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生活總有不如意，無論哪種原因讓你不如意，也不要盼著“出大事兒”。
不要寄希望于一次“不惜代價”的“改天換地”，把問題解決，把不如意消除。
那些畢其功于一役的“大事兒”，那些被賦予重大意義的“大事兒”，不過是歷史的一種書寫方式而已，并非全部真相，甚至是對真相的扭曲。
事兒越大，大事兒發生時受益的人越少，多數人是大事兒的代價。
換個角度說，事兒之所以大，就是因為它的代價太大了。
之所以有如此感慨，是因為最近看了一本書《紅鞋城：包稅人與一個中國北方小鎮的興衰（1906-1950）》。
紅鞋城，內蒙古包頭市向東約100公里，黃河岸邊的一座小鎮，現在叫雙龍鎮。
1906-1950是中國近代歷史上大事兒頻發的時期，跨越了清末、民國、日偽時期，并進入了新中國。
40多年里，紅鞋城的權力格局反復震蕩，你方唱罷我登場，甚至同時有多個政權在此角力。
從旁觀者來講，當年的故事跌宕起伏，比小說還要精彩。對于當年那里的人物而言，則是苦不堪言，九死一生，生不如死。
在正史里，這40多年邁向革命、結束帝制、民族獨立、走向共和的輝煌年代。但在《紅鞋城》這本微觀史里，這40多年充斥著秩序混亂、顛沛流離、殘酷壓榨、朝不保夕的各種細節。
課本中的辛亥革命，結束了兩千年的帝制，怎么褒揚都不為過，但對于紅鞋城的人們而言，則是一系列災難的開端。
舊政權可以在一夜之間被推翻，但新秩序的建立則需要幾十年。
秩序重建需要巨大的代價，巨大的代價必然由無數具體的人來承擔。
在正史里，有大人物有革命家的雄才偉略揮斥方遒，但缺少小人物也就是老百姓的喜怒哀樂生離死別。
《紅鞋城》這本書通過走訪當地的老人，還原了當年那里的一群“具體的人”。這些人，有農民，有商人，有官吏，都沒有資格在史書上留下名字。
在有皇帝的年代，紅鞋城的人，雖然多數窮困，但是由于秩序在，勤勞尚可致富，知識也被尊重。紅鞋城不乏窮光蛋白手起家成為地主的人，也有利用紅鞋城的特殊位置，通過搞貿易、做實業而發財的人，也有憑借讀書和文墨在鄉親們中間建立起威望的鄉紳。這些人一起承受朝廷的盤剝與壓榨。
一個黑色幽默的現象是，辛亥革命攆走了一個皇帝，紅鞋城的百姓卻迎來了一批盤剝和壓榨者。
以前紅鞋城的人只需要向一個朝廷交稅，現在需要向多個勢力交稅——一份交給守城的保安團，一份交給還沒有完全退出舞臺的清軍，一份交給地方勢力閻錫山。當然，后來還有土匪、日偽，以及戰爭的洗劫。革命原本是結束奴役，現實卻送來多重奴役。
在《紅鞋城》這樣的微觀史里，那些“激情燃燒的歲月”殘酷血腥，“萬惡的帝制”時代反而顯得溫情脈脈。
帝制時代好么？當然不好。
但是不好的與更不好的相比，就讓人不敢說不好了。糟糕的秩序與沒有秩序相比，仿佛成了“黃金年代”。
當年魯迅的作品里，對辛亥革命后的社會多有抱怨，據說原因是“革命不徹底”。
哪有一夜之間的“徹底革命”啊。
1911年，辛亥年，那場結束帝制的“革命”，那場在近代史中被大書特書的“大事兒”，只是一系列大事兒的開端。
“大事兒”一旦發生，就會有一連串更大的事兒相繼發生，就像一列沒有剎車系統的火車，它的呼嘯前行無人可擋，需要無數人用生命提供燃料。
所以，作為普通人，還是不要盼著大事兒發生。
當然，大事兒要發生，誰也擋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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