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日子過得真快，一晃眼，1977年恢復高考到現在，快半個世紀了。

現在的小年輕，一到六月，全社會嚴陣以待，交警開道，考場周圍連個鳴笛的都沒有。他們可能很難想象，在新中國歷史上，有那么唯一的一次高考，不是在知了叫得人心煩的夏天，而是在北風呼嘯、凍手凍腳的深冬。那場考試，擱在今天來看，不單單是一次普通的升學考試，它更像是一聲悶雷，把一個時代積壓了十年的冰塊，咔嚓一聲給震裂了。

其實在1977年夏天之前，全國的大學很長一段時間不是不招生，可那時候不叫考大學，叫推薦。十六字方針：“自愿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復審。”這里頭彈性可就大了。你成分好不好？表現怎么樣？關鍵是，公社大隊或者廠礦里的領導瞅你順不順眼？這導致很多人心思根本沒在書本上。

到了1977年7月份，小平同志第三次復出。老爺子一回來，自告奮勇說要管科技和教育。他心里跟明鏡似的，中國要搞現代化，沒有人才、沒有知識，那全是一句空話。但他當時也難，上頭還有“兩個凡是”壓著，教育界更是“革命”的重災區。當年六七月間在山西太原開的那場招生會，哪怕底下人有意見，最后拿出來的方案，還是換湯不換藥的推薦制。小平同志也焦急，原本他琢磨著，百廢待興，怎么著也得用一年時間作準備，把教學分配、領導班子、教材折騰好，1978年再正式開張。8月初，教育部連體現原方針的報告都正式報送國務院了。

可誰也沒想到，轉機在8月4號開的一場座談會上來了。小平同志把這批科學家、教育家請到北京飯店，要求只有一個：找敢說話、有見解、跟四人幫沒牽連的人。老爺子一上來就讓大家暢所欲言。到了8月6號那天，武漢大學一個叫查全性的副教授，憋不住了。他大聲疾呼，說現行的招生制度招不到合格人才，今年能辦的就不要拖到明年！這話一落，吳文俊、王大珩這些大科學家紛紛附和，寧可今年招生晚兩個月，也別再招二十多萬不合適的人進來，那是大浪費。

小平同志聽進去了，扭頭問旁邊的教育部部長劉西堯：今年改還來得及嗎？劉西堯說推遲三個月倒還來得及。小平同志當即一拍大腿，果斷決定：那今年就堅決改！把報上去的報告收回來重寫！當時有人建議把十六字方針改成“自愿報考，單位同意，統一考試，擇優錄取”。小平同志一聽，說去掉“單位同意”這一條。要是考生很好，隊里領導脾氣壞不同意怎么辦？我取四分之三，不要這一句。您瞅瞅，這就是偉人的大智慧和悲憫心，他一下子就替底下那些沒根沒基的普通年輕人，把最難的那道門檻給踹開了。

文件定下來不容易，中間招生會議兩度召開，底下人怕跟著犯錯誤，爭執不下。小平同志直接敲打教育部：不要成為阻力，不贊成的就改行。這一強力推進，1977年10月12日，國務院正式批轉了這份《意見》。10月21號，新華社通稿一發，社論一出，那聲音真跟春雷一樣，響徹了中國每一個知青點、每一間廠礦車間。

那時候的招考工作，擱在今天看簡直是不可思議的艱難。就拿江蘇來說，收到文件到第一次初選只有19天，全省84萬人報名。最抓瞎的是沒有紙，那時候計劃經濟，出版局說當年的計劃用紙全光了。最后層層審批，愣是把印刷毛選的備用紙給緊急調了出來，這才把試卷印上。印完了沒地方保密，教育廳的人就在倉庫現場輪流值班看守。運試卷也沒專車，坐火車的把車廂圍起來，請乘警幫忙盯著；去蘇北沒鐵路的，地市里有啥車就借啥車，一路顛簸著送過去。到了閱卷的時候，淮陰那邊條件惡劣，老師們大冬天連個枕頭都沒有，枕著磚頭睡，愣是把分數一筆筆判了出來。

更有意思的是，1977年為了趕時間，全國各省是自己命題的。那試卷擱在一起，真是五花八門。比如語文里的作文分值，江西占了100分，上海90分，湖南卻只有50分；內蒙古、安徽這幾個地方，理科語文甚至不考基礎知識，就考一篇作文。而且當年為了保密，成績屬于絕密，不跟考生公布，這也延續了以前老高考的規矩。直到1978年3月份，小平同志覺得不公開分數還是容易讓人“走后門”，力主必須陽光招生。到了1978年4月開會定調，6月份招生意見里才明確規定：高考分數必須發到本人手里。打那以后，“在分數面前人人平等”這句話，才真正成了中國人的共識。

那場考試對那時候的年輕人意味著什么？那是命。

當時備考時間不到兩個月。像重慶的一位考生黃良，那年他32歲了，已經是一個孩子的父親。他在大巴山當了7年知青，又在電機廠當了5年工人，每個月拿38.5元，還有40斤糧票，在當時算很滋潤了。可他從來沒放下過書本。高考那兩天冷得僵手僵腳，穿著老棉襖在寒風里直打哆嗦，下筆都得哈氣暖手，中午就著兩個饅頭，在避風的墻角看書。還有個叫龍莉莉的知青，背著被子坐了3個多小時汽車趕到考場，晚上跟一屋子考生擠在廢棄教室的稻草地鋪上，興奮得聊到凌晨4點。考政治時她靈感爆發，一口氣寫了滿滿8頁紙，監考老師索性站在她旁邊不停地給她發紙。

在那個極度精英化的年代，570萬人懷著對明天的希冀走進考場，最后只錄取了27.3萬人。錄取率只有4.76%，是新中國高考史上錄取率最低的一屆。這批上岸的人，后來被稱為“77級”。因為1977年冬天考，1978年春天入學，緊接著1978年夏天又考了一屆，導致1982年一年之內有兩屆大學生畢業，這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是罕見的奇觀。

這批77、78級的大學生，成分極其復雜。一個班里，有三十多歲的“老三屆”，結了婚生了孩子的，也有十幾歲剛高中畢業的毛頭小子。他們走進大學校園的時候，學校缺設備、缺教師、缺教材，但唯一不缺的，是那股子能把人燙傷的學習熱情。酷暑里沒有風扇空調，大家就把腳泡在水盆里，頭頂著濕毛巾聽課；每天下午課外活動，教室里座無虛席，系領導甚至得進教室去攆人：“大家注意身體，別把身體搞垮了，來日方長啊！”

正因為經歷了這番脫胎換骨的改變，這批人在后來的幾十年里，成了中國各行各業的中流砥柱。不管是政界、學界還是商界，他們深度參與了中國改革開放、大國崛起的每一步。到今天，這批老先生們大都已經退休了，含飴弄孫，過上了寧靜生活。

回頭想想，1977年的那場高考，不僅改變了那幾十萬年輕人的命運，更重要的是，它重新在全社會樹立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規矩。它告訴每一個普通的中國人：只要你肯努力，只要你手里有真本事，你的命運就可以握在自己手里，不用去求人，不用看別人的臉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