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比光刻機更難造的，是“反脆弱”的制度

這兩天，朋友圈又被幾條半導體新聞刷屏了。

一邊是國產算力捷報頻傳，另一邊是大洋彼岸又在加碼對華限制。

看得出來，從上到下，所有人都在憋著一股勁：要把芯片搞出來，要把算力提上去。

這種緊迫感我完全理解。

作為一名長期觀察宏觀經濟的學者，我也盼著我們在硬科技上能爭口氣。

但說實話，每當看到這種全民皆兵式的“攻堅戰”，我心里總有個揮之不去的隱憂：

如果我們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造出什么東西”，而忽略了“在什么環境下造”，那我們可能會贏得幾場戰役，卻可能輸掉整場戰爭。

今天我想潑一點冷水，聊聊比芯片和算力更底層、更稀缺的一樣東西。

它不是資金，也不是人才，而是一種看不見摸不著，但卻決定生死的“系統環境”。

01

“一萬小時定律” vs “一萬次試錯定律”

咱們先看兩組畫面，這兩組畫面對比之強烈，讓我每次想起來都覺得脊背發涼。

第一組是馬斯克。

SpaceX的前三次發射，炸得驚天動地。

那時候的馬斯克，不僅是“硅谷笑話”，更是“詐騙犯”的代名詞。

但他背后的資本和美國社會，容忍了他“浪費”掉幾十億美金，直到獵鷹火箭回收成功的那一刻。

第二組是我們身邊的場景。

一個年輕人，名校畢業，不去大廠拿高薪，非要創業搞一個“看不懂”的技術。

結果燒了三年錢，產品沒做出來，公司關門。

接下來會發生什么？房貸斷供、家庭矛盾、信用破產，甚至在整個親戚圈里抬不起頭。

同樣都是失敗，結局卻天差地別。

我們在算賬的時候，往往只算了“金錢成本”，卻沒算“機會成本”。

我在《經濟動能的轉換：從規模經濟到創新驅動》這本書里，把過去幾十年的增長邏輯歸結為“規模經濟”。

在那個階段，我們要的是確定性和效率，是“一萬小時定律”——只要你在一個領域刻意練習一萬小時，就能成為專家。

那時候，我們像一支紀律嚴明的軍隊，整齊劃一地推進，非常成功。

但當我們要攻堅芯片、AI這些“無人區”時，邏輯徹底變了。

創新驅動的本質，不是“一萬小時定律”，而是“一萬次試錯定律”。

這完全是兩套操作系統。

前者是線性的、可預測的；后者是非線性的、完全不可預測的。

你讓一群背著“房貸”、“育兒”、“養老”三座大山的人，去搞那種成功率不到1%的前沿探索，還要保證他們不能輸、輸不起，這可能嗎？

這就好比你要求一個雜技演員在高空鋼絲上翻跟頭，但下面不僅沒有安全網，還告訴他：摔下去你老婆孩子就得去要飯。

這種情況下，他還能專注于翻跟頭嗎？他只會趴在鋼絲上一動不動，祈禱千萬別掉下去。

這就是當下科創圈的縮影：大家在用追求“確定性”的心態，去干一件“極不確定”的事。

02

“內卷”是怎么把創新掐死在搖籃里的？

現在的輿論場有個很奇怪的現象，我稱之為“既要又要還要綜合征”。

我們既希望企業搞出顛覆性的創新，又要求企業每個季度財報必須好看；

我們既希望科學家坐得住冷板凳，又要求他們三天兩頭出成果、評職稱、拿獎；

我們既希望年輕人有沖勁，又希望他們穩重、聽話、別給社會添亂。

這本身就是矛盾的。

我在研究中發現，當社會進入一種“防御性生存”狀態時，創新就死了。

企業不敢投長線研發，因為賬上得留足過冬的糧，萬一研發失敗，股價暴跌，CEO就得下課；

科研人員不敢碰高風險課題，因為一旦失敗，幾年內的晉升就沒戲了，甚至可能被掃地出門；

年輕人不敢去創業，因為一旦失敗，不僅血本無歸，連送外賣的資格都可能因為征信問題被卡掉。

大家都在追求“確定性”，而創新最大的特點就是“不確定性”。

這就好比你想種出奇花異草，卻把土壤的酸堿度調得極其苛刻，只允許某一種莊稼生長。

最后地里確實長滿了莊稼，產量很高，但永遠不會有驚喜。

我在書里提到一個觀點：中國經濟的動能轉換，必須從“存量博弈”轉向“增量創造”。

什么是存量博弈？

就是大家都在現有的蛋糕里搶食，搶得頭破血流，也就是我們現在常說的“內卷”。

內卷最可怕的地方，就是把所有人的“試錯冗余”擠壓殆盡。

當全社會都覺得“穩”是唯一正確的選擇時，那個敢于第一個吃螃蟹的“怪人”，就成了眾矢之的。

我們現在的科研體系、金融體系、乃至社會評價體系，本質上都是為了適應“規模經濟”而設計的。它擅長把一件事做到極致，但不擅長從0到1的突變。

03

比光刻機更難造的，是“反脆弱”的制度

經常有人問我：盤老師，我們砸了這么多錢，為什么還沒造出OpenAI那樣的顛覆性產品？

我的回答可能有點扎心：因為我們太想“畢其功于一役”了。

真正的科創生態，不是靠幾個國家隊硬剛出來的，而是靠無數個“小作坊”在混亂中試錯試出來的。

英偉達的黃仁勛，當年做顯卡是為了讓游戲玩家爽，不是為了AI；

很多偉大的藥企，最初也是在無數次失敗的化學實驗中偶然撞上了靶點。

這些“無心插柳”，需要一個極其“反脆弱”的制度環境。

我在《經濟動能的轉換》里專門討論了制度的重要性。

我們要從“攫取性制度”轉向“包容性制度”。

什么叫包容性？就是允許資源重新配置，允許新玩家進場，允許“不按規矩來”，甚至允許“浪費”。

具體到操作層面，我們需要做的不是再去批多少個重大項目，而是：

第一，完善“破產豁免”。

讓誠實的創業者失敗后，能有東山再起的機會，而不是被徹底踢出局，甚至連坐家人。要給失敗者留一條活路，他們才敢去走險路。

第二，改變“科研KPI”。

給那些做基礎研究、十年不發論文的科學家，發“低保”，讓他們不用為了生計去寫水論文，不用為了職稱去搞那些短平快的項目。

第三，壯大“耐心資本”。

別催著VC和PE三年退出，允許他們陪一個項目死磕十年。

現在的資本太急了，恨不得今天播種明天收割，這哪里是種樹，這是在割韭菜。

這些東西，比單純砸錢買設備難多了，但也重要得多。

光刻機我們可以畫圖造，但那種允許失敗、鼓勵異想天開的空氣，我們造不出來，只能靠改革制度來培育。

04

有一次去深圳調研，一個硬件創業者跟我說：“盤教授，我們現在最怕的不是技術攻關，而是怕‘誤判’?！?/p>

“只要方向偏了一點，只要產品晚了幾個月，資本市場和供應鏈就會立刻把我們拋棄。我們根本沒機會去修正錯誤。”

聽完這句話，我很沉重。

當一個社會連“修正錯誤”的機會都不給的時候，其實也就扼殺了“發現正確”的可能。

別再只盯著芯片和算力了。

那些東西，只要有足夠的時間和錢，遲早能追上來。

這就像是爬山，我們知道山頂在哪，只要體力夠，總能爬上去。

但中國科創最稀缺的資源，是那種能孕育出未知山峰的“土壤”。

這也是我寫這本書的初衷——

《經濟動能的轉換：從規模經濟到創新驅動》，不僅僅是在講經濟數據，更是在講我們該如何構建一個能讓創新者安身立命的系統。

我們正處在一個歷史性的岔路口。

越過“堆人、堆規?！钡纳角穑胺绞且黄囊?。

如果我們不給那些“怪人”和“瘋子”們留一點喘息的空間，不給他們哪怕一點點“輸得起”的底氣，那我們還談什么引領下一輪科技革命呢？

別讓我們的緊迫感，變成了扼殺未來的繩索。

【延伸閱讀】讀懂這本書，你就讀懂了中國經濟的下半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