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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張昊蘇

張昊蘇，網易歷史專欄作者，文史愛好者。

本文為網易歷史頻道獨家稿件，歡迎轉發(fā)至朋友圈。

俗語有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蘇軾筆下的“一夢江湖費五年”；金庸筆下的“笑傲江湖”，令當代的讀者對“江湖”充滿了向往，“隱士夢”與“俠士夢”生焉。

然而，所謂真實的“江湖”也者，并非文人退隱泛舟的閑適之所，也并非武俠漂泊仗義的理想世界。真正存在于生活世界中的江湖，是社會底層販夫走卒的生存空間，是黑色或灰色產業(yè)的滋生處所，也是政府難于管理的法外之地——“江湖術士”“江湖騙子”方是傳統(tǒng)社會中“江湖”的本來之義。

對于“道上”的人物，“江湖”自然是他們大顯身手的舞臺；但對于遵紀守法的普通人來說，實在是“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層出不窮的坑蒙拐騙令人防不勝防。在沒有大眾傳媒、交通亦不甚便利的古代社會，許多騙術幾乎能“在所有時間欺騙所有人”，成為難以割除的毒瘤。

在此背景下，不少通俗小說多以騙術作為描寫的對象，既是通過描摹社會客觀情實以推動故事情節(jié)發(fā)展；同時也蘊含警示教化之意，使讀者能夠有所預防。而出于明代張應俞之手的《杜騙新書》，則是一部分門別類揭穿騙術手法的短篇小說集，且配有生動的圖畫，這也堪稱中國古代一部少有的“防騙大全”。

《杜騙新書》四卷，可考最早有萬歷四十六年（1618年）福建建陽居仁堂余獻可坊刻本，前有萬歷四十五年（1617年）熊振驥序，書中《假銀騙·冒州接著漂白鏪》故事又有“壬子秋”的作者自道（1612年，萬歷四十年），則成書當在這幾年間。這部題名為“江湖奇聞杜騙新書”（熊振驥序）的初刻本已經亡佚，今只存翻刻本與傳抄本數種。現(xiàn)存最早的是萬歷存仁堂陳懷軒刻本，題名為“江湖歷覽杜騙新書”，均是明確指出本書是欲杜絕江湖上的騙局。《杜騙新書》還曾流傳到日本，有明和庚寅（1770年，清乾隆三十五年）、文政元年（1818年，清嘉慶二十三年）、文政十三年（1830年，清道光十年）等多種刻本。明治十二年（1879年，清光緒五年），日本更是出版了《杜騙新書譯解》，對此書加以注釋、翻譯。

作者張應俞生平不詳，據本書署名是浙江人。但本書初刻在福建建陽書坊，熊振驥序又稱其為莒潭（屬福建建陽）人，料想作者是祖籍浙江，而在福建長期定居。故書中所寫內容、方言多與福建有著密切聯(lián)系。萬歷年間手工業(yè)、商業(yè)發(fā)達，更興起海外貿易的風潮。建寧雖在內陸，但地屬交通要沖，經濟發(fā)展繁榮，奢靡攀比之風、告訐欺詐之風蔚然興起。比起民風樸實的明初，這一時期乃是混亂而充滿活力的特殊時代，經濟的快速發(fā)展帶來了諸多的社會問題。此為張應俞編輯《杜騙新書》的現(xiàn)實背景。

《杜騙新書》收錄故事八十八則，以“騙”為核心，而兼寫偷、搶等伎倆，可謂“坑蒙拐騙”俱全。分類也十分詳細，居然有二十四類之多，令人眼花繚亂，足見其豐富：

脫剝騙、丟包騙、換銀騙、詐哄騙、偽交騙、牙行騙、引賭騙、露財騙、謀財騙、盜劫騙、強搶騙、在船騙、詩詞騙、假銀騙、衙役騙、婚娶騙、奸情騙、婦人騙、拐帶騙、買學騙、僧道騙、煉丹騙、法術騙、引嫖騙。

其中有的如脫剝騙、丟包騙、換銀騙等，是以騙術方式分類；有的如衙役騙、婦人騙、僧道騙等，是以騙者身份為分類。似可推想，當時社會中常見的騙術手段，已盡在本書的記載之中。熊振驥序稱贊本書，言：“任他機變千般巧，不越傒囊一卷書”，乃化用三國時期諸葛恪以《白澤圖》（托名黃帝所編，收錄天下精怪一萬一千五百二十種）識別一種叫“傒囊”的精怪的故事，指本書內容全面豐富，“萬騙不離其宗”，讀者看完之后能保證不落入奸人騙局之中。

《杜騙新書》的描寫頗為寫實，在短小的篇幅中展露出整個騙術的細節(jié)尤其是“命門”，除體現(xiàn)作者的描摹功力外，也可見出這些故事或許多為“紀實文學”，作者只是如實寫來，故而易于切中肯綮。如《法術騙·和尚詐照形謀反》故事的結尾，作者特逗漏一句與情節(jié)無關的小注：“此傳內多隱語，未可明言也”，很可能是暗示直接取自實事，但因有違禁內容，故作隱語。又如《假銀騙·冒州接著漂白鏪》轉引他書，詳細描寫各種真假白銀的制作和鑒定方法，對商旅之人頗為實用。當代學者更考證發(fā)現(xiàn)，《杜騙新書》中所涉當時官紳往往確有其人，人名、任期、履歷可與相關史料互相證明。是否“確有其事”雖不可考，但至少作者確實有意將這些故事寫成令人信服的真實案例。

猶如今天的“法制進行時”一樣，這些詐騙故事展現(xiàn)出明代中晚期的風俗和世態(tài)，也告訴我們古代“江湖”的風波險惡——如果當代人“穿越”回這一時期，恐怕難免“人為刀俎我為魚肉”；而若古之騙子“穿越”到當代，那些幾百年前的騙術還能夠如魚得水，橫行一時。

我們說，明代的騙子能夠橫行于當代，是因為其中不少騙術在今天依然頗有“市場”：

《丟包騙·路途丟包行脫換》講：臨川人江賢在路上撿到一包，內有銀三兩，十分高興。騙子走來對他說，此銀見者有份，不許獨吞。又見一人啼哭哀告，尋找失銀。騙子告知他錢為绱鞋人拾得，要歸還須給酬金。江賢雖拿到酬金，但這時自己的錢包已被騙子換去，等到回家后才發(fā)現(xiàn)，只得大哭一場，自認倒霉。——以拾物的方式施行掉包的伎倆，在今天日趨“高明”，騙子往往以假的貴重物品要求平分，直接換取受害者手中的錢財，無需先以真金白銀作為誘餌，又以盜竊調包巧為安排。但若說欺詐原理，似乎并無太多差別。

《換銀騙·成錠假銀換真銀》講：泉州客人孫滔帶銀百余兩往南京買布，船中遇騙子汪廷蘭，詐稱買貨，須將一錠銀子換些碎銀。開始兌換者乃是真銀，孫取出碎銀兌換，騙子將銀錠與碎銀用紙各自包好，故意誤將銀錠收入袖中，然后換出假銀紙包。孫到南京后才發(fā)覺已被調包，懊恨無及。——借助換零錢而施行掉包計，在現(xiàn)代社會也是屢見不鮮，往往在超市購物中出現(xiàn)。由于紙幣比古代的銀錠更易調包，因此這一手法令人防不勝防。

《引賭騙·好賭反落人術中》：福建人徐華勝愛賭錢。同鄉(xiāng)張鄂見徐好賭，每在店中與其下棋賭博，彩頭是請客吃飯或時令水果。張棋藝高過徐，但開始故意詐敗。一夜，徐賭興大發(fā)，張乃要求賭銀，徐自恃棋高一著，欣然同意。張不再詐敗，賭至天明，徐輸去數十兩銀子。——這種“欲擒故縱”的騙術并不罕見，今天還有不少象棋棋手依靠彩棋賺錢謀生。土壤仍在，相信這種騙術在民間仍沒有絕跡。而現(xiàn)代流行的老虎機賭博則更加隱蔽，莊家可以預先設置程序，控制玩家輸贏，故往往先讓玩家贏錢，一旦誘其入局，再反過頭來贏玩家的賭資。玩家往往被開始的贏錢沖昏頭腦，一輸再輸，終于大敗而歸。

《脫剝騙·假馬脫緞》：江西馬販陳慶于南京賣馬，遇一騙子，騙子詐稱買馬而沒帶錢，欲回家取銀買馬。二人路過一綢緞莊，騙子入內，馬販在門口等候。騙子詐稱以門口馬與馬夫為抵押，帶走一匹緞。久等不見，馬販騎馬欲走，綢緞莊不許，訟至官府，方知道是騙子設局，綢緞莊自認倒霉。——這類手法在明清兩朝至為流行，清代更衍生出連騙兩方的“流星趕月”巧局。據連闊如《江湖叢談》記載，某日有一騙子，穿著闊綽，到店里來買鞍韉，叫伙計扛著鞍韉跟著他到馬上試試。兩人同行到了一家騾馬店，騙子叫店伙牽出一匹馬來，令伙計備上鞍韉，將馬騎走。騾馬店以為伙計是騙子的仆人，主人是拿他作為抵押；而鞍韉的伙計以為騙子是騾馬店的老主顧，想來不會賴賬逃走。騙子久久不歸，兩方才知道受騙，卻悔之晚矣。這技巧較《杜騙新書》的記載，可以說是更進一層了。

《露財騙·詐稱公子盜商銀》：山東商人陳棟攜帶巨款去福建經商，途遇一騙子，假扮公子，欲謀其財。到江西鉛山縣，騙子詐稱是“官二代”，以厚禮拜謁當地縣丞，縣丞不察回拜，又贈送給騙子不少路費，陳棟遂信以為真。離開江西之后，一次晚宴，騙子灌醉陳棟，將財物偷去，悄悄溜走。——這類故事在當代也頗有發(fā)生，通過某些障眼法伎倆令人放松警惕，從而謀取利益。但借此盜竊者只是低級騙術。當代不少騙子經常假托與官員和財團有關，從而對事主進行詐騙，以獲得高額利潤。不過，這種故事也并不稀奇，如《詐哄騙·詐學道書報好夢》寫騙子假托考官之名，密向應考舉子報捷，借以詐騙賞銀；《衙役騙·入聞官言而出騙》就寫衙役偷聽到官員判決的內幕，然后以“打點關系”之名詐騙事主錢財，均類似于此。而李漁《十二樓》中所寫貝去戎假騙官員書信，借以大打抽豐，騙及四方的故事，則顯得更富有“傳奇性”了。

《謀財騙·高拾重價反失利》：云南西河縣人于定志，買當歸、川芎往江西販賣。每擔本錢二兩六錢，當地商人以十兩一擔收購，但因前日價為十二兩一擔，于定志不肯賣。數日后藥材貨源紛紛到，價錢下跌至七兩一擔，于定志仍堅持不賣。最后其他商人紛紛賣完離去，價格越壓越低，于定志賭氣將貨轉發(fā)到福建建寧府，連運輸費都賠了。——這個故事寫的并非騙局，只是商人太過貪心，從而由盈利轉為虧損。但卻具有些現(xiàn)代意義：今之“股民”，有不少人過度追求“最高點”而不肯出手，最后反被套牢。這正足以成為前車之鑒。

此外，如《謀財騙·轎抬童生入僻路》寫轎夫把乘客抬到偏僻之地實施搶劫；《拐帶騙·刺眼刖腳陷殘疾》寫人販子拐賣兒童，將其弄成殘疾，強迫乞討；此類故事在今天也間有發(fā)生，真是“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

除卻這些有“現(xiàn)實意義”的騙術，《杜騙新書》中所寫的不少騙局，在今天已無市場，但卻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古人所處“江湖”的險惡程度，這是一般的正經正史所罕有介紹的。

《強搶騙·大解被棍白日搶》，寫揚州人王亨上京辦事，到北京后因內急，在路邊草叢中大便。剛脫下褲子，即有兩個惡棍來搶，將衣物及銀兩全部搶走。王亨由于未穿褲子，追趕不便，遂使惡棍逃脫。對此，作者張應俞的評價是，如果單人出行而又不得不在路上大便，應該將褲子夾在腋下，這樣既能保護好自己的財物，也便于追趕或逃跑。這番建議看上去不無道理，但以今天眼光來看卻顯得有些黑色幽默的味道——如果在大路上不得不將褲子脫下夾在腋下，方能自保，那么整個社會的治安也就可想而知了。在生命財產隨時可能遭到掠奪的古代江湖，個人隱私和觀瞻也就只能退而求其次。

《強搶騙·石灰撒眼以搶銀》寫河南人孫滔在銀匠王六店中鑄銀錠。有一盜徑入其鋪，將石灰撒入二人眼中，將桌上兩銀包搶去。孫滔拼命追趕，盜賊遂丟下一裝滿鐵塊的包，引開孫滔，從而逍遙法外。撒石灰的手段一般讀者想來不會陌生，《鹿鼎記》中的韋小寶就多次借助這一方法逢兇化吉。在小說中，行走江湖的好漢對撒石灰、蒙汗藥這類手段極為不齒，但在真正的江湖中，這乃是“好漢”們的必備長技。古代小說直接描寫撒石灰的似乎很少，但用蒙汗藥卻是尋常之事，《水滸傳》中智取生辰綱和母夜叉孫二娘的黑店都用上了這一道具，無數英雄好漢都“著了道兒”。

《露財騙·炫耀衣妝啟盜心》寫游天生因穿著華貴，引發(fā)艄公賊心，艄公將蒙汗藥下在游天生的酒食之中，將他們主仆推下水中淹死，謀奪財物。張應俞以此故事勸誡讀者，乘船出行晚上要保持清醒，酒飯之中隨時防備下毒，還要穿著樸素，以免勾起賊心。這般小心，正是“上了賊船”的表現(xiàn)。《水滸傳》中寫好漢張橫、張順兄弟也做的是“賊船”勾當，好在他們只謀財而不害命。這或許是為了維護好漢的名聲，也令人平添一把冷汗：今人司空見慣的一次出行，原來古人往往是冒著生命危險的。

對于一般讀者特別是行旅之人來說，《杜騙新書》是他們行走江湖的護身寶典；但在小說家的眼中，《杜騙新書》則提供了許多可以拿來化用的生活素材，不少名著的情節(jié)都有與之雷同之處。

如《僧道騙·和尚認牝牛為母》，寫一和尚知道牛愛吃鹽，就取濃鹽水涂滿全身，到一養(yǎng)牛人家中，言母親已投胎為母牛。到牛欄前，見母牛果然以舌舔其臉面，與全身，頗似舐犢之情，主人信以為真，遂將母牛送與僧人。僧人得牛，便宰殺賣錢。這個故事后來被吳敬梓《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借用，除將母牛改為公牛以外，內容無大差別。

又如《僧道騙·僧似伽藍詐化疏》，說，天元寺年久失修，卻苦無資財。一日有游方僧來投宿，方丈見其形象似伽藍，托他代為向富商化緣。富商來到寺內，見到伽藍佛像，疑伽藍顯圣化緣，遂出銀五百兩，方丈與游方僧各分一半。這個故事在李漁《十二樓》中《歸正樓》第四回也有類似的故事，同樣是僧人與佛像面貌相同，而騙取富商捐款，只是李漁更添上不少顯圣的計謀，使富商更加確信不疑；同時更明確告訴讀者，僧人與法身相貌相似也是事先安排好的騙局，一開始就是故意照著同樣相貌塑造，以坐等富商上鉤。這比起偶然面貌相似的游方僧來，更具有騙局的味道了。

崇禎年間有世情小說《歡喜冤家》，專門揭露世情黑暗，其婚騙、色騙內容多直接襲取《杜騙新書》。如《歡喜冤家》第七回直接是擴寫《婚娶騙·蛙露出謀娶情》的情節(jié)，連人名都未改動。故事講徐州人陳彩，家資巨富，見鄰居潘磷之妻游氏貌美，遂起不良之心，偷偷將潘推入江中溺死，并娶游氏為妾。一日大雨，青蛙躍起上，陳彩無意說漏了嘴，游氏遂告官，陳彩依法被判死刑。

此外還有損友行為不端，牽連他人墮落者。《偽交騙·哄飲嫖害其身名》寫湖廣麻城人石涓，與族侄石孝家有矛盾，遂以酒色引誘，石孝年輕，自制力不強，迷醉于酒色之間，仕途被黜落，家業(yè)也隨之凋零。《偽交騙·哄友犯奸謀其田》寫畢和引誘族弟畢松與同鄉(xiāng)林遠之妻羅氏通奸，后密報林遠，將畢松與羅氏捉奸在床，畢松無奈賠錢，將田地抵押給畢和。《引賭騙·危言激人引再賭》寫菖溪人張士升，被引去賭博，輸去數百兩銀，終被長輩勸誡，誓言戒賭。賭棍進讒言，勸張暫出小賭然后自己收手，以表示自己的主體性。張即入場復賭，結果一發(fā)不可收拾，傾家蕩產。《引賭騙·裝公子套妓脫賭》寫王荻溪在妓女處小憩，賭棍買通妓女與王聚賭，擲骰時妓女先暗中作弊使王連勝三局。隨后王加大賭資，妓女故意轉手作弊幫助賭棍勝，贏盡王的全部資財。這類故事在清代教育小說《歧路燈》中有著集中的表現(xiàn)。《歧路燈》主角譚紹聞本是名門之后，但繼承家業(yè)之后被諸多浪子賭棍引誘，漸漸迷上賭博、狎妓，在放縱與被騙的過程中喪盡家財，其故事情節(jié)和人物形象與《杜騙新書》的內容多有相似之處。如書中寫夏逢若等人以口舌與狎妓等誘惑譚紹聞賭博、眾人勾結作弊贏取譚紹聞錢財、高皮匠令妻子勾引譚紹聞然后捉奸敲詐等情節(jié)，都與上文所述不乏近似之處。這里當然并非確指兩書的有因襲關系，但這類故事的相似性，正說明了《杜騙新書》所寫內容在當時實為一種普遍的社會現(xiàn)象，小說只是這一現(xiàn)實的折射而已。

《杜騙新書》作書的旨意在于，有慨于江湖的風波險惡，因此希望借此書以“杜騙”。張應俞在每篇故事的后面，皆附有一段按語，以為教化勸誡之用。其內容主要是警告受害人或潛在的受害人，應當特別謹慎，方能自保。面對騙局，他雖然批評騙子的狡猾與奸惡，但重點往往落在責備受害人。如《脫剝騙·遇里長反脫茶壺》中，他說騙子雖然狡猾，但受害人也“欠檢點”。此外的故事中，他反復警告讀者應該特別提高警惕，千萬莫貪小便宜；不要炫富引起“賊惦記”；也不要輕易得罪人，以免遭災。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這未免有些“受害者有罪論”的意味了。但若設身處地來想，作者這番議論也是無可奈何。在《杜騙新書》所寫的故事中，不僅謹小慎微的行旅商人都難免被騙，連鼎鼎有名、明察無私的包拯都不免于被衙役所欺騙；被騙之后，除幾個偶然特例外，騙子惡棍多逍遙法外，而受害者對傾家蕩產也只能自認倒霉。在這樣的社會大環(huán)境下，“公正世界”無處可尋，普通百姓只能加強警惕，以免受害。而且，《杜騙新書》的目標讀者既然是這些潛在的受害對象，那么對騙子的道德譴責也沒有什么實際作用。預先警醒潛在的受害者，提供給他們一些防騙措施，這無疑對于“杜騙”是有現(xiàn)實意義的。

編輯 | 安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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