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婦女主任”，幾乎人人知曉；但若說到“兒童主任”，知名度恐怕就沒有那么高了。然而，從未成年人保護的角度看，這其實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官兒”。

數據顯示，截至2024年底，我國共有兒童主任58.3萬名，幾乎覆蓋了每一個村每一個社區。他們為保護兒童作出了巨大貢獻。不過，記者在采訪中發現，這些離孩子們最近的“眼睛”，要實現真正“看得見”、看見之后“報得出”、報出之后“接得住”，要走的路還有很長。

（漫畫由AI生成 易得香制作）

距離孩子最近的“眼睛”

過去10多年間，兒童主任一步步從村莊實踐，被推廣到全國各地。

2010年之前，我國農村留守兒童、困境兒童問題日益凸顯，政府出臺了多項兒童救助、福利政策，但絕大多數困境兒童家庭對此卻不知情。沒有專人負責政策傳導、入戶排查和幫扶對接，政策懸在半空中，急需幫助的孩子常得不到及時救助。

2010年，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與我國民政部在全國5省120個村啟動“中國兒童福利示范項目”，首批“兒童福利主任”試點由此開始。

2019年，民政部等10部門聯合印發《關于進一步健全農村留守兒童和困境兒童關愛服務體系的意見》，正式確立兒童主任稱謂，明確優先安排村（居）民委員會女性委員擔任兒童主任，并明確了其工作職責。

2020年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規定，“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應當設置專人專崗負責未成年人保護工作”，為兒童主任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據。

2023年，民政部等15部門印發《農村留守兒童和困境兒童關愛服務質量提升三年行動方案》，規定每個村（社區）擇優選任至少一名兒童主任。

2025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困境兒童福利保障工作的意見》，明確要完善兒童主任等基層兒童工作者激勵保障措施，加大培訓力度，強化履責意識和能力，推進規范化、專業化建設。

按照相關規定，兒童主任在鄉鎮政府、街道辦，村（居）民委員會的指導下，組織開展工作，多數由村（居）民委員會委員或社會工作者等人員兼任。實踐中，兒童主任多由村（居）民委員會推選，經鄉鎮政府、街道辦審核，由村（居）民委員會聘任，并報民政部門備案，實行實名制管理。

制度上，他們的主要職責是，組織開展信息排查，及時掌握兒童的生活保障、家庭監護、就學情況等基本信息；加強對監護人（受委托監護人）的法治宣傳、監護督導和指導；管理村（居）民委員會兒童關愛服務場所；對疑似侵害情形及時向相關部門報告等。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紙面上的職責清單，遠遠不能涵蓋這個崗位在現實中的全部工作。

“兒童主任每天與孩子的家人、鄰居打交道，是連接民政等部門和村社之間的一座橋?！比珖舜蟠?、山東省臨沂市手牽手孤困兒童心理輔導志愿服務團團長徐軍告訴記者，“部分兒童主任在我們志愿團走訪困境兒童時，主動提供信息、主動帶路入戶?！?/p>

在基層兒童保護的所有角色里，兒童主任是最有機會看見孩子“日常那一面”的人。他們可能在巷口碰見放學后獨自哭泣的孩子，可能在入戶時發現孩子手腕上有一道新傷，可能在和鄰居閑聊時聽到一句沒頭沒尾的議論……

北京市豐臺區檢察院未檢檢察官余麗給記者打了一個比方：在基層兒童保護這條鏈條上，兒童主任是離孩子最近的“那雙眼睛”、最先伸出去的“那雙手”。如果他們不發揮作用，整條鏈條都很難啟動。

“哨子”為何常常吹不響

兒童主任的隊伍，已經實實在在運轉起來。有人挨家入戶，為困境兒童建立專屬檔案，記錄生活保障情況、家庭監護狀態、孩子的就學出勤情況；有人幫被侵害的孩子慢慢走出陰影；有人在鄰里的家長里短中捕捉到別人察覺不到的異?！?/p>

然而，要讓這雙“眼睛”真正發揮作用，還有幾道坎要邁。

第一道坎，從“在場”到“看見”。

山東省萊州市匯泉社區兒童主任王嚶堅的辦公桌上，摞著一堆材料——網格走訪、矛盾糾紛調解、安全生產檢查、黨建檔案……厚厚幾疊，兒童工作只是其中之一。“以前沒有兒童主任這個崗位時，我們也在做這些事?，F在多了一份責任，工作也要做得更細?！?/p>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絕大多數兒童主任由村（居）兩委成員兼任?；鶎庸ぷ髟揪颓ь^萬緒、異常繁忙，兒童工作又是一項需要持續投入、高度敏感的專項工作，都壓在原本已經身兼數職的村（居）兩委成員身上，其他工作一來，兒童工作往往就得往后排。

兼職化稀釋的是時間，但記者在采訪中發現，比時間稀釋更嚴重的問題，是專業能力上的短板。

顯性傷害如孩子明顯的外傷、長期輟學、異常消瘦的身體，大多數兒童主任都能及時發現。真正難識別的，是那些隱性信號。

“最容易被忽視的，是一些需要‘停下來想一想’的細節。比如孩子的衛生習慣突然變差、身上有異味，這可能指向監護人的失職甚至遺棄；原本活潑的孩子突然沉默寡言、抗拒肢體接觸、對某個特定成人或場所表現出異?？謶?，有可能是性侵害或精神暴力的隱晦投射。”余麗告訴記者，如果兒童主任只是把入戶當成一項“打卡”任務，沒有帶著“發現問題的眼睛”去看，這些信號就會從眼前滑過去。

發現難，發現之后的介入更難：介入的邊界在哪里？沒有確鑿證據，能不能報告？

王嚶堅告訴記者，有時候察覺到一個家庭有點不對勁，但又拿不準。鄰居說的可能只是風言風語，孩子自己沒開口，入戶時家長態度也挺正常?！斑@時候你不能貿然上門，更不能隨便說。萬一弄僵了，以后連門都進不去了。”

讓兼職的兒童主任都具備專業社工的能力并不現實，但如果連“哪些信號值得警覺”“第一步該怎么做”都不掌握，兒童主任的“在現場”也就沒了意義。

記者了解到，當下兒童主任培訓的重點在業務流程——該走訪誰、臺賬怎么填、信息怎么報。至于該報什么，特別是強制報告制度的法律內涵和侵害線索的識別方法，在很多地方處于培訓內容的邊緣。

第二道坎，出現在“報出”之后。

一旦發現兒童受到侵害，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關部門報告是第一步，后續還有信息接收、立案、調查、評估、確認、干預等若干環節。

強制報告制度的目的在于及時有效地保護受侵害未成年人。報告之后能不能轉得動，能否順利開展后續調查評估、對未成年人予以服務安置、對加害人進行處置懲戒，決定著發現的價值能不能真正兌現。

在這場接力跑中，兒童主任的作用至關重要。

在多種情境下，協作鏈條容易在中間斷掉。未成年人保護救助與調查取證，離不開孩子和監護人的配合。若監護人強烈抵觸、阻撓調查處置，相關部門往往難以直接介入家庭；而孩子因為依賴或恐懼，也會跟著關上心門。

如果說兒童保護是一場需要哨聲的接力，那么，哨兵能不能、愿不愿吹響哨子，就決定了后續環節能否及時收到啟動信號。

記者注意到，全國不少地方的兒童主任都由村委會主任、婦女主任或民政員兼任，許多地方的村民并不知曉這個崗位的存在，甚至同村干部也未必清楚。崗位擺在那里，職責卻沒有真正落實，這是常見的“哨子啞火”情形。

浙江大學社會調查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劉志軍曾撰文指出：“這些兼任的兒童主任，由于缺乏工作經費和報酬，沒有明確的工作要求與技術指導，大多只是開展兒童信息摸底統計和核查類工作，甚少開展改善困境兒童生活環境、增進其身心健康的福利服務類工作?！?/p>

“兒童主任不能一個人單干。”徐軍代表告訴記者，讓基層愿意持續做這件事的關鍵，是讓付出能被看見、回應能跟得上，“你今天發現一個孩子出現異常，向上報了，半年沒有任何回音，下次還報不報？哨子響了，得有人聽；聽到了，得有動靜?！?/p>

把住門選對人

職責、激勵、回聲之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前提，兒童主任崗位上站著的，得是對的人。

未成年人保護法規定，密切接觸未成年人的單位招聘工作人員時，應當向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查詢應聘者是否具有性侵害、虐待、拐賣、暴力傷害等違法犯罪記錄；如果發現其具有前述行為記錄的，不得錄用。

實踐中，學校、培訓機構等單位的入職查詢機制相對成熟，而兒童主任這支離孩子最近、按理說應當嚴格篩查的隊伍，是否查詢、查到什么程度，各地的執行并不完全一致。

從隊伍建設上來看，讓兒童主任真正成為“前哨”的角色，得在兩頭同時用力——既要選對人，也要讓選進來的人能干事。

2024年，萊州市檢察院“四季花”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室辦理了一起侵害兒童案。在后續救助、走訪被害人時，該院檢察官孫晶晶問：“咱村的這個兒童主任，做過入職查詢嗎？”一旁的村民一愣，說：“聽說鄰村的兒童主任，曾因打人被行政拘留過?！?/p>

該院隨即與民政部門溝通，民政部門高度重視，第一時間重新采集了全市兒童主任的最新信息。在此基礎上，該院創建了兒童主任任職資格大數據法律監督模型，將兒童主任身份信息與刑事處罰、行政處罰數據進行比對。該模型首先在煙臺市推廣，從全市6870余名兒童督導員、兒童主任中篩出違法犯罪記錄線索26條，檢察機關隨即制發檢察建議督促解聘。截至目前，全國已有17個省89個檢察院應用該模型，累計篩出線索95條，成案89件。

每一條線索的背后，都可能有一個被忽視的安全隱患?！皩ξ闯赡耆藖碇v，即使只篩出一個，也不能被忽視，必須擋在門外?！比R州市檢察院檢委會專職委員于珍向記者表示。

要讓入職查詢真正管用，還得靠常態化的制度兜底。萊州市檢察院與市民政局建立了入職查詢協作配合機制，推動機制長效運轉。

“因為不能確定任職期間是否會發生新的違法行為，一次查詢不能終身保障。”孫晶晶向記者解釋。雙方約定，入職查詢協作配合機制確定由民政部門牽頭采集信息，檢察機關提供查詢服務，雙方共享數據，每年10月至11月對全市在職兒童主任集中查詢一次，查出問題的，依規解聘。2025年11月，雙方會簽《兒童主任選任管理辦法》，明確兒童主任的基本條件、不得擔任的情形、退出機制和培訓考核要求，并規定優先從村（居）民委員會女性委員、婦聯主席、大學生村官、專業社工中選拔。

擋住不該來的人，只是“入口關”的下限；把對的人請進來，才是“入口關”的上限。

“村（居）民委員會應當選擇政治素質過硬、道德品行優良、熱愛兒童工作、熟悉村（社區）情況、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村（居）民委員會委員或社會工作者等人員擔任兒童主任。對于轄區內常住兒童數量較多或農村留守兒童和困境兒童總人數超過30人的村（社區），根據實際需要增配兒童主任，可考慮組建困境兒童和留守兒童保護專門小組?！毙燔姶斫ㄗh道。

人選對了，門檻守住了，還要有帶著發現問題的眼睛去看的能力。

“我們正在籌備與民政部門聯合開發一門面向兒童主任的培訓課程，將圍繞最關鍵的實操問題展開，比如什么是強制報告制度，需要發現哪些方面的問題，如何在報告的同時保護好未成年人的隱私等。”孫晶晶告訴記者。

全國人大代表、浙江原始人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行政人力資源部行政專員黃美媚，常年關注困境兒童關護工作。她建議，兒童主任的培訓應聚焦三個問題：怎么識別兒童心理異常和隱性傷害信號？發現可疑情況后第一步該怎么做？報告之后由誰接手跟進？在培訓形式上，她建議多采用案例模擬、情景演練等方式，由檢察官、社工等聯合授課，比單純的政策宣講更有實效。

既是“吹哨人”也是“跟進者”

線索報上去，哨聲響起，之后的路還很長。

兒童主任生活在熟人社會，是鄉里鄉親、鄰里鄰居，而不是陌生人。同樣一句話，派出所民警說出來是問詢，兒童主任說出來則是關心；同樣一次走訪，別人進不去的門，兒童主任能進得去、坐下來、續上話。在這條鏈條上，他們既是“吹哨人”，也是“跟進者”；既是“信息員”，也是“調解員”。

具體而言，對于納入司法程序的侵害兒童案件，司法機關辦理督促監護、附條件不起訴、社會調查等，需要兒童主任提供相應的家庭情況、監護狀況、孩子日常表現等情況；兒童主任后續跟進，也需要司法機關協作。

在這個鏈條上，不是一頭報、一頭接的單線傳遞，而是一種相互嵌入的雙向協同?；鶎咏M織對涉案未成年人家庭情況、監護狀況、成長經歷的了解，本來就是社會調查、附條件不起訴評估、督促監護決策依據的材料?！皟和魅巫龅募彝デ闆r了解、出具的走訪材料，作為社會調查的參考，比我們自己單獨去查效果要好?！庇谡涓嬖V記者。反過來，檢察機關發出的督促監護令、檢察建議，也讓兒童主任的后續走訪有了說話的分量。

受侵害未成年人的安置、監護接續、生活照護等，在案件辦結后仍需繼續接力。如果案件辦理中作出了撤銷監護權、變更監護人或指定監護人的決定，誰來盯著新監護人是否到位、監護質量是否達標？兒童主任的日常入戶走訪恰好就是最自然的跟蹤載體。孩子要復學、要看病、要按時領到困境兒童補助、要走基本生活保障的程序，兒童主任熟悉政策的對接，也熟悉這家人的處境，往往就是這一頭一腳之間最實際的協調者。

一個受過侵害的孩子，接下來要面對的，是漫長、隱蔽的修復期。

豐臺區檢察院辦理過一起侵害案件。案件辦結后，該院在委托專業社工進行心理疏導的同時，由社區兒童主任篩選幾位性格溫和的女性工作人員幫助輔導，不刻意見面，只是在讀書會、社區活動這類自然的場景里和被害孩子接觸。幾個月后，孩子逐漸走出陰影。

“專業社工會為孩子制定一整套心理修復方案，處理創傷后應激障礙、抑郁焦慮等深層心理問題，這需要專業資質，而兒童主任發揮的是人熟地熟的優勢，工作嵌在日常生活中。”余麗對記者說。

但兒童的日常生活照護不是兒童主任一個人的單打獨斗。

黃美媚代表告訴記者，兒童主任的優勢是“在現場”，但專業判斷和后續介入需要社工和心理輔導力量承擔，兩者形成配合，而不是讓兒童主任一個人扛下所有環節?？梢杂蓪I社工組織日常給指導，遇到復雜個案給方案，逐步形成“社工+兒童主任”的協作模式。

徐軍代表進一步說明，在他的志愿服務團里，部分兒童主任本身是“一對一”幫扶志愿者，他們既是基層制度的“哨兵”，也是社會力量的“親歷者”。兩種身份的疊加，讓“發現”與“陪伴”之間的距離被壓縮到最短，“市、縣民政局很支持兒童主任參與服務團工作。部分兒童主任，在聯系基層民政和村‘兩委’時，起到了橋梁作用?！?/p>

從“有人干”到“干得好”

兒童主任崗位本身，靠什么能撐住？

為了讓“哨兵”先認清自己的職責，萊州市民政部門做了三件看似不大卻很有分量的事：一份任命通知——以鎮政府、街道辦名義，向轄區所有村（居）發布兒童主任任命通知，并在各村（居）公示；一次宣誓儀式——市民政局統一制定誓詞，下發各鎮（街），由各鎮（街）組織兒童主任集中宣誓；一套工作指南——給每名兒童主任配發，幫助新上崗的兒童主任盡快摸到門道。

對一個新上崗的兒童主任而言，這些“程序”回答了三個最基本的問題：我是誰？我為什么在這里？我該做些什么？

身份明確之后，緊接著的問題是，有了名分，該怎么發揮作用？

徐軍代表建議：“要認識到兒童主任這個崗位的重要性，對優秀兒童主任給予各種政府獎勵，提高經濟、政治上的待遇?！?/p>

黃美媚代表則希望兒童主任的履職情況能被納入村（居）基層治理考核體系，讓這項工作在評優、晉升等方面有實質體現，而不是完全依賴個人情懷來維系；同時探索建立兒童主任職業發展通道，對長期履職、表現突出者給予更多政策支持，逐步推動這個崗位從“有人兼任”向“有人愿意做好”轉變。

做好兒童保護工作，不能只靠兒童主任這一個群體，需要基層兒童保護鏈條上的每一個角色、每一個環節協同到位，民政、檢察、法院、公安、教育、婦聯、社工組織等各司其職，才能托舉起一整條基層兒童保護鏈條。

來源：檢察日報·深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