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開年，參加完山西省文化藝術學校的校考之后，我便在父親的安排下，跟著縣文化館的兩大演出隊：安娥英藝術團與春雷藝術團開啟了自己的演藝生涯。從廣場大戲院到田間地頭上，我們的演出足跡遍布老區的每一個鄉鎮村落、大街小巷。盡管當時并沒有多少專業基礎，但卻積累了一定的舞臺表演經驗，同時作為一個十六歲的未成年人，也意味著有了自食其力的機會。

然而這樣的舞臺表演經驗似乎對于我在省藝校的入學考試與匯報表演并不是什么加分項，相反被學院派的那幫專家稱之為是“野路子”，不僅入學考試專業成績墊底，而且開學匯報表演的時候，也沒有一個老師愿意選我作學生。后來我們幾位沒人選的學生名字就被寫在了紙團上，然后由老師們抓鬮，誰抓上誰來代。我就是以這樣的方式成為了從山西省電影學校剛剛調過來的張曉紅老師的學生。

當時張老師抓到我的名字時都跟我這個人對不上號，于是她便向其他老師詢問：“哪位是趙迎？”一位老師告訴她：“就是那個在舞臺上又扭又唱，又黑又瘦的小男孩兒”，張老師當時還有點灰心，畢竟她當時剛調到省藝校音樂系，作為自己的首屆專業學生還想著能出點成績。可是搞專業的都知道，如果選苗選不好，那也不會有什么好長勢的。于是她當時就想著跟聲樂教研室主任金海調換個學生。但回去之后轉念一想：這個學生在舞臺上愛表現！于是她就想著還是先代一學期看看吧。

在張老師的精心教導還有自己的勤學苦練下，中專第一學期期末考試成績出來之后，我的聲樂專業分數赫然排在第一名。從那以后，音樂系的老師們便對我這個“又黑又瘦”的小男孩刮目相看，同學們也對張曉紅老師的教學稱贊不已。從那以后，我的專業成績便一直數一數二穩居全年級。從《草原之夜》唱到《在銀色月光下》，從《鄉音鄉情》唱到《再見了大別山》，在張老師的悉心指導下，作為一名中專生，我勝任了好多對于大學生都頗具挑戰性的聲樂作品。

有一次學校藝術團招新，要求是能夠適應演出市場需求，會演唱流行歌曲，于是我又撿起了曾經在省藝校入學之前唱過的那些流行歌曲，沒想到的是，一曲唱罷，當即被學校產業處的老師拍板，決定把我吸納為校藝術團的一名歌手，就這樣在我們省藝校藝術團的帶領下，一個未成年人在太原正式出道了。基于曾經在武鄉縣文化館那兩大演出隊積累下的舞臺表演經驗，我在省城的演出市場上同樣受到了觀眾的歡迎。

然而唱著唱著，張老師不高興了，因為她發現我在演唱聲樂教學曲目的時候，歌唱位置變低了。我當時雖然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發現自己在演唱教材曲目的時候，聲音是兩張皮：中低音還是民族唱法的行腔咬字，可是一到高音就變成通俗了。唱得那叫一個不倫不類。當時也有其他老師曾善意的提醒過我：你是你們年紀的專業第一名，可是你這樣亂唱下去，“狀元”頭銜恐怕難保啊。

其實，自己當時打心底里也是想唱好民歌的，畢竟山西民歌可以說享譽全國。可是當時藝術團的舞臺并不需要我這么一個十六七歲的小男生唱民歌，盡管在我們那個年級專業成績名列前茅，但跟省歌、市歌的那些民族歌唱家相比，自知功力尚淺。那個時候自己的潛意識可能就曉得：成功是優勢的發揮，失敗是劣勢的積累。于是沒有聽勸，繼續在舞臺上邊跳邊唱。唱著大眾喜聞樂見的流行歌曲。后來到了中專三年級實習的時候，很多同學選擇了考大學，而我則成為了一名職業歌手，游走在太原市歌舞團與各地方表演團體的舞臺上。那年我剛剛18歲。

2003年春節過后，一場“非典”席卷全國，演出行業受到了巨大波及，為了避免因聚眾而導致的疫情擴散，歌舞團的演出一度停擺。而我為了能夠繼續賺錢養活自己，回到了長治，走進了當時的星海藝術學校任教。在一個相對封閉而又穩定的環境中安然度過了那場疫情。

當時我在長治除了擔任學校的專職教師以外，還業余兼職著兩份表演工作，一份是上島咖啡連鎖西餐廳的鋼琴師，另一份是某演藝公司的特邀歌手。但這樣的生活卻讓我一眼望到了頭。因為我的學歷太低，校領導想為我解決一份編制都無能為力。于是2003年國慶節過后，我決定繼續考取大學。

然而由于我的經常晚歸，導致學校門房的叔叔不樂意了，一方面是我有時候回去的比較晚，另一方面是他認為我是學校的專職教師，除了教學工作以外，不應該有其他的想法，反對我出去表演。還因此與我發生過爭執。可是他忽略了我的現實需求：一個月六百塊錢的工資，對于一個想要過得好一點且還想攢點錢上大學的人而言，可以說是杯水車薪。

2003年的11月13日，我在北京見到了學藝生涯當中的另一位貴人：中國音樂學院聲樂歌劇系教授鄒文琴，她當時剛剛從醫院輸液回到學校，但為了我們之前的約定，毅然忍著病痛與疲憊為我安排了第一堂指導課，她當時聽了我的演唱之后說道：“你的演唱真聲太多，高音區要把聲音混起來，能唱得輕松一點。”那一刻我終于能夠理解為什么張曉紅老師反對我一直演唱流行歌曲的原因，因為流行歌曲本來就是基于真聲的這么一種發聲基礎。而民族唱法除了真聲以外，更重要的是掌握好混聲演唱技術。

盡管后來跟著高考志愿我來到了成都，而且大學一年級下半學期還是自作主張又重操舊業唱回了流行歌曲，但張曉紅老師中專三年曾給予過我的教導與關愛，足以讓一個童年幸福缺失的人倍感溫暖，感到人間自有真情在。

雖說流行唱法與民族唱法在行腔咬字和藝術審美上嚴格來說是截然不同的，好比不是黃顏色的酒就是黃酒。然而天下沒有白下的功夫，正是因為曾經在山西藝校的民族聲樂學習經歷，才讓我在后來的創作采風中能夠較為敏銳地捕捉到地方民族民間音樂的特點，也更懂得如何取其精華來作為創作動機，再以作曲技術手段把這些捕捉到的動機，發展成一首完整的作品。

通過采風尋找創作動機好比庖丁解牛，你如果不了解一頭牛的生理結構與肉質特點，又如何能夠找出最肥美的那一塊？可以說藝校三年對于我后來的音樂創作而言，積累到的正是這種近似“庖丁解牛”的審美分辨能力。

上個月30號，在太原又見到了親愛的張老師和她的愛人，他們在最具山西特色的一家酒樓請我吃了一頓美美的家鄉菜。我也把在陽曲縣連巔村體驗放牛娃生活時撿到的一頭清晨從懸崖上摔下來的牛犢鹵制的牛肉送給了張老師。席間，張老師還跟我提到了她那幾位令人感到不爭氣的學生，并為他們的命運感到不平。作為一名退休教師，當她說起這些的時候，在我看來就像一位留守故土的老母親一般，身體日漸衰老，心里卻依然惦記著自己的子女們，說道有些學生從中專到大專，再到專升本，自己辛辛苦苦培養了九年，可是一畢業就杳無音訊不再聯系的時候，更是讓我想到了那句老話：娘心操在兒心上，兒心操在石板上。

我想，很多時候，人之所以不快樂是因為沒有好好愛自己，且常常因為別人而消耗著自己，其實很多事情不需要別人去理解，亦無需回應。愛生活，善待自己，一切都會變好的，生活能夠治愈的，是愿意好起來的人。

明天就是六一兒童節了，我想在此為張曉紅老師送上一首詩，也送給千千萬萬像她一樣為子女操碎了心的老母親們：即便陪伴了這么長時間，太陽也從未對地球說“你欠我的”。看看這樣的愛帶來的是什么？它照亮了整個天空！（文/趙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