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7月,紅四方面軍兵站部在雜谷腦忙著籌備迎接中央紅軍的物資,突然有人跑進院子喊“朱總司令來了”,吳先恩和戰友們手里的活猛地停了,齊刷刷站得筆直,大氣都不敢喘。
總司令穿著洗得發白的軍裝走進來,臉上帶著笑,主動擺擺手說“同志們別緊張,我就是朱德,來瞧瞧你們的籌備進度”,還伸手拉著吳先恩往板凳上按,原本僵住的氣氛一下松了下來。
剛才那股子緊張勁還沒散,總司令已經拉著吳先恩問起了兵站的糧秣夠不夠、傷病員住得暖不暖這些具體事。說著說著他摸了摸肚子笑:“趕了大半天路,有點餓,有沒有現成的吃的?”旁邊戰士趕緊端來一筐黃梨,總司令拿起一個在褲腿上擦了擦就咬,還對著送梨的戰士擺手道謝:“謝謝你啊同志,這梨甜得很。”
吳先恩盯著總司令看,軍帽帽檐沾著一圈汗漬,帽圈磨得起了毛球,手里的搪瓷茶缸熏得發黑,邊緣磕了好幾個坑,腳上的草鞋前掌磨得透亮,露出里面打了兩層補丁的襪子,身上的軍裝洗得發灰,膝蓋處還補著一塊顏色不一樣的藍布,跟他們基層戰士穿的沒半點差別。
眼看天色擦黑,總司令轉頭跟警衛員吩咐:“去跟伙房說一聲,今天我就在這兒跟同志們吃頓團圓飯。”
飯桌上擺著青稞面窩頭、腌野菜和一小碟炒土豆絲,總司令抓起窩頭就啃,邊吃邊問兵站的糧食從哪兒籌來的,當聽說大部分是按市價跟當地藏民換來的,他放下窩頭直點頭,夸紅四方面軍的民族政策做得扎實,沒虧著老百姓。
他又說起紅軍內部的團結,說中央紅軍和四方面軍都是一家人,不能分你我,大伙心往一處想,才能走出雪山草地。接著話頭一轉聊到北上抗日,他說日本人已經占了大半個中國,咱們紅軍不能只顧著趕路,得扛起抗日的擔子,把全國的老百姓都團結起來,才能打跑侵略者。
大伙你一言我一語,誰也沒留意時間,直到窗外的月亮掛到了頭頂,警衛員湊過來小聲提醒,總司令才笑著站起身,拍了拍吳先恩的胳膊說:“今天跟大伙聊得敞亮,以后有啥難處盡管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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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眼到了1936年7月,部隊拖著重裝抵達阿壩,這里海拔高、氣候惡劣,原本就虛弱的傷病員數量陡增,轉移成了大難題。這天傍晚,朱總司令派人把吳先恩叫到臨時指揮部,桌上攤著一張皺巴巴的地圖,總司令指尖點著阿壩周邊的山路說,現在牲口不夠,沒法把所有傷病員和武器都帶走,你說怎么辦?
吳先恩皺著眉犯難,他知道槍械是部隊的命根子,丟了槍回去肯定要受處分。總司令看出他的顧慮,往木凳上一坐,語氣堅定地說,我定下規矩,要人不要槍,所有牲口先馱傷病員,實在帶不走的槍,就地銷毀。
吳先恩愣了愣,剛要開口說擔心受處分,總司令擺手打斷他,啥處分不處分的,人才是革命最寶貴的力量,有了人,以后還怕沒槍?吳先恩心里的石頭一下落了地,當即點頭應下。
可沒過半天,吳先恩就皺著眉沖進總司令的臨時帳篷,說清點下來還是有二十多個重傷員沒法馱運,各部隊手里的牲口都緊著彈藥糧秣,實在擠不出來。
總司令正蹲在地上看地圖,手里的旱煙袋還冒著煙,他抬頭瞥了一眼吳先恩,沒多說什么,伸手就抓過桌上那部接線亂糟糟的電話。電話雜音大得很,他扯著嗓子跟各部隊首長喊:“先把傷病員送出去,彈藥糧秣能扛的就人扛,實在不行留一部分埋起來,人比啥都金貴!”
掛了電話,總司令轉頭跟警衛員說:“把我那三匹牲口牽一匹過來,給重傷員用。”警衛員愣了愣,想說總司令年紀大了也要趕路,話到嘴邊又咽回去,轉身牽來一匹毛色發黃的馬。
消息傳開,各部隊都主動湊牲口,騎兵連抽了五匹馱馬,后勤隊把馱青稞的牲口調了三匹,甚至有炊事班把馱鍋的驢也牽了過來。沒半天就湊夠了二十多匹,重傷員一個個被戰友扶上牲口,吳先恩看著總司令站在隊伍邊上,幫著給一個腿傷的戰士牽韁繩,臉上的愁容總算松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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