屢教不改的雙匯，為什么可以屢教不改？

食品安全的雷，似乎每年都會曝出不少，今年也不例外。

最近，黑龍江市場管理局的一則食品安全抽檢通告，就將國內肉制品巨頭雙匯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

這份通告顯示，雙匯控股子公司望奎雙匯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生產的一批次“豬后鞧肉”，被檢出林可霉素殘留量高達7700μg/kg，而國家食品安全標準限值僅為200μg/kg，超標幅度高達37.5倍。

該事件曝光后，雙匯發展股價應聲下跌，盤中一度跌超5%。

第一次聽到這個新聞的時候，我就覺得雙匯這個名字很耳熟，這里的耳熟指的不是品牌本身，而是該品牌在食品問題方面讓人耳熟。

果然，在一陣查找之后發現，這不是雙匯第一次因為食安問題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從2011年震驚全國的瘦肉精事件（沒錯，瘦肉精就是雙匯），到近年來的車間衛生亂象、獸藥殘留超標，雙匯的食品安全防線總是屢屢失守。

更值得人深思的是，盡管負面事件頻發，雙匯仍然穩坐國內肉類加工行業的頭把交椅，品牌價值高達915億元，擁有超過200萬個銷售終端。

大而不倒不是問題，出了問題然后繼續出問題，卻仍然沒事，雙匯背后到底有什么魔力？

雙匯的食品安全危機，最早可以追溯到2011年。那一年，央視3·15晚會曝光了河南濟源雙匯食品有限公司收購含有“瘦肉精”生豬的丑聞。

瘦肉精是一種興奮劑，添加在飼料中可以提高豬的瘦肉率，但人體長期攝入則可能引起心悸、肌肉震顫等中毒癥狀，甚至會誘發惡性腫瘤。

事件曝光后，當時全國經銷商就已經在下架雙匯產品，有超過3768噸問題鮮凍肉和肉制品被集中銷毀。

隨后，雙匯集團創始人萬隆在召開的“萬人職工大會”上公開致歉，稱此事為“生死攸關的考驗，刻骨銘心的教訓”，并將每年的3月15日定為“雙匯食品安全日”，誓言要筑牢食品安全屏障。

就在這場聲勢浩大的“整改”七年之后，2018年，鄭州雙匯屠宰場因購進感染非洲豬瘟的生豬，被劃為疫點封鎖，共撲殺生豬1362頭，工廠全面停產。

到了2019年，雙匯的食品安全問題更是呈現出“多點開花”的態勢。先是南昌雙匯食品有限公司生產的1批次里脊肉被檢出禁用獸藥氧氟沙星。僅一個月后，該公司生產的蒜味腸、雙匯老味道烤腸再次被廣東梅州市市場監督管理局通報檢出菌落總數不合格。

同年，湖北省市場監管局發布公告，雙匯集團·宜昌雙匯食品有限責任公司生產的雙匯大香腸（香辣風味）被檢出氯霉素，而標準規定為“不得檢出”。氯霉素是一種廣譜抗生素，因其可能引起嚴重的再生障礙性貧血等副作用，已被禁止用于所有食品動物。

進入2020年代，雙匯的問題從生產環節進一步延伸至消費終端。2022年“3·15”前夕，南昌雙匯被媒體曝光生產車間存在工作服發黑發臭、豬排落地后直接裝袋入庫、消毒環節形同虛設等嚴重衛生問題。

2025年至2026年間，消費者投訴更是接連不斷：有消費者在火腿腸中發現兩根完整的金屬封口環（廠家解釋為封口環并賠償500元），有消費者發現網購的火腿腸外包裝有疑似老鼠啃食的痕跡，還有消費者在未脹袋的火腿腸中發現了蛆蟲。截至2026年5月，黑貓投訴平臺上關于雙匯的投訴累計已達6810條，問題多集中于食品安全。

從瘦肉精到非洲豬瘟，從禁用獸藥到車間衛生，再到如今的抗生素超標，雙匯的食品安全問題有多嚴重？

這么說吧，它幾乎是全覆蓋。從養豬、屠宰、加工到流通的全鏈條，每一次危機后的致歉和整改承諾，似乎都未能從根本上堵住漏洞，歷史仿佛不斷在雙匯身上重演。

回到本次引發軒然大波的林可霉素超標事件。林可霉素是一種林可胺類抗生素，主要用于治療革蘭氏陽性菌感染。按照國家標準，其在豬肌肉中的最大殘留限量為200μg/kg。而涉事批次的豬肉殘留量高達7700μg/kg，超標近38倍。長期或過量攝入此類殘留超標的食品，可能對人體健康造成胃腸道反應、過敏反應、血液系統異常乃至心血管副作用等多重危害。

而事件發生后，雙匯第一時間不是致歉，也不是承擔責任，反而開始甩鍋。雙匯解釋稱，不合格問題主要是“上游養殖環節未按休藥期管理規定出欄生豬造成的”。

這個休藥期，指的是動物在屠宰前必須停止用藥一段時間，讓藥物通過代謝排出體外，雙匯方面強調的是，林可霉素不屬于生豬屠宰環節肉品出廠檢驗的必檢項目，因此未能發現。

總結下來，雙匯想要表達的意思很明確，我收購上游養殖的豬，不知道它們的豬沒有按照休藥期規定出欄，也因為林可霉素不屬于生豬屠宰環節肉品出廠檢驗的必檢項目，所以我們自己也沒有發現。

雙匯的意思是啥？就是這事不怪我，沒有規定要檢驗，所以我當然檢驗不出來，而違規的企業也是上游養殖企業，跟我無關。

坦白說，從邏輯上看，雙匯說的的確沒毛病。林可霉素既然是國標嚴格規定的抗生素，那么就應該要求成為生豬屠宰環節肉品出廠檢驗的必檢項目，如果沒有相關規定，那么對企業來說，為了節省成本，肯定不會自己給自己增添額外的檢驗成本。

由于不是必檢項目，所以雙匯肯定不知道；而唯一知情的，就是雙匯的上游養殖方。

不過按照法規來看，作為產品最終流向市場的責任主體，雙匯對供應商的管理和原料入場檢驗的責任，是不應該推卸的。

另外，涉事企業望奎雙匯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的業務范圍明確不涉及生豬養殖，其生豬全部依靠外部采購。這也暴露出雙匯長期采用的“輕養殖”模式的核心弱點——對供應鏈最前端的質量控制力薄弱。

這一點，其實從十幾年前的瘦肉精事件就可以看出來雙匯的企業發展模式到底是怎樣的。

早在2011年“瘦肉精”事件后，時任雙匯董事長萬隆就曾表態將大力擴大養殖規模，“爭取做到屠宰場建到哪里，養殖基地就建到哪里”。

然而15年過去，雙匯發展大部分生豬仍然依靠外部采購，其宣稱的“全產業鏈布局”在養殖環節的落實上進展仍然緩慢。這種模式雖然降低了企業的固定資產投入和養殖風險，但也將食品安全的核心環節——獸藥和飼料控制——交給了分散且難以完全監控的養殖戶。在養殖戶面臨疫病風險和成本壓力時，違規加大用藥量或縮短休藥期便成為可能的選擇。

更令人擔憂的是，此次涉事產品生產日期為2025年8月27日，直到2026年5月才被抽檢發現并公布，在市場上已流通長達9個月之久。而根據雙匯發展的致歉聲明，2025年10月至今，望奎雙匯對林可霉素檢測了5892批次，監管部門檢測了3批次，結論均為合格。這巨大的反差，不禁讓人對雙匯內部檢測的有效性和監管抽檢的覆蓋面產生疑問。

雙匯的問題，不只是雙匯的問題，背后仍然是我國食品安全近乎“特色”的普遍問題。

總結起來就四個字，那就是屢教不改。

企業為什么會屢教不改？究其核心原因，就在于違法成本低，處罰還不夠到位。

以2011年的瘦肉精事件為例，該事件影響可謂是最大的，但處罰呢，可能也是最輕的。當時113名涉案人員被判刑，但刑期最高的是多少呢？答案是1年9個月。

而雙匯集團本身呢，甚至沒有受到刑事處罰，更可氣的是，時任濟源雙匯總經理曹連友被免職后，重新又在雙匯體系內任職。企業層面，主要損失是市場信譽和銷售額（當年利潤下降54.78%），而非來自監管部門的巨額罰單。

換句話說，企業出了這么大的問題，唯一損失的，就是消費者對企業的市場信譽，但問題在于，消費者它是健忘的！而在監管部門，雙匯幾乎沒有什么巨額罰單。

2021年，雙匯老味道烤腸同樣是抗生素超標38.2倍，最終的結果是，對涉事方處以沒收違法所得加罰款共計只有6.7萬元。

到了2022年，蕪湖雙匯食品有限公司使用超過保質期的蒸煮淀粉肉腸作為食品原料，結果更離譜，因違法貨值只有30元，最終被處以罰款5000元。

這么大的企業，就罰了5000元。

我可以負責任地說，雙匯環保處罰，都遠比我們吃進嘴里的食品安全處罰更高。

2025年，同樣也是這家公司，望奎雙匯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因“污水處理設施故障導致清理不及時”被處罰，當時生態環境局處以罰款41.33萬元，這個數字是不是比食品安全處罰高多了？

但問題在于，環保污染和食品安全誰更重要？我想，不論怎樣，終究應該是吃進嘴里的處罰應該更嚴重才是。

但事實是，這和我們大眾普通人的預期相去甚遠。

縱觀雙匯的“罰單史”，我們可以看到，除了“瘦肉精”事件有刑事責任追究（針對個人），其余事件的行政處罰金額對于一家年凈利潤超50億元的巨頭而言，這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換句話說，我們也可以直接得出結論：違法成本極低，不僅是雙匯，更是國內食品安全問題“屢教不改”最直接的經濟動因。

如果企業遵守食品安全法，帶來的成本更高，經濟效益更低的話，那么企業還有什么動力去遵守食品安全法？

如果違法的成本如此低，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這其實就等于變相鼓勵企業不遵守食品安全法，因為在劣幣驅逐良幣的大環境面前，那些遵守食品安全法的企業，往往會因為過高的成本，導致無法在市場環境中競爭勝出，反過來，因為自己的成本更高，定價更高，他們反而會更容易被市場淘汰。

而這，劣幣驅逐良幣現象，才是國內食品安全問題屢教不改的真正原因。

而作為對比，國外在這方面，坦白說，是真正值得我們學習的。

上圖是我整理的一些國外相關的案例，可以很容易看到，這些企業的負責人要么是承擔刑事責任，要么是需要賠付極高的賠償金，只有在如此巨大的違法成本面前，企業才會老老實實遵守食品安全。

而我們的食品安全，目前來看更像是企業需要憑自己的良心和道德去自我約束的東西，因為靠那一點點的罰款，坦白說根本約束不了企業。

反過來，如果一家企業只靠道德和良心去做食品，那么安全問題層出不窮，這樣的現象也許才是一種“正常現象”。

要想真正杜絕食品安全問題，我想最重要的，還是要加大企業的違法成本，要用規則去約束企業，而不是靠企業自身的道德和良心。

end.

作者：羅sir，關心人、社會和我們這個世界的一切；好奇事物發展背后的邏輯，樂觀的悲觀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