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4歲少女被日軍抓獲，遭遇一名日本軍官幫助，事后她感嘆自己真的遇到了好人嗎？
1941年11月，陵水通往藤橋的“陸田大道”尚未鋪完，幾百名日軍在烈日下催促勞工掄鋤揚鎬，塵土與咸濕海風混作一團，遠處是黎族村寨的檳榔林。
修路是為了坦克和軍車，表面說是“開通交通”，實則方便清剿活躍在五指山一帶的瓊崖抗日游擊縱隊。炮聲隔三岔五地轟鳴，村里人白天搶收稻谷，夜里躲進山洞。誰都明白，只要鬼子來了，田里的一粒稻都保不住，連人也可能被帶走。
那天臨近黃昏，14歲的黃有良和三位同伴正彎腰割稻。她個子小，背后還拴著一頭小花牛輔力。忽聽遠處皮靴踢踏聲由遠及近，村民低聲嘀咕：“鬼子又來了。”另一人回話：“快收，別抬頭。”話音未落，日軍已經包圍水田。
“站住！”刺耳的日語吼聲伴著刺刀寒光。一個兵一把拽住黃有良的手腕。她被痛得大叫，情急之下猛地咬住那兵的耳朵。鮮血淌下，兵嚎叫。遠處一名中尉模樣的軍官喝令制止：“ダメだ！”隨后將士兵的槍口壓下，對少女擺手示意退開。
村人以為危機過去，沒料到夜里這股小隊又摸進村。木門被踹開之前，黃有良只來得及把盞茶放回桌面，就被粗繩反綁。旁邊的婦女驚呼：“別抓孩子！”軍官冷冷掃一眼，“情報。”短短兩個漢字，宣判了她半年的噩夢。
藤橋據點的圍墻砌著珊瑚石，尖銳得像鯊魚牙。營房里關著十幾名海南女子，白天挑水洗衣，傍晚還得上山砍柴。誰動作慢，就被木棍抽得皮開肉綻。夜深后，炊事班倒班看守，才有可能從籬笆夾縫里傳遞只言片語。
“再這樣下去要死的。”隔壁老鄉低聲說。黃有良輕輕點頭，卻沒吭聲，她的手腕早已腫得像紫茄子。半夜里，巡邏兵去洗手間，鑰匙仍插在門鎖。機會滑過，可能就是一生。她咬咬牙，“現在！”幾名姑娘幾乎是滾出門檻，踩碎了月光。
據點外是一片雜草沼澤，犬吠在背后此起彼伏。鞋子早已不知去向，石子劃破腳底，她不敢停。黎村的老人常說：夜色是最好的庇護。她信了這句話，一口氣奔到芭蕉林，捂著胸口發抖，終于沒聽見追兵。
兩天后，她敲開自家竹門，母親摸索著抱住她，父親哽咽得說不出話。家人燒起山里采來的藤根草藥，青色藥汁令人作嗆，她咬著木棍忍痛。村里人圍觀，有人問：“怎么跑出來的？”她只搖頭，“命硬點罷了。”
海南的雨季說來就來，潮氣鉆進骨縫，她的腰腿一到陰天就像著了火。可地里活兒沒人替，黃有良還是拎起鋤頭。隔壁男孩阿華常來幫忙，身上長年起疹子，被人嫌棄，他卻笑說：“咱倆湊一塊，好歹能相互照看。”
婚禮簡單得很，一只老母雞、一壇米酒，族老敲鑼三聲便算成親。后來五個孩子陸續降生，竹樓添了新梁，屋外是稻浪翻滾。夜深時，腿上傳來的抽痛讓她想起藤橋的木棍，她強忍不出聲，怕吵醒孩子。阿華遞水：“歇會兒，天亮還得干活。”
時間往前推，島上漸漸聽到“索賠”兩個字。1996年，幾名閩粵婦女到東京起訴，新聞電波越過大海傳進海南。黃有良猶豫許久，終在村干部陪同下坐船北上，再轉機去日本。
法庭上，翻譯把她的黎語轉成日語，法官低頭記錄。她抬頭望燈光，眼神與當年逃跑時一樣固執。對方律師說“證據不足，時效已過”。她拍著桌子：“我被關半年多，這還要證據？”
經過數年反復，判決書寄回陵水：事實屬實，但不予國家賠償。紙張冰涼，落款日期是2005年。阿華替她收下，只輕聲念：“認定綁架監禁，但……”剩下的話他沒念。黃有良擺擺手，“知道就好，田里水還沒灌呢。”
此后十多年，老傷時緊時緩。她仍愛在黎歌里哼起古調，教孫兒編草席。有人提往事，她不再細說，只笑：“命沒丟，就該好好過。”2017年夏天，她靜靜地閉上眼，旁人聽見的最后一句是：“風停了，該收谷子嘍。”
海南的海潮依舊漲落，藤橋舊址荒草比人高。偶有游客探訪，只見殘磚破瓦，難以想象當年血跡。當地檔案館的登記簿寫著：黃有良，1927—2017，黎族，曾遭日軍綁架勞役。薄薄一頁紙，卻壓著半世紀的疼痛與倔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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