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我正蹲在陽臺上晾衣服，聽見門鈴響了三聲。

開門一看，婆婆站在門口，花白的頭發被風吹得亂糟糟的，臉頰凍得通紅，手里拎著一個紙箱子，沉甸甸的，箱角都被勒出了深痕。

"媽？您怎么來了？"我愣了一下。

要知道，自從去年中秋節那場鬧翻天的爭吵之后，我和婆婆已經整整八個月沒說過話了。

"我……我給你們送點雞蛋。"她低著頭，把箱子往門檻里推了推，"老家散養的，攢了好久。"

我心里五味雜陳，但還是把她讓進了屋。她坐在沙發邊上，只挨了個邊，兩只手搓著膝蓋，眼神躲躲閃閃的。

客套了幾句，她就說要走，我沒多留，她也沒多待。

關上門后，我把那箱雞蛋搬到廚房，想著晚上給孩子蒸個蛋羹。紙箱打開，一股子味道就沖了上來——那股子發悶的腥臭，我太熟悉了。

我拿起一個雞蛋對著燈光照了照，蛋殼上有一層灰撲撲的斑點，輕輕一晃，里頭咣當咣當響。

壞的。

我又拿了一個，還是壞的。一連摸了七八個，只有最上面一層勉強能看，底下的全散了黃，有幾個甚至裂了縫，滲出黑褐色的液體，把箱底的報紙都浸透了。

我的手僵在半空中，眼眶一下子就紅了。

不是感動，是氣的。

這八個月的委屈一瞬間全涌了上來。去年中秋，婆婆當著一大家子的面說我"不會生兒子，斷了老張家的根"，那些話像釘子一樣扎在我心上，到現在想起來還疼。

我掏出手機，拍了張照片發給老公張建國："你看看你媽送來的好東西，一箱爛雞蛋，她這是成心惡心我呢吧？"

消息發出去，我盯著屏幕，眼淚啪嗒啪嗒掉進了紙箱里。

張建國的電話很快打了過來，他在工地上，背景里攪拌機轟隆隆響著。

"你別急，你聽我說——"他的聲音有些發緊，"媽她……她眼睛不好了。"

我愣住了。

"什么叫眼睛不好了？"

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張建國嘆了口氣："上個月村里體檢，查出來白內障，已經很嚴重了，左眼基本上看不見東西，右眼也就能看個模糊影子。她不讓我告訴你。"

我握著手機的手開始發抖。

"她這幾個月一直在攢雞蛋，說要給你們送過來，說……說去年的話說重了，她過意不去。可她看不清啊，分不出好蛋壞蛋，就這么一股腦全裝上了。"

我回頭看了看那個紙箱，突然注意到一個之前忽略的細節——箱子外頭用記號筆歪歪扭扭寫了幾個字："給建國媳婦，雞蛋新鮮。"

那字寫得東倒西歪，有幾筆明顯劃出了格子，像是摸著紙邊一筆一筆描上去的。

我的眼淚再也忍不住了。

我想起剛才開門時她的樣子——眼神躲閃，不是心虛，是真的看不清我的臉。她坐沙發只挨個邊，不是拘謹，是怕磕碰了不熟悉的家具。她走的時候在門口摸了兩下門框才邁出去的那個動作，我當時沒在意，現在想起來心像被人攥住了一樣疼。

我蹲在廚房地上哭了很久。

擦干眼淚，我把那箱雞蛋重新整理了一遍。最上面那層有十幾個是好的，我小心翼翼地撿出來放進冰箱。剩下的壞蛋，我沒有倒掉，而是一個一個用報紙包好，輕輕放回箱子里。

我也說不清為什么要這樣做，就是覺得不能隨便扔。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趟超市，買了兩箱新鮮雞蛋、一袋核桃、一盒鈣片，還有一副老花鏡——雖然我知道白內障戴老花鏡沒用，但我實在不知道還能做什么。

開車到了村里，婆婆正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擇豆角。她瞇著眼，把豆角湊到鼻子跟前聞，靠氣味分辨老嫩。

"媽。"我叫了一聲。

她抬起頭，眼睛努力地眨了眨，遲疑地問："是……建國媳婦？"

"是我。"我走過去蹲在她面前，握住了她的手。那雙手粗糙得像老樹皮，指縫里還塞著泥，指甲蓋劈了好幾個。

"媽，雞蛋我收到了，特別好。"我說。

她一下子笑了，滿臉的褶子擠在一起，露出缺了一顆的門牙："好就行，好就行，我攢了好久呢，都是咱家那幾只老母雞下的……"

我沒忍住，把臉埋在她的手背上，眼淚把她的手打濕了一片。

她慌了，另一只手摸索著拍我的頭："咋了？是不是建國欺負你了？你說，媽給你做主！"

我又哭又笑，搖了搖頭。

后來，我帶婆婆去了縣醫院。醫生說白內障手術不復雜，排上隊，兩周后就能做。婆婆死活不肯，說浪費錢。我按住她的手，在繳費單上簽了字。

手術那天，婆婆躺在病床上，紗布蒙著眼睛，忽然小聲說了句："去年中秋，是媽不對。媽這張嘴啊，一輩子就知道說渾話。"

我坐在床邊給她削蘋果，刀子停了一下，鼻子一酸。

"媽，都過去了。"

紗布拆掉那天，婆婆看清我的第一眼，盯著我看了好半天，突然說："瘦了，得多吃雞蛋。"

我笑了，笑著笑著又掉了眼淚。

回家的路上，婆婆坐在副駕駛上，窗外的麥田綠油油地翻著浪。她忽然拉住我的袖子，很輕很輕地說了句："閨女，往后媽的眼睛好了，再給你攢雞蛋，保準一個壞的都沒有。"

我握住她的手，使勁點了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