烏沖突成為一道繞不過去的“必答題”，所以歐洲人又將目光投向這位德國前總理。他們回想起默克爾執政期間歐俄關系的總體穩定局面，甚至回想起歐債危機中默克爾在歐盟內部艱難協調，促使歐洲主要大國為歐元信用背書，推動歐盟在貨幣財政改革的基礎上合力應對危機等過往，繼而期待她能“再次出山”參與對俄協調，至少在烏克蘭危機問題上幫助歐洲脫困。

意大利前總理德拉吉、芬蘭現任總統斯圖布及其前任尼尼斯托等，據稱也被納入歐盟擬議人選行列。但在俄烏沖突期間，長期以來主要以技術官僚身份樹立穩健形象的德拉吉對俄展現強硬姿態，芬蘭更是放棄永久中立地位加入北約，這些都讓歐洲輿論懷疑，莫斯科是否愿與這樣幾位“潛在的歐盟特使”坐到談判桌前。于是，歐洲媒體在報道中更多地將“默克爾”放上了標題。

前路雖艱但應堅持對話談判
目前，這些熱門人選普遍態度謹慎。事實上，默克爾已經表達了婉拒，強調其他人可能更合適，還稱只有當前執政的政治人物才能與俄羅斯進行可信的談判。與此同時，也無任何公開跡象表明德拉吉有意擔任這一職務。那么，為何這些曾經執掌歐洲主要大國甚至擔任歐盟重要機構領導職務的資深政治人物，在歐洲再次深陷歷史性困境的當下，拒絕再次挺身而出了呢？

一言以蔽之，就是時移勢易。無論歐俄關系還是歐洲內部形勢和外部處境，都已今時不同往日。
2022年俄烏沖突爆發后，歐俄關系從冷戰結束之初的熱絡融洽、克里米亞危機后的若即若離，迅速跌至冰點。歐盟不斷升級對俄制裁，甚至與華盛頓聯手動用“金融核彈”，將俄羅斯踢出國際資金清算系統（SWIFT），同時加大對烏克蘭的軍事和資金援助，包括提供可用于攻擊俄本土的進攻性武器。在瑞典、芬蘭放棄傳統中立地位加入北約后，美國主導下的北約及其歐洲成員國與俄羅斯陷入全面對抗。

歐盟外交與安全領域的決策機制，尤其是在對俄政策上的“短板效應”，進一步壓縮了戰事延宕期間歐俄關系的回旋空間。默克爾說，2021年10月她曾提議建立歐俄常規對話機制，但因波蘭和波羅的海三國強烈反對未能實現，而“如果當時這個機制得以建立，沖突可能不會發生”。即便4個月后俄烏沖突爆發，德法等國仍然希望對俄保持“聯絡”，通過政治途徑緩和局勢。但在美烏以及部分中東歐國家促動下，援烏抗俄迅速成為西方世界包括歐洲大陸不可觸碰的“政治正確”。波蘭等中東歐國家不斷詰責法德等國對俄“綏靖”“軟弱”，迫使后者服從歐盟“集體意志”，以對俄示強延續自己在歐盟框架中的“領導地位”。

在二戰結束后以法德和解為源動力的歐洲一體化進程中，“法德軸心”在歐盟政治和經濟領域長期發揮“領頭羊”“火車頭”作用，兩國意志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歐盟意志。但在俄烏沖突爆發后，情況發生變化。歐盟內部有效多數表決機制形成某種“短板效應”，一些持激進抗俄立場的中東歐國家借此對歐盟整體對俄政策形成制約。法德等西歐國家既是歐洲一體化的主導者和推動者，也是最大受益者。在援烏抗俄上升為歐盟“集體意志”的情況下，它們不愿看到歐盟內部沖突進一步激化，那對已然舉步維艱的一體化進程無異于雪上加霜，因而選擇“服從大局”。

如今，俄烏沖突進入第四年，情況再次生變。歐洲付出戒斷俄油供應、民生成本陡增、經濟增長承壓等沉重代價，卻發現自身外交與安全困境加劇，在有關歐洲未來安全格局的談判中被邊緣化。在跨大西洋關系劇烈震蕩中，歐洲謀求戰略自主的緊迫性進一步凸顯，嘗試對俄接觸就被認為是扭轉被動處境的選項之一。

?客觀而言，推動俄烏全面停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過，俄方近期表示沖突“正在走向終結”，基輔方面對停火也持相對開放態度，美國斡旋則是屢次碰壁，歐洲此時重啟與俄對話可以增加俄烏停火的可能性。無論“默克爾們”是否愿意挺身而出，無論后續進程有多艱難，在俄烏沖突中勸和促談終歸是正確的方向。（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