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戰略重心轉向印太，歐洲需更多依靠自身承擔防務，以應對俄羅斯持續施壓。
• 歐洲若投入足夠資金與政治意志，可在十年內組建常規力量，降低對美國地面部隊需求。
• 美國擁有無可比擬的軍事賦能能力，歐洲短期內難以復制，需確保穩定獲取這些能力。
• 歐洲應提出新跨大西洋交易，為美國持續提供關鍵軍事能力建立持久的財政與戰略激勵。
• 新交易的關鍵是融資結構，歐洲通過持續付款換取能力，可避免美國突然切斷支持。

美國與歐洲的安全關系正在出現裂痕。這樣的轉向發生在一個危險時刻：俄羅斯正試圖征服烏克蘭，并從歐洲東翼持續向歐洲施壓。因此，歐洲人越來越覺得，必須更多依靠自己來承擔防務。

唐納德·特朗普重返總統職位，加速了這一進程。他批評并威脅歐洲國家，稱其對集體防務貢獻不足，并表示要在危機時期減少可供北約使用的美軍兵力。但問題的根源并不在個人，而在于跨大西洋關系的結構性變化。即便未來的美國政府對北約不那么敵視，美國也不太可能逆轉其整體上遠離歐洲的趨勢。正因如此，重新武裝和防務一體化，已成為歐洲各國首都的熱門議題。

歐洲領導人對于行動速度和最終能做到什么程度，仍然存在分歧。但如果有足夠的投入、規劃和政治意愿，歐洲應當能夠在10年內組建起足夠的兵力和常規武器，大幅減少對美國大規模地面部隊駐歐的需求。與此同時，法國和英國都擁有核武庫，若能深化與倫敦和巴黎的合作，也有助于增強歐洲的核威懾。

但建立這些軍事能力是一回事，真正有效運用又是另一回事。無論歐洲如何重新武裝，它都無法充分復制美國的“軍事賦能能力”——也就是構成現代戰爭骨架的那些體系。華盛頓在多項能力上擁有無可比擬的優勢，包括指揮與控制、后勤、訓練、網絡戰與網絡防御、長期戰略情報、戰場情報監視與偵察、目標指示，以及防空反導。美國花了幾十年時間建立這些體系，歐洲長期以來也一直依賴它們。若要有效復制，不僅至少需要10年的準備期，還需要歐洲很可能無力承擔的資金投入。

因此，歐洲需要一項方案，確保在可預見的未來繼續穩定獲得這整套軍事賦能能力。它應提出一項新的跨大西洋協議，為美國持續提供這些關鍵軍事能力建立持久的財政和戰略激勵。這樣做有助于降低一個風險：即日益抽身的華盛頓突然削減部分或全部支援能力。同時，這也能在當前這個戰略動蕩時期，為聯盟注入一定程度的穩定性。

網絡效應

華盛頓花了幾代人的時間和數萬億美元，積累了各種專業能力，使美軍能夠以極大規模作戰，同時依靠精確打擊、協調配合和信息優勢盡量減少傷亡。舉例來說，美國建立了無與倫比的能力：通過龐大的衛星網絡以及空中、地面和海上傳感器，幾乎即時獲取戰場信息；再通過復雜的加密網絡進行傳輸；并依靠經過數十年打磨的人員體系和制度架構，實時處理并采取行動。正是這些賦能能力，造就了美國式作戰方式，也在延伸意義上塑造了北約的作戰方式。對華盛頓的盟友和伙伴而言，它們不可或缺。

烏克蘭就是一個例子。俄羅斯入侵后，美國向基輔提供軍事目標信息，建立了復雜的武器后勤補給線，幫助烏克蘭抵御俄羅斯網絡攻擊，并通過長期訓練，協助其發展出靈活、分散的部隊結構。這些以及其他美國賦能能力，并不是基輔避免被全面征服的唯一原因，但它們至關重要。

這些賦能能力之所以成功，并不只是因為規模龐大。美國官員還具備獨特能力，能夠在作戰過程中把這些能力實時、無縫地組合起來使用。

建立軍事能力是一回事，運用它們又是另一回事。

不過，正是規模與運用能力的結合，使美國對這些賦能能力的控制，成為特朗普政府向歐洲施壓、要求其增加防務投入的一個籌碼。比如，2025年3月，美國一度暫停與烏克蘭共享情報，這表明本屆政府愿意把這些能力當作談判工具。下一任美國總統也可能這樣做。

特朗普對歐洲和北約的敵意或許格外明顯，但即便繼任者比他更重視歐洲，美國正在進行戰略重心再排序這一點已經十分清楚。印太成為美國防務政策新的核心方向，相比之下，歐洲如今已是次要戰區。與此同時，過去兩年半里，美國還在中東反復展開軍事行動，最終升級為對伊朗的全面戰爭。

華盛頓能夠在很大程度上隨時提供其中不少賦能能力，因為美國早已為其覆蓋多個戰區的能力建設買過單。比如，美國國家安全局規模龐大、能力強大，足以在全球范圍搜集情報。美軍也擁有足夠多的將軍、海軍上將和其他人員，承擔歐洲及其他地區的指揮控制任務。但另一些賦能能力則要稀缺得多。

速度是現代戰爭的要求，而這并不是歐洲特別擅長的方面。

歐洲領導人清楚美國正在把注意力從歐洲移開。許多人追隨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的主張，要求歐洲盡可能快、盡可能大程度地擺脫對美國的依賴。但要真正替代華盛頓的賦能能力，將極其困難。

烏克蘭在戰爭中的努力，提供了一些跡象，說明歐洲也許可以建立一套比美國體系更薄、更分散、整合程度更低的賦能架構，利用創新且低成本的新型無人機、商業影像、人工智能軟件和分布式傳感器網絡。依靠這種更有限的賦能架構，歐洲很可能足以抵御俄羅斯對前線國家的攻擊。

但那將意味著歐洲必須以與北約傳統方式截然不同的方式作戰。它必須接受更低程度的作戰整合、更低的精確性，以及很可能遠高于當前跨大西洋模式下的傷亡水平。歐洲各國政府最終也許會接受這些代價，但那將要求一次重大的戰略、政治和文化轉變。

如果歐洲人認為，自己需要的不只是有限的賦能能力，那么他們就必須承認，一系列結構性約束使歐洲在短期內無法充分替代美國提供的整套賦能能力。首先是資金問題。目前，歐洲只有一套零散拼湊、且在各國之間分布極不均衡的賦能能力。要填補這些缺口，歐洲需要投入的資金，很可能超過各國政府所能籌集的水平，尤其是在它們還要優先重建常規作戰力量的情況下。

時間是另一個限制因素。許多賦能能力的研發周期都非常長。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2020年的一項分析發現，美國一個軍事衛星項目從建造到全面部署，平均需要將近9年時間。即便這些系統建成之后，要讓它們單獨運轉、彼此協同，還需要更多年的整合與訓練。而速度——現代戰爭的基本要求——并不是歐洲的強項。

即便歐洲真的能夠迅速拼湊出一整套足以替代美國的賦能能力，它仍將面臨一道嚴峻的政治障礙。歐洲必須就這些能力如何使用達成協調，而這需要高度統一的戰略規劃。但歐洲各國的戰略文化、產業利益和政治約束差異很大，目前并不具備這種統一性。國家間相互競爭的優先事項，以及圍繞領導權的爭論，往往會壓過集體最優安排。合作并非不可能，但推進緩慢、發展不均，而且常常伴隨爭議。

而這正是美國扮演、卻可能最被低估的角色所在。正是美國的軍事協調、領導和層級體系，維系著北約的多國軍事基礎設施，并使整合本身成為可能。

關鍵在細節

如果沒有美國的賦能能力，歐洲將難以自我防衛，那么歐洲領導人就必須拿出方案，確保華盛頓繼續提供這些能力。最好的辦法，是建立一項中期、制度化安排，由歐洲盟友為支撐北約集體防御的美國賦能基礎設施付費。

這種新跨大西洋協議中，最關鍵的細節是融資結構。一個分階段執行的安排，可以讓歐洲按時間逐步付款，并把付款與美國持續、完整提供賦能能力掛鉤。這樣一來，美國抽身的成本就會被實際抬高：如果美國決定切斷對歐洲的支持，歐洲也將隨之切斷一條長期且可觀、直接流向華盛頓財政體系的資金來源。為了確保美國履約，歐洲資金最初可以存入第三方托管賬戶。

這樣的安排仍然需要美國在歐洲保留一小部分但至關重要的軍事存在。部分負責管理軍事賦能能力的美軍人員必須繼續留在歐洲，一些駐有作戰部隊的美國基地也需要繼續運轉，作為歐洲軍隊的訓練設施。

表面上看，這樣一項協議似乎相當單方面：歐洲要為獲取美國能力付費，而這些能力目前原本是可以免費依賴的。但實際上，在可預見的未來保住這種獲取渠道，同樣符合歐洲自身利益，而且不僅僅是為了提前應對美國可能撤出。對歐洲而言，一項合同化安排不僅能為美國繼續投入跨大西洋防務關系提供財政激勵，也有助于加快歐洲自身在賦能能力方面的學習曲線。擴大訓練、加強作戰整合、共用部署地點，以及更多接觸美國先進賦能能力，都將讓歐洲軍隊在操作和整合這些能力方面積累寶貴經驗。

新跨大西洋協議中，最重要的細節就是融資。

相反，如果沒有一個可靠的獲取框架，歐洲就不得不在高度不確定的陰影下推進艱難的重新武裝進程，因為美國總統隨時可能突然決定撤回這些賦能能力。那樣一來，歐洲就會被迫把資源從常規重整軍備中抽走，轉而投入到試圖建立那些在短中期內難以復制的賦能能力上，結果反而削弱威懾。

對華盛頓來說，讓歐洲能夠把精力集中在常規力量建設上，以威懾俄羅斯，毫無疑問符合美國利益。用歐洲資金換取美國已經具備的能力，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分擔責任”。

跨大西洋兩岸的批評者可能會說，這樣的提議會讓聯盟變得過于功利，把它降格為一種缺乏價值紐帶的交易性伙伴關系。但事實上，聯盟從來就帶有明顯的交易屬性。比如，大規模采購美國武器，自北約成立以來就是歐洲換取美國安全保障的一種對價。特朗普在交易邏輯上的表達也許比前任總統更直白，但他絕不是第一個抱怨歐洲“搭便車”的美國總統。

歐洲應當著手承擔本地區防務的主要責任。

一些歐洲領導人可能會對“為獲取這些能力付費”這一想法感到反感，認為這是在向美國壓力低頭，因為這些能力曾是跨大西洋協議的一部分。但更合適的理解方式，是把這項協議視為對聯盟戰略骨架的共同融資，也是同時放大美國和歐洲力量的一種安排。如果這樣來界定，而不是把它說成是為了讓美軍留下來的誘因，或是對一個敵意政府的讓步，就更有可能爭取到原本持懷疑態度的歐洲決策者和公眾的支持。畢竟，華盛頓和歐洲追求的是同一個目標：讓歐洲擁有足夠的兵力和常規能力，在與俄羅斯發生沖突時能夠保衛歐洲大陸，而不需要美國再大規模增派主戰部隊。

歐洲也可以、而且應當利用這樣的協議，為自己爭取一些讓步。如果它要向美國政府開出大額支票，以確保獲得這些賦能能力，那么它也應在經濟上得到某種緩解。比如，把美國對歐洲商品征收的關稅恢復到2025年前的水平，就可能有助于爭取歐洲內部的懷疑者。

問題已經不再是歐洲是否應當承擔本地區防務的主要責任。答案是應當。真正的挑戰在于，如何在不削弱威懾和北約效能的前提下完成這一過渡。歐洲人可以、也應當隨著時間推移增強自身的賦能能力，但在可預見的時期內，歐洲不可能充分復制華盛頓目前提供的東西。眼下，這些賦能能力的成本完全由華盛頓承擔。共同融資，是在維護聯盟作戰連貫性的同時，跨越歐洲最終目標面前最大障礙的最佳方式，也是最現實的方式。

路易斯·西蒙是布魯塞爾自由大學安全、外交與戰略中心主任，埃爾卡諾皇家研究所布魯塞爾辦公室主任，兼任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歐洲、俄羅斯和歐亞項目高級研究員。

作者：斯蒂芬·G·布魯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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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處：The Right Way for Europe to Spend More on Defen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