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23日，英國脫歐公投將滿十周年。十年前那個夏天，卡梅倫本想用一場公投平息保守黨內的疑歐派叛亂，順手壓住正在崛起的英國獨立黨，沒想到卻把整個國家推下了懸崖。

本文作者系盤古智庫中東研究院執行院長朱兆一，文章來源于“秦朔朋友圈”微信公眾號。

本文大約4300字，讀完約10分鐘。

2026年6月23日，英國脫歐公投將滿十周年。十年前那個夏天，卡梅倫本想用一場公投平息保守黨內的疑歐派叛亂，順手壓住正在崛起的英國獨立黨，沒想到卻把整個國家推下了懸崖。

51.9%對48.1%，不到四個百分點的差距，72.2%的投票率，英國與歐盟成功分道揚鑣。

當年脫歐派把“奪回控制權”和“全球英國”喊得震天響，十年之后，英國民調里有56%的人承認當初投錯了票，工黨議員開始公開談論重返歐盟，連退休的老一代脫歐選民里都有六成改了主意。

離開只需要一張選票，回去卻要一整套談判。當英國人慢慢算清這筆賬，他們發現自己被困在一個尷尬的位置——主權拿回來了，繁榮沒等來；后悔來得很快，退路卻已封死。

這十年，英國究竟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站在十周年的節點回望，這個問題已經不只關乎英國，它關乎所有曾經在“主權”與“相互依存”之間猶豫過的國家。

為何離開

把脫歐簡單歸結為一場民粹狂歡，是后來者的輕慢。2016年的那張選票，背后是英國積壓了二三十年的結構性矛盾。

直接的導火索來自黨內政治。卡梅倫2013年之所以許諾公投，本意是消解保守黨內的疑歐情緒、奪回流向英國獨立黨的右翼選票，這是一場他自信能贏的賭博。可他低估了民意的怒火。三股力量在那一刻匯合：

其一是移民焦慮，2004年歐盟東擴后大量東歐勞工涌入英國，底層藍領真切感到工資越來越低，醫院和學校被移民擠占的情況越來越嚴重，“邊界失控”成了最能點燃情緒的痛點；

其二是英國根深蒂固的疑歐傳統，從撒切爾時代起，英國就是歐盟里既要特殊待遇，又不想進歐元區，而且還不入申根的“別扭伙伴”，對布魯塞爾官僚的反感由來已久；

其三是全球化的分配失衡，倫敦金融精英賺得盆滿缽滿，北部和中部的老工業區卻被時代拋在身后，這些“被遺忘的地方”把怨氣一股腦撒向了歐盟。

脫歐派的承諾很有煽動力。最著名的是那輛印著“每周向歐盟繳3.5億英鎊、不如投給英國醫療”的大巴；他們還描繪了一個自主簽署貿易協定、面向美國和印太的“全球英國”，承諾把移民數量大幅壓下來。

留歐派則輸在傲慢，他們用經濟災難恐嚇選民，卻始終沒能聽懂工人階級的憤怒，一整套宣傳敘事空洞而居高臨下。結果，一場本該理性權衡的抉擇，變成了被遺忘者對精英階層的一次報復性投票。

雙輸的賬單

十年過去，可以給這場離婚做一份體檢報告了。診斷結果非常清晰——脫歐成為雙輸，但輸的程度極不對稱。

英國這一側的損失，已經從悲觀者的預測變成了硬數據。布魯姆等學者2025年通過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發表的研究估算，到2025年，脫歐使英國人均GDP比留在歐盟低了6%到8%，商業投資低了12%到18%，就業和勞動生產率各低了3%到4%。

英國預算責任辦公室（OBR）當年4%的GDP損失預測，如今看來過于樂觀——它在五年期上大體準確，卻嚴重低估了十年累積的傷害，這筆賬折算下來是1800億到2400億英鎊的總體損失。

貿易首當其沖，OBR預計脫歐將讓英國進出口各自萎縮約15%，逾一萬六千家中小企業因為煩瑣的通關成本干脆放棄了對歐出口。而所謂的替代市場遠遠補不上缺口，英國與美國、印度、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簽下的那些自貿協定，加起來對GDP的貢獻不過0.47%、約130億英鎊，倫敦政經學院干脆把“全球英國”稱作一個幻想。

倫敦金融城同樣失血，據安永追蹤，這里約1.3萬億英鎊資產和7000多個崗位遷往都柏林、法蘭克福、巴黎和盧森堡。

最諷刺的是移民問題。脫歐的核心承諾是把人擋在門外，現實卻完全走向反面。歐盟移民確實減少了，可非歐盟移民卻在暴增——英國凈移民在2023年沖到90.6萬的歷史峰值（官方后來上修至94.4萬），而公投前的2015年這個數字只有約33萬。農場的水果爛在地里沒人摘，各大醫院的醫護缺口要靠印度、尼日利亞的勞工來填。英國人想要的“少而可控”，換來的是“多而失控”。

歐盟那一側雖然也有損失，但是沖擊力度并不大。歐盟失去了第二大凈出資國，脫歐之前英國每年向歐盟凈繳約百億歐元，這筆窟窿如今要德法等國分攤。更深遠的是政治平衡的改變——英國是歐盟內部自由貿易、市場導向和親大西洋陣營的代表，它的離去讓法德軸心的主導性更強，一體化的方向也隨之微調。

但硬幣的另一面，是少了英國這個慣于踩剎車、行使否決權的成員，歐盟在防務一體化、戰略自主上反而推進得更順，曾經令布魯塞爾憂心的“脫歐多米諾”恐慌也基本消散。算總賬，歐盟的經濟損失估計只有GDP的0.2%到0.5%，遠輕于英國。一場離婚，財產分割如此懸殊。

不只是脫歐的鍋

如果把英國今天的困境全推給脫歐，既不公平，也不利于解決問題——容易讓觀察者認為英國只要重返歐盟就能藥到病除。

事實是，脫歐更像一個放大器，它放大的是英國自身久治不愈的慢性病。

英國最根本的問題是增長停滯。英國的勞動生產率增速自2008年金融危機后就明顯放緩，遠在脫歐之前，這臺引擎就已經熄火。脫歐只是雪上加霜，讓本就疲弱的投資和創新進一步失速。如今英國的年度GDP增速長期徘徊在1%上下，商業投資增長幾近停滯，一個曾經的工業革命發源地，陷入了低增長、低投資、低生產率的泥潭。

與之疊加的是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萎縮。社會保障和醫療的負擔越來越重，國家衛生系統常年處于危機狀態，而脫歐切斷了歐盟的技術工和季節工補給，讓結構性短缺雪上加霜。

政治的衰敗同樣觸目驚心。公投以來，唐寧街十號換了五任主人——梅姨、約翰遜、特拉斯、蘇納克、斯塔默，其中特拉斯一份失控的減稅預算讓她的政府只支撐了49天。

保守黨在無休止的內斗中耗盡了執政能力，而工黨也沒能高枕無憂，新興的英國改革黨正從右翼蠶食它的基本盤。更危險的是離心力的抬頭：

2026年5月7日的威爾士議會選舉中，威爾士民族黨拿下96席中的43席成為第一大黨，結束了工黨一個多世紀的主導地位，改革黨緊隨其后斬獲34席，這是1999年權力下放以來工黨首次失去威爾士第一大黨的位置；蘇格蘭的獨立訴求也從未真正平息。一個國家若連內部認同都在松動，外部的傷口只會更難愈合。

把這些放在一起看就明白了，脫歐只是這個久病纏身的國家的癥狀，而不是病因。英國真正的病根，在于戰后福利國家模式的不可持續、精英治理的反復失靈，以及一個老牌帝國揮之不去的身份迷失。“奪回控制權”奪回的是一紙主權，治不了這些沉疴。

后悔有用嗎

民意的反轉是這十年里最具戲劇性的現象。英國本土的市場調研平臺YouGov的追蹤顯示，認為脫歐是錯誤決定的英國人已升到56%，堅持當初正確的只剩31%，創下歷史新低；若今天重新公投，多個民調顯示支持重返的比例在55%到63%之間，18到25歲的年輕人里更是高達86%支持回歸。

推動這一翻轉的，與其說是有多少人改了主意，不如說是人口的自然更替——老一代脫歐選民逐漸凋零，年輕的留歐一代陸續進場，而當年猶豫不決的中間群體如今強烈傾向留歐。

但是民意的翻轉，不等于英國就能掉頭。重返歐盟橫著三道幾乎無法逾越的關卡。

第一道在英國內部。重返意味著再來一次公投，而上一次公投撕裂社會的傷口還遠未愈合，沒有哪個主流政黨愿意主動揭開它。改革黨和保守黨內的疑歐派會拼死抵制，斯塔默本人早已劃下紅線——不重返單一市場、不重返關稅同盟、不恢復人員自由流動。

第二道是歐盟開出的條件。布魯塞爾的態度很明確：大門敞開，但特權一律收回。英國不僅拿不回當年的預算返款，還很可能被要求承諾加入歐元區、接受申根、繳納更高的會費，而且必須獲得全部27個成員國一致批準。

第三道是歐盟的心態。布魯塞爾既怕開了“想走就走、想回就回”的先例，也實在被英國政壇的反復無常折騰怕了，信任一旦破裂，重建談何容易。

于是現實中真正發生的，只有一場靜悄悄的“軟重置”，而不是回歸。斯塔默政府2025年5月與歐盟達成了脫歐后的首份重磅協議，其中包括對接歐盟動植物衛生標準以降低農食品貿易壁壘以及簽署能源與防務安全合作，想以此換取進入歐盟巨額防務基金的資格。雙方還就青年交流計劃繼續磋商，代價是接受歐洲法院在相關領域的管轄權，還有延長歐盟漁船的捕撈準入。

地緣政治給這種靠攏提供了更強的理由——俄烏戰爭、特朗普第二任期對歐洲安全承諾的反復無常、中東的持續動蕩，都在逼著英歐在防務上抱得更緊。英國可能正滑向一種“瑞士/挪威+”式的動態關系——在商品端部分融入單一市場，保留政治上的獨立身份，但不得不接受某些規則對接和人員流動安排。

一句話概括英國人的處境就是——你可以說后悔，但歐盟不會再發一張VIP通行證。回來的大門永遠敞開，但是想回來就別想過得太舒坦。

英歐如何雙贏

十年一輪回，這場折騰留給世界的，遠不止英國一國的得失。

對英國而言，最重要的是認清自己究竟該站在哪里。它既回不到“身在歐盟卻處處例外”的特殊成員身份，也圓不了“全球英國”那個面向四海的舊夢。更務實的定位是做歐洲安全與防務不可或缺的關鍵伙伴、連接歐美的金融與科技節點、溝通英語世界的橋梁。

地理是無法改變的現實，英歐之間的經貿依存不可逆轉，俄烏戰局與北約框架下的安全協作更是繞不開。承認這一點，英國才能從十年的身份焦慮里走出來。

對歐盟而言，脫歐是一面鏡子。英國的出走再清楚不過地說明，一體化若不能回應那些“被遺忘者”的不滿，疑歐主義就會周期性地卷土重來，法國、荷蘭乃至更多國家都潛藏著同樣的引信。

同時，英國的離去也逼著歐盟直面“深化還是擴大”的抉擇——當烏克蘭、摩爾多瓦和西巴爾干國家都在叩門，歐盟或許需要一種更靈活的“差序格局”，讓非成員國按需挑選部分融入，瑞士式的折中模式正變得不再那么不可接受。

而對所有國家來說，這十年提供了一堂代價高昂的公共政策課。單一市場、關稅同盟這類區域合作體系，本質上是一種公共產品，退出它既有顯性的關稅與壁壘成本，也有隱性的信任流失與制度損耗，而重新加入的門檻會隨時間流逝而指數級抬高。

更深一層的教訓是關于“主權”二字。脫離經濟相互依存的現實去空談主權，主權很容易淪為一句動聽卻空洞的口號——英國“奪回”了立法和邊界的控制權，卻在生產率、投資和國際影響力上付出了遠超預期的代價，這筆買賣是否劃算，每個英國人心里都漸漸有了答案。

回望2016年那場公投，它或許從未像脫歐派宣稱的那樣，“永久地、不可逆地”敲定了英國在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的位置。多佛爾海峽口排成長龍的卡車、布魯塞爾飄揚的歐盟旗、泰晤士河畔依舊繁忙的金融城，共同提醒人們——

歷史沒有終結，它只是在緩慢地自我修正。而在可見的未來，這種修正多半會把英國與歐洲拉得更近，而非更遠。十年前那49%的人沒能贏下公投，十年后，時間正在替他們說話。■

文章來源于“秦朔朋友圈”微信公眾號

圖文編輯：張洵

責任編輯：劉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