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你還是我，我們都關心一個問題，那就是AI會不會讓我們失業？

但作為整個AI時代的推動者，剛剛進入“清華圈”的黃仁勛反駁了“AI已經導致大量失業”的說法，他在最近的采訪中表示，把失業歸咎于AI，實際上是一種“很懶”的做法。

他說：“AI才剛剛到來，怎么可能這么快就已經導致人們失業？AI真正變得有生產力、有用，也就是最近6個月的事。怎么可能兩年前他們就在因為AI而裁員？這說不通。”

黃仁勛認為，裁員背后的原因可能是降本、業務調整、資本市場壓力、組織臃腫，而不是AI已經替代了那么多人。

“那只是他們讓自己聽起來很聰明的一種方式，而我真的很討厭這一點。”黃仁勛說，“我認為我們正在嚇唬人，這是不負責任的。我們應該講一個平衡的故事，講一個關于這項技術潛力的平衡敘事，也要講清楚安全推進它的重要性。”

黃仁勛表示，AI會改變工作，但不能把所有公司裁員都說成AI造成的。

他給那些擔心工作會被AI取代的人提出了明確的建議：“去學習AI。你不會把工作輸給AI。你會把工作輸給一個比你更懂AI的人。”

隨后，黃仁勛又被問到有關中國市場的問題，黃仁勛表現得相當坦率，他回應稱“我們沒有從中國退出。”

他承認，當英偉達因為出口管制而被禁止進入中國市場時，那里留下了一個真空，而中國公司有能力填補這個真空。

“結果是，華為以及中國很多初創公司都迎來了創紀錄的年份。它們現在正在以驚人的速度增長。即使英偉達的技術更好，但在我們缺席的時候，你能從市場上得到的技術，就是最好的技術，而且它的表現足夠好。”

言外之意，黃仁勛認可了中國AI芯片公司的技術實力，但也會準備隨時殺回來。

黃仁勛并不回避這個現實。他說：“可以理解，中國和任何國家一樣，會鼓勵本土企業成功，也會希望創造讓本土企業成功的條件。這是每個國家都會做、也應該做的事情。”

但他仍然相信，英偉達能夠為中國市場創造巨大的價值。他再次提到了他的“五層蛋糕”概念。

黃仁勛說，“AI是一塊五層蛋糕。當英偉達參與中國市場、服務中國市場，就像我們過去做的那樣，它會支持另外幾層的發展。”

黃仁勛的潛臺詞是，你不要只從國產芯片替代的角度看英偉達。你們要從整個中國AI產業發展的角度看英偉達。

如果只看芯片，那英偉達確實是競爭者。但如果你放眼整個中國的AI產業鏈，英偉達其實是一個加速器。

“如果你用更整體的方式來看這個市場，英偉達可以很好地服務這個行業，也可以為中國市場創造很多價值。”黃仁勛說到。

采訪中，主持人還問到了黃仁勛的成長經歷如何塑造了他今天的性格。

黃仁勛表示，他如今的性格來自于他的父母。

黃仁勛的父親是一個講究精確的人，寫字漂亮，做事一絲不茍，凡事都追求完美。黃仁勛說，父親對工藝、細節和秩序的要求，深深影響了他。

母親影響他的方式則更直接。她對細節有近乎執念的關注，很多事情放不下、停不下來。黃仁勛覺得，自己也繼承了這一點。

他可以長時間盯住一件事，不斷琢磨，不斷修正。英偉達做了33年，他說自己每天仍然像第一天一樣緊繃、投入，想把事情做好。

這種性格不只來自家庭教育，也來自移民經歷。

黃仁勛的父母先離開臺灣去泰國，后來又去了美國。每一次搬家，都是一次重新開始。

黃仁勛說，他到了美國之后，幾乎沒有朋友，也沒有親戚可以依靠。一家人生活并不寬裕，還要面對完全陌生的社會和更高的生活成本。

黃仁勛說他從小就看著父母在陌生環境里掙扎，看著他們為了孩子能在美國長大、獲得更好的機會而承擔風險。這些經歷塑造了他的性格，也塑造了后來那個不能輕易放松的英偉達CEO。

所以，當記者問他為什么一周工作七天、精力從哪里來時，黃仁勛的回答不是“我精力旺盛”，而是：“我一直都很疲憊。”

他不是不累，而是不敢停。

黃仁勛說他不想失敗，也不想讓英偉達失敗，因為有太多人依賴這家公司：員工、合作伙伴、生態里的公司，以及許多和英偉達命運相連的人。

他覺得，一個領導者如果希望所有人都能成功，就必須背負這種壓力。

但黃仁勛又不只是被恐懼推著走。他說自己內心還有一個夢想家的部分，想要創造一個未來，并且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它實現。所以他很著急。

黃仁勛是全球最成功的企業家之一，可他卻像一個隨時可能失業的人那樣工作。

黃仁勛把這種狀態歸結為英偉達早年的“掙扎”。英偉達曾經多次瀕臨失敗，那些經歷沒有隨著公司成功而消失，而是留在了他的身體里，變成一種長期的緊張感。

所以他說：“我希望盡可能久地工作。我希望死在工作崗位上。”

這句話聽起來很夸張，但放在黃仁勛的故事里，這其實不是一句豪言壯語，是一種生存方式。

01

誰進入了這張“清華身份網”？

英偉達不想放棄中國市場。

因為中國不只是一個銷售市場，還是一個開發者生態。全球AI開發者中，中國開發者占據很大比例。如果中國開發者完全轉向國產GPU或者AMD、Intel的產品，那么英偉達的CUDA生態肯定會被削弱。

所以就算在芯片限制下，黃仁勛仍要和中國保持聯系。

所以黃仁勛需要一個身份，那就是“清華圈”。

清華就是這個聯系的重要節點，黃仁勛因此加入了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顧問委員會。

其實放眼國際社會，哈佛、斯坦福、MIT都有企業顧問委員會，但它們更多是商學院層面的咨詢機制。

“清華圈”的特殊性在于，它不只是學院的咨詢機構，它還連接著中國的政商學三界。

在黃仁勛之前，全球已經有不少AI圈的大佬，也都進入了“清華圈”，他們的目的也是類似的，增加國內影響力。

蘋果的庫克在2019年接任清華經管顧問委員會主席，這是他第二次和清華建立聯系。

早在2013年，庫克就已經加入了顧問委員會。那一年他正在推動蘋果從喬布斯時代的產品驅動，轉向今天的服務和生態驅動。

中國市場對蘋果來說至關重要，iPhone在中國的銷量一度占到了蘋果全球收入的四分之一。

從上任開始，庫克幾乎每年都會來中國，見政府官員，見供應鏈合作伙伴，也會去清華。

他在清華經管課堂上講過供應鏈管理，講過蘋果如何在全球協調數百家供應商，講過如何在保持創新的同時控制成本。這些內容聽起來像是企業管理課，但背后是蘋果如何把中國制造能力整合進全球產品體系的真實邏輯。

納德拉在2015年加入了清華經管顧問委員會，那時他剛接任微軟CEO一年。

當時的微軟正處于轉型的陣痛期，Windows和Office的傳統業務增長放緩，納德拉把所有希望全寄托在云業務上。

Azure需要中國市場，但Azure在中國并沒有什么聲量。

2016年，微軟和清華合作成立了聯合研究院，研究方向包括人工智能、機器學習和大數據。

不過說到微軟，實際上除了經管顧問委員會以外，微軟還和清華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比如1999年加入微軟亞洲研究院的張亞勤，他在31歲時成為微軟最年輕的全球副總裁，38歲時出任微軟亞洲研究院院長。

2014年張亞勤離開微軟，加入百度擔任總裁，推動了自動駕駛、云計算和AI的布局，直到2019年退休。

2021年張亞勤回到清華，擔任清華大學智能產業研究院（AIR）創始院長。

AIR不是那種傳統的學術研究機構，它屬于那種新興技術的研究平臺。包括自動駕駛、智能交通、機器人和AI治理，合作伙伴包括百度、騰訊、字節、小馬智行等公司。

還有沈向洋，他在微軟工作了23年，從研究員一路做到全球執行副總裁，負責微軟人工智能與研究事業部。

2019年沈向洋離開微軟，2020年受聘清華大學高等研究院雙聘教授。他在清華開設AI課程，帶研究生，也參與清華的AI戰略規劃。

以及李開復，他在清華的出現頻率很高，他在清華進行過多次演講，并且和清華學生交流，投資清華校友創辦的AI公司。

李開復的創新工場，就開在清華科技園當中。

究其原因，我認為可能是微軟和清華的物理距離太近了。微軟大廈在海淀區丹棱街5號，和清華大學西門就隔了兩公里左右。

不只是如此，如果你從微軟走到清華大學，就會發現，你得經過海淀黃莊商圈、中關村商圈，而這里面，全都是程序員最愛的白領餐。

回到正題，2014年加入清華經管顧問委員還有當時僅30歲的扎克伯格，他是顧問委員會成立至今，最年輕的成員。

那一年，他在清華經管課堂上全程用中文演講。雖然他的中文不算流利，但他仍然堅持講了半個小時，講Facebook的創業故事，講社交網絡如何連接世界，講他為什么學中文。

他說他想和妻子的家人交流，想理解中國文化，想讓Facebook進入中國市場。

2015年，如今的全球首富馬斯克加入了清華經管顧問委員會，那時特斯拉剛剛在中國站穩腳跟。2014年特斯拉在中國交付了第一批Model S，馬斯克親自把車鑰匙交給中國車主。

但特斯拉在中國的銷量一直不理想，充電樁少，價格高，品牌認知度不夠。

馬斯克需要中國市場，不只是為了銷量，更是為了供應鏈和制造能力。

2019年特斯拉上海工廠開工，2020年國產Model 3開始交付，中國市場迅速成為特斯拉全球最大的市場之一。

馬斯克在清華的出現，遠不止是為了賣車，他想讓特斯拉在中國扎根。

他在清華講過電動車的未來，講過自動駕駛的技術路線，講過SpaceX如何降低火箭發射成本。

“清華圈”既是名氣的象征，也是一個神奇社交網絡。

02

“清華圈”獨有的翻譯系統

黃仁勛是英偉達CEO，庫克是蘋果CEO，納德拉是微軟CEO。

他們代表的是商業利益以及技術壟斷。

但進入“清華圈”后，他們的身份就變了，成了顧問委員、青年導師、國際合作伙伴、教育支持者、全球化溝通者。

這套稱呼把商業權力從“賺你錢的人”翻譯成“教你知識的人”。

而且它改變的不只是稱呼，還有這些人在公共敘事中的位置。

一家公司想要中國市場，聽起來很商業。一位CEO走進清華課堂，聽起來就很公共。

一家公司需要政策溝通，聽起來敏感。一位企業家參與大學顧問委員會，聽起來就像國際教育合作。

一家公司希望影響監管環境，聽起來像游說。一位企業家在清華管理全球論壇上發表演講，聽起來就像思想交流。

這就是翻譯機制的關鍵，明明說的是相同的話，但是場景一換，意義就變了。

清華經管顧問委員會提供的不只是一個頭銜，更是一整套身份轉換的基礎設施。

每年顧問委員會會議召開前后，學院還舉辦“清華管理全球論壇”、圓桌論壇、“顧問委員走進清華經管課堂”，以及清華經管學院學生走進顧問委員企業的活動。

2019年開始，還舉辦了“顧問委員與中國企業家對話”。

通過這些活動，商業權力轉化成了教育資源。CEO成為了學生的導師；公司成為了學習場所；商業經驗成為了公共教育。

這種轉化是雙向的。

對企業家來說，清華身份提供了一層更溫和的外衣。

AI巨頭本來身上有很多爭議。壟斷、失業，這些都是人們不想聽見的話題。但是清華，充當了這么一個緩沖裝置。

在裁員潮面前，無論黃仁勛怎么解釋這件事跟GPU無關，都沒人相信他。然而在清華里，他可以說“這就是未來”。

還有一點，那就是企業家進入“清華圈”的時間點，往往是他們的公司需要中國市場、中國政策或中國供應鏈的時候。而清華接納他們的時間點，往往是中國產業需要理解這些技術、培養這些人才、建立這些網絡的時候。

所以顧問委員會也是一個利益交換平臺。

它的核心功能，就是把商業權力翻譯成公共身份，把市場需求翻譯成教育合作，把政策溝通翻譯成國際交流。

而且這種翻譯是必要的。

因為在現代社會，商業權力和公共利益之間的關系本來就是復雜的。企業需要市場，市場圍繞政策。企業需要人才，人才需要教育。企業需要技術，技術需要研究。

“清華圈”把商業權力變得更像公共理性，把市場邏輯變得更像教育邏輯，把利益博弈變得更像知識交流。

這不是說大學在掩蓋商業權力，而是說大學在為商業權力和公共利益之間的對話提供一個可能的空間。

而且清華有中國最好的計算機科學和AI研究，有中國最多的AI人才儲備，有中國最活躍的AI創業生態。清華的學生畢業后會去百度、騰訊、阿里、字節、智譜、月之暗面，會創辦新的AI公司，會成為中國AI產業的核心力量。

如果黃仁勛能夠通過清華這個平臺，和中國AI開發者保持聯系，和中國AI公司保持對話，和中國政府保持溝通，那么即使在芯片禁運的限制下，英偉達就仍然可以在中國AI生態中保持一定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