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來自中國等11國的法官們從1946年開始，歷經818次開庭作出最終判決：25名被告被認定“反和平罪”，其中東條英機等7名甲級戰犯被判處絞刑，16人被判無期徒刑。

80年過去了，東京審判并未遠去。戰后日本通過“舊金山合約”重返國際體系，一方面享受國際秩序帶來的繁榮，另一方面卻在戰爭責任、歷史記憶與國家身份建構上回避核心問題。尤其是當下的日本，正加速擴軍備武的步伐，憲法第九條的和平承諾不斷松動。

在此背景下，紀念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國際研討會5月28日在上海交通大學舉行，來自中國、日本、韓國、馬來西亞、俄羅斯、德國等國的數十位專家學者深入研討東京審判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

紀念東京審判開庭80周年國際研討會在滬舉行。

“如果沒有東京審判，日本恐怕早就再次走向戰爭了。”上海交通大學戰爭審判與世界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員、日本明治學院大學國際和平研究所客座研究員石田隆至對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表示，現在日本處于危險境地，所謂的“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戰爭總是這樣開始的”。

石田隆至的大學時代正值冷戰剛結束。90年代中期，他發現日本出現越來越多的聲音“美化”戰爭，甚至編織謊言。隨著幸存的戰爭親歷者越來越少，石田擔心日本人最終只會知道關于戰爭的謊言，“所以我開始思考：即便是我們沒有直接戰爭經驗的一代人，也必須認真理解那場戰爭究竟是什么，在與被侵略國的人們對話時必須承認：一方曾進行侵略，另一方曾被侵略并遭受了巨大的痛苦。”

日本缺乏有關戰爭歷史的教育，石田隆至為了探求戰爭史實，從事日本近現代史、日軍侵華史研究，并在這個過程中接觸到了“新中國的戰犯審判”。20多年來，他走訪歸國的日本戰犯，“那些原本是‘鬼子’的日本人，經過教育改造后深刻反省，開始向別人講述自己曾如何作惡，并通過這種方式開展和平運動，希望不再發生戰爭。”

與東京審判開庭相隔十年，新中國對日本戰犯進行了審判。1950至1956年，中國共接管和關押日本侵華戰犯1109人。1956年6月，中國人第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擔任法官，公開審判45名職務較高、罪行嚴重的日本戰犯。法庭上，所有戰犯均認罪悔罪。1000多名戰犯回到日本后，大多數人不僅繼續反省，還深化了對戰爭和侵略的認識。

這批前日本戰犯的最后一名幸存者直到去世前夕仍給石田寫信，“他在信中說，’現在的日本越來越危險了，正在變得和我們年輕時一樣，一定要警惕！’”

從東京審判到新中國的戰犯審判，這段歷史更具現實意義。石田隆至近日就此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專訪，從戰爭歷史中思索，日本如何避免重蹈覆轍、追求真正的和平主義。

“一億網絡右翼的社會”

澎湃新聞：東京審判歷時兩年多，對日本軍國主義進行了有力清算，它與紐倫堡審判一起，成為二戰后國際法發展及國際秩序建設的重要基石。您如何評價東京審判留下的遺產？

石田隆至：正因為東京審判，日本軍隊被廢除了，同時東京審判與日本憲法實際上是配套出現的。美國當時推動日本民主化改革，一方面進行審判，另一方面制定新憲法。如果把兩者放在一起看，確實實現了“廢除日本軍隊”與“日本民主化”。

雖然戰爭的最大責任人沒有被審判，但東條英機等一些戰犯還是被審判了。因此至少在形式上明確一點：發動侵略會受到懲罰。日本也在制度上變成了“沒有軍隊的國家”，雖然后來有了自衛隊。但至少形式上戰爭被限制了。

實際上，日本在戰后一直都非常想再次擁有軍隊。自民黨1955年成立，其最重要的目標就是修改憲法，他們想通過修憲重新擁有軍隊，以此擁有發動戰爭的能力。日本戰后一直都有這種傾向，但由于和平憲法，又因為甲級戰犯被審判，所以他們無法公開、堂而皇之地表達真正的想法，他們不得不承認：再次發動侵略是不被允許的。

參拜靖國神社也是如此。因此，即使像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臺后也不敢完全公開去參拜。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東京審判至少勉強阻止了日本再次發動戰爭。如果沒有東京審判，日本恐怕早就再次走向戰爭了。

澎湃新聞：學界有不少觀點指出東京審判的局限性，審判中有眾多未經審理便不予起訴或免責的戰爭罪行及戰犯，包括對昭和天皇、細菌戰、化學戰的免責。這些局限性對當今的日本社會有什么影響？

石田隆至：東京審判的局限性對日本造成的最大影響就是，形成了一種“無人負責的社會”，誰都不愿意承擔責任。

當時的日本人是以“為了天皇而死”的心態去打仗的。不僅是戰犯，所有日本普通人都知道：一切都是在天皇命令下進行的。但最終，最應該承擔責任的昭和天皇卻沒有被審判。于是人們自然會想，既然最該擔責的人都沒有被審判，那其他人也沒什么責任。于是，人們不可能真正去反省那場戰爭。

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問題，比如南京大屠殺。戰爭時期，日本普通民眾并不知道南京大屠殺，因為媒體封鎖了消息。直到東京審判開始，日本人才第一次知道日本竟然做過這么可怕的事，很多人確實受到了沖擊，但有些人又會覺得那只是“特殊事件”，因為還有很多戰爭犯罪并沒有被審判。

澎湃新聞：日本和德國同是二戰戰敗國，在反思戰爭罪責方面，兩個國家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戰后，“罪責意識”成為德國的主流思想，而日本大量軍國主義分子重回政界、軍界和教育界。為什么日本沒能像德國那樣反思戰爭罪責？

石田隆至：日本和德國對待戰爭歷史的態度確實不同，不過德國所謂“認真反省歷史”的形象也需要更仔細地看。事實上，德國在戰后前20年并沒有真正反省，因為紐倫堡審判和東京審判一樣，其邏輯是——“罪惡的不是德國人，而是納粹”，所以被審判的是納粹，普通德國人開始并沒有真正被視為責任主體。但歐洲國家彼此接壤，因此德國不可能像日本那樣徹底否認戰爭責任，他們至少必須保持某種克制。

德國真正開始認真反省戰爭罪責是在1970年代之后，彼時，經歷過戰爭的一代人的孩子已經成長為大學生。在歐洲，年輕一代開始向經歷過戰爭的父母一代追問責任，自此德國社會才真正開始重新審視那段歷史。

也就是說，真正推動德國反省歷史的是下一代人，而日本沒有發生這樣的事。日本戰后雖然也有學生運動，但并沒有形成那種大規模追問父輩戰爭責任的社會氛圍。普通日本人雖然知道那是一場侵略戰爭，但并不知道到底做了怎樣的壞事。比如知道“南京大屠殺”這樣的詞語，但并不了解具體內容，只是模糊覺得“好像做過壞事”。

我出生于1970年代初，所以在成長過程中，日本社會一直都是這種狀態。大家幾十年來都不知道戰爭究竟做了什么。于是當右翼人士開始說“日本其實沒有做壞事，也做過好事”這樣的話時，不了解真實歷史的普通日本人就很容易接受這種觀點。

自從1990年代互聯網發展以后，關于戰爭的話題幾乎全是右翼的話語。所以日本才會出現“網絡右翼”這個詞。我經常說，現在的日本已經是一個“一億網絡右翼的社會”。

日本很多人都帶著類似網絡右翼的思維方式，大家也沒有渠道了解戰爭的事實，學校不教、電視不講、研究者也很少公開說。當然，如果主動去讀書，還是能找到認真研究戰爭的書籍，但真正會主動閱讀這些內容的人非常少。

新中國審判戰犯留存的“希望”

澎湃新聞：石田先生一直致力于研究“新中國的戰犯審判”，與東京審判相比，新中國對日本戰犯的審判具有怎樣獨特的歷史意義？

石田隆至：首先，東京審判因為廣受關注，所以有很多學者研究。但研究新中國戰犯審判的人極少，據我所知，全世界只有5個人左右。那些在中國接受教育改造的日本戰犯回到日本以后，又生活了約50年，在這過程中，這些人組成了“中歸聯”（中國歸還者聯絡會，以“反戰和平、日中友好”為宗旨），繼續開展中日友好、世界和平的相關活動。

如果做對比的話，東京審判在很大程度上被美國出于政治需要所利用，昭和天皇沒被追責，731部隊、化學戰等問題沒有被追責，是因為美國后來還想繼續打冷戰，還想利用化學武器。

反觀新中國的戰犯審判，當時新中國剛剛成立，人們都充滿希望地建設新國家。當時東京審判以及其他國家的審判都已經結束，中國人觀察東京審判之后發現，那些戰犯不僅沒有反省，反而開始準備再次發動戰爭。因此當時中方認為，僅僅懲罰罪行是不夠的。如果戰犯本人不承認自己的罪行，就無法實現真正的和平。

1950年代，新中國在審判日本戰犯時，不僅僅是調查犯罪行為，更重要的是要求這些人真正承認自己的罪行，并進行反省。中國方面還鼓勵他們，如果真正反省，回到日本后，就能夠作為為和平而活的公民繼續生活。

新中國的戰犯審判沒有死刑判決，這意味著，深受戰爭傷害最深的人反而最渴望和平，他們愿意去相信一個原本根本無法相信的對象——曾經的加害者。那里留存了真正的希望。

審判過后，那些老人回到日本，也是帶著這種想法活下去的，即便周圍有人不斷辱罵他們，他們仍然相信“日本人總有一天會改變”。

如果說，如今令人感到絕望的日本社會還有什么希望的話，那就是像1950年代的中國人那樣，即便在看似絕望的情況下，也依然相信人能夠改變，并持續去努力。

澎湃新聞：20多年來，您一直追蹤和走訪那些在新中國審判后歸國的日本戰犯。他們在回國后的漫長歲月中，如何重新審視自己的戰爭經歷，心態是否發生變化？

石田隆至：在2000年代初，日本全國還有幾十位這樣的戰犯健在，大多已80多歲。我就想，必須趁他們還活著的時候去聽他們講述，于是從北海道到九州到處拜訪，大概采訪了50人左右。

他們每個人都曾是“鬼子”，都做過很多殘忍的事情，這些人后來真正進行了反省，他們持續不斷地講述真正的戰爭是什么、真正的中國是怎樣的，依然為了和平而活著，堅持了50年左右。

他們當中最后一位老人活到了2023年，直到去世前，他還一直在講述自己的錯誤。他還給我寫信說：“現在的日本越來越危險了，正在變得和我們年輕時一樣。現在又開始把中國說成壞人，又開始為戰爭做準備。一定要警惕。”寫完那封信后，他就去世了。

澎湃新聞：現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等右翼正在不斷推進安保政策轉向、擴軍備武，并且渲染所謂的周邊威脅，這是否意味著日本有“回歸戰前”的趨勢？

石田隆至：如果說“回歸戰前”，好像意味著曾經離開過戰爭狀態、現在又重新回去。但我認為，日本其實從戰爭時期開始，就從來沒有真正改變過。所以我不認為是“回歸”，實際上日本現在也正在做和戰爭時期類似的事情，甚至我認為“戰爭”已經開始了。在日本國內，各種戰爭準備早就開始了。

我曾經問侵略戰爭中的日本歸國戰犯，“你們認為戰爭是什么時候開始的？”之所以這樣問，是因為日本也曾有“大正民主”時代，一度減少軍艦、軍人和武器。人們相信：“只要推進民主，就能避免戰爭。”這些老人年輕時都經歷過那個時代，于是我問他們：“你們年輕時也曾經反戰、熱愛和平、可為什么后來真的上了戰場，還殺了三四百人呢？”

他們回答：“我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么，原本覺得自己是和平主義者。可政府征兵通知來了，我們突然就開始說‘我要為天皇而死’，連自己都被嚇了一跳。”

其實，他們從小一直接受的教育就是“為天皇而死是光榮的”，以及“中國人、朝鮮人、俄羅斯人不行”，從明治時期開始一直持續進行。所以戰爭一旦真正開始，人們就會立刻接受這一切，并親手去執行。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今天的日本社會也存在這樣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