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的會場上，來自40多個國家的國防官員正經端坐，而中方代表團團長則不客氣地提出了一個讓日本代表羞愧的問題——一個沒有完全清理掉軍國主義遺留問題的國家，有什么資格在國際場合談論國防合作呢？

菲律賓防長為了避開中方記者正常的提問，帶著隨行人員從酒店后面的廚房里倉促地繞到了外面。

兩件事表面上看是偶然發生的，但是其中所反映出來的就是日菲兩國各自無法用言語表達出來的戰略困境。

5月3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孟祥青教授在“怎樣管控對戰略穩定構成威脅的因素”的小組討論會上直言不諱地指出：今年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八十年紀念日，這次公正審判把日本軍國主義的罪行釘在了歷史恥辱柱上，并為二戰后的國際秩序提供了法律依據。

話鋒一轉，就直接點出了目前一些勢力公開美化戰爭罪行、突破戰后和平體制約束的危險傾向，并且當面向質問：這樣的國家，能夠得到曾經被它侵略過的亞洲國家的信任嗎？

日本方面的反應很不尋常。前一日，美日澳菲四國防長已經舉行了會議并且發表了聯合聲明，對于中方所說的“單方面改變現狀”表示“嚴重的關切”，并稱將繼續加強海上防衛合作。日方高層在會議上極力推廣“國際防務合作”的說法，想拉攏更多的國家來建立一個針對中國的安全網絡。

但是美國方面的回復卻使日本人很為難——赫格塞思雖然一如既往地渲染著“中國威脅”，但是在具體的承諾方面卻故意放慢了腳步，在涉及臺灣問題時甚至比去年那句“毀滅性后果”的強硬表態有所收斂。

也就是說，在5月15日美元首在北京達成新的“建設性的戰略穩定關系”的基礎上，華盛頓正在控制分歧、維持局勢穩定的軌道上運行，并不愿意為東京的魯莽行為埋單。

菲方的情況就更糟糕了。5月30日這一天，菲律賓國防部長特奧多羅為了避免受到中方記者正常的采訪而放棄了會場正門的通道，并且繞到了酒店后面的廚房才離開。

菲方隨行記者也在社交網絡上炫耀自己“巧妙地避開了中國的記者”，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滿。現場有多名外國媒體記者表示疑惑，多邊外交場合下坦誠回答問題屬于最基本的禮節，而走后廚離開則十分少見。

回想起去年第22屆香會的時候，特奧多羅曾公開在全體會議上對中方進行猛烈抨擊，但是當記者問到中菲關系出路的問題時，他也選擇了沉默并迅速離開了現場。連續兩年都是這樣，不是偶然的。

2015年解禁集體自衛權，表面上向“正常國家”邁進了一步，但是這種防務權力本質上依靠立法爭取而來，屬于派生權力，并不是主權的自然延伸。

最嚴重的就是歷史遺留問題了，比如靖國神社參拜、教科書篡改、慰安婦問題等等，日本方面一直在選擇性遺忘和選擇性道歉之間搖擺。

相比之下，德國在上世紀七十年代聯邦德國領導人就跪在了華沙猶太人起義紀念碑前，并且之后幾十年一直通過立法來禁止納粹標志、大力推行歷史教育，在歐洲鄰國中獲得了基本的信任。

日本做不到這一點的話，在亞太防務合作中就會缺少道德資格，再怎么呼吁合作也沒有意義。

菲方困境的原因和日本不一樣。菲律賓的國界就是殖民主義者劃分出來的，獨立之后在政治、軍事、經濟上都與美國緊緊相連，并沒有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戰略自主。

南海島礁主張沒有國際法的支持，早期各國條約已經對這些島嶼不屬于菲律賓領土進行了界定，后來擴大主張大多依靠單方面的行政命令來包裝。

所謂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本身是否有管轄權都有很大的爭議，中國從不參加也不承認這個裁決的結果也沒有任何執行效力，在國際法學界至今眾說紛紜。

由于法理上的漏洞，使得菲律賓的外交立場非常不穩定：一方面希望借助美國的力量來獲取南海的利益；另一方面也知道正面對抗中國的后果不堪設想。

完全倒向大國一方之后，回旋的空間就越來越小了，成了別人手中的棋子。躲開廚師、避開記者其實也就是底氣不夠的一種表現形式。

兩相比較之下，中國代表團在本次香會中表現得比較平穩。底氣來源于此：有完整的主權、獨立的國防工業體系以及自主的防務權；沒有受到任何外來因素的影響；堅持不結盟、不依附的原則，外交和國防政策都為本國的利益服務。

目前亞太地區的安全形勢正發生著深刻的改變，在哪里保持和平穩定，在哪里挑起沖突分裂，香格里拉會議已經給出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