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給阿嬤的情書》劇照

有情有義的靈魂在艱難歲月中的相互成全。她們不計算對價，不權(quán)衡利弊，憑一顆恩義之心，扛起了命運的重壓。是情義把一個個離鄉(xiāng)背井、孤立無助的華人緊密聯(lián)結(jié)起來，互助共濟。

本期“雅理讀書”推送華南師范大學法學院李斯特副教授為《給阿嬤的情書》原創(chuàng)深度影評，讓我們借由此文，潛入時光深處，重溫那份流淌在中華血脈里的滾燙“情義”。特別感謝李斯特副教授授權(quán)推送。

做人 要有情有義

文 / 李斯特

華南師范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本文系李斯特副教授為《給阿嬤的情書》原創(chuàng)深度影評

觀看《給阿嬤的情書》，感動之余，不由想到，大概會出現(xiàn)反對的聲音吧。果然，不久就在網(wǎng)上看到這類言論，認為電影把女主角南枝和淑柔塑造成賢良淑德、只知隱忍和犧牲的“完美女性”，“借‘情義’之名，推行右翼家庭禮教中的集體主義壓迫，消解個體的自主權(quán)利。”相對溫和的態(tài)度是：“我更舍不得任何人，用整個人生來兌換一份執(zhí)念。有些品質(zhì)是用來欣賞的，不是用來繼承的。”

我覺得，“做人要有情有義”這個貫穿全片的主題最適合用來回應上述批評。

“情與義，值千金”，情與義似乎是可以拆開的，但一個中國人很容易發(fā)現(xiàn)，只談情、不講義的話，情的意思馬上變掉了。情義還不太好翻譯，不太好定義，但不說，中國人又都明白。那它究竟是指什么呢？

我先從夫妻之間說起。中國人傳統(tǒng)上形容夫妻關系，不說情，說情義或情分，不說愛，說恩愛，不說感情破裂，說夫婦恩義已絕。恩愛，是夫妻情義的基礎，先說恩愛。恩愛同樣是一個不容易準確翻譯的詞匯，它與愛有什么不同呢？現(xiàn)代婚姻以感情為基礎，多數(shù)人會理解成以愛情為基礎，影視劇里常常出現(xiàn)的“例排”（粵語，形容爛大街、無新意）臺詞是“我和你之間已經(jīng)沒有愛/感情了”。但浪漫愛情并非現(xiàn)代個體社會的私屬物品，《孔雀東南飛》《梁祝》等古典作品中，愛情的浪漫熱烈、主體的意志力和行動力，一點兒不輸現(xiàn)代，只是傳統(tǒng)社會不從集體理性上、不從制度上天真地相信浪漫愛情。韓非這位法家直男反而是最早使用“恩愛”一詞的人之一。“明主知之，故不養(yǎng)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韓非子·六反》）恩愛太不靠譜，主上一旦靠恩愛來治理，就完了。韓非還說：“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疏。”（《韓非子·備內(nèi)》）老直男話糙理不糙，愛情像小鳥，隨時飛走。

連環(huán)畫《孔雀東南飛》節(jié)選，王叔暉繪

從淑柔觀之，已有婚約的她為木生俊朗的外表、灼熱的愛情所吸引，一見鐘情，不惜毀婚叛家，與木生私定終身。到此為止，淑柔的追求個人幸福的行動符合現(xiàn)代審美（除非現(xiàn)代到認為這仍是雄性對女性的客體化臆想），但她這一步實在是驚險的甚至致命的一躍。單純的情愛（往往不能脫離情欲）是難以持續(xù)的，淑柔怎么能保證木生不是一個登徒子？怎么能保證他們會長久廝守？更有可能得多，等待淑柔的結(jié)局恐怕是“哀哀母子別，云是夫棄妻。百年結(jié)歡愛，一旦生別離。妾去何足憐，憐此乳下兒”（于石：《母子別》）吧？好在，淑柔選對了人。她和木生在艱難的歲月里相濡以沫，生兒育女，浪漫愛情完成了驚險的跳躍。這一驚險跳躍得以完成，不能只憑著浪漫愛情，主要是憑著情義，而且必須由兩個有情有義的人才能共同完成。

什么是情義？“義”作何解？“義者，宜也。”（《禮記·中庸》）“義者，正也。”（《墨子·天志下》）義，代表著適當、正確。從義的繁體來看，“己之威儀也。從我羊。”（《說文解字》）我們可以靈活地理解，不必拘泥于古人的字面意思，義的對象是自己，所以從我，義的內(nèi)容是堂堂正正做人，所以從羊。因此，“義者，人心之裁制。羞惡之心，是義之發(fā)見處。”（《朱子語類·孟子·公孫丑上之上》）情義不能聽從愛欲，而是要加以約束。如此，夫妻情義就要跟恩愛匹配。情和愛的繁體都從心，上文說了，不可靠，恩愛則強調(diào)了行動、付出，說白了即日常所說的“看實際行動”。恩者，從心因，“因”有憑借、依靠之意，所以感恩指內(nèi)心有所憑借而產(chǎn)生的感念之情，報恩便是受恩者基于內(nèi)心感激而生出的道德義務和情感約束。情義當然包括知恩圖報，就是要還債。在木生看來，首先是他虧欠淑柔的。一個年輕女子為了他，不惜拋棄家人和優(yōu)渥的生活，承受非議，跟著他捱苦，生兒育女，讓他香火有繼，且從無怨言，這不僅僅是愛，更是恩。所以木生下南洋后從無異心，只是竭盡所有，拼命三郎般的干活攢錢，來報淑柔的恩。他肯定不認為自己在犧牲，而是還債，是情義之所在。而在淑柔看來，她同樣不會惦記著自己的付出，在她眼里心內(nèi)更多的是木生對她的始終如一，為了家庭的奔走勞碌，和她絕不會不知道的下南洋的艱險，所以她在漫長、艱難的歲月里，無一分對以往優(yōu)越生活的留戀，無一分對眼下辛苦的怨艾，以柔弱女子的肩頭獨力挑起家庭的重擔，何嘗不能理解為她在報答木生的恩義？一位有情義的人，往往更多記得的不是自己對別人的好，所謂“施恩不圖報”，而是別人對他的好，要知恩圖報。

批評多集中于淑柔得知木生背叛后的表現(xiàn)，但我認為淑柔這個光輝的女性形象至此才告完滿。導演提到，在刪去的戲份里本來有以下情節(jié)，淑柔曾去信木生：“你在外若遇知心人，不必念我，我此生等你，心甘情愿，無怨無悔。”（影片要是保留這句，肯定會招致更多罵聲，所以此情節(jié)的刪削，也可能是在自媒體時代劇組滿滿的求生欲所致。）淑柔此語，可以視為對木生的真心的試探，但回到歷史現(xiàn)場，當時下南洋的人再建家庭極為尋常。影片中有透露，鄉(xiāng)里們并不認為是天大的事。有人當然會說，這是男權(quán)思想作祟，但何嘗不能理解為在時代的巨輪面前，人們通情達理地為不幸離家者保留一份變通的同情和諒解？如果曾留心下南洋史或海峽兩岸分隔的歷史，以下類似的故事一定聽到過。中國臺灣老兵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終于得以返鄉(xiāng)，一別數(shù)十載的夫妻雙方卻已各自組建家庭，或其中一方堅守，卻發(fā)現(xiàn)另一方已另組家庭，這種時代的不幸，恐怕不能用男權(quán)思想或背叛就簡單打發(fā)。能毅然追隨心中情感果敢行動，又二十年獨力支撐家庭的淑柔不是什么弱女子，由于木生的長期不歸和上述情況的常發(fā)，劇變到來之際，她心中很可能早有準備，但只因她重情重義，更多只念及數(shù)十載的夫婦恩義，更多只念及木生往日的恩和他孤身漂泊在外的艱辛，而很少想到自己的施恩和艱辛，所以她才會說出“你在外若遇知心人，不必念我”，才會選擇寬恕，只給觀眾一聲輕輕的嘆息——“怎么到現(xiàn)在才告訴我啊”。又過了許多年后，得知木生其實早已離世的事實時，她還是推己及人，首先想到“那么多孩子怎么辦啊”。這種悲憫讓我想起一位哲人。1945年，在戰(zhàn)爭臨近結(jié)束，蘇軍逼近柏林之際，身為猶太人的維特根斯坦對他的學生兼朋友德魯利說：“希特勒這樣的人現(xiàn)在的境遇多糟啊。”德魯利回憶，維特根斯坦是以同情的口吻說出這句話。那么，何況是對一個曾經(jīng)朝夕相處、生死相托的人呢？淑柔在情義上達到了哲人的高度。

[愛爾蘭] 莫里斯·奧康納·德魯利：《與維特根斯坦對話》

梁家榮譯，上海文藝出版社2026年版

真相是木生沒有背叛。站在木生的角度想，拋妻棄子并不是他的錯，是因為國民黨抓壯丁，因為命運；南洋打拼如此不易，既然那么多人都可以選擇另組家庭，我為什么要跟自己過不去？這樣做是迫于無奈，不是下作的貪新厭舊；南枝要招贅婿，我已有子女，現(xiàn)在單身一人，不是很合適？南枝家有產(chǎn)有業(yè)，和她結(jié)合，將來也能給淑柔和孩子更充足的物質(zhì)回報；況且，我和南枝（或北枝、東枝、西枝）情投意合，也可以說是找到新愛甚至找到真愛，用個性解放的話來說就是忠于內(nèi)心的愛情呼喚啊。但同樣有情有義的木生壓根就沒有動過這個念頭。木生難道不是也一直在隱忍、奉獻和犧牲嗎？情義是無關乎性別的。

為情義而犧牲，更不是無腦被PUA。與現(xiàn)代合同交易有對價一樣，情義并非無價，淺白地說叫做“滴水之恩，當涌泉報之”，以及反面“你不仁，我不義”，不仁就是失恩，失去了情義的基礎。只有明白這一點，才能全面理解情義的革命性。《史記》在講述趙氏孤兒事件中有一筆，寫公孫杵臼對程嬰說：“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史記·趙世家》 ）在刺客列傳里，趙襄子問豫讓，你不是也侍奉過其他人嗎？他們被智伯滅了，你不去報仇，我滅了智伯，你卻死磕我，這是為何？豫讓的回答流傳千古：“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于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史記·刺客列傳》 ）恩不是物質(zhì)報酬，是禮遇、情義和人格的尊重。雖然關系屬性不同，但公孫杵臼、程嬰、豫讓和淑柔、木生的行動邏輯是一樣的——報恩，恩是情義的基礎和對價。夫妻恩斷義絕，也就再無情義可言。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鍘美案》。香蓮凄然問道：“你就這樣恩斷義絕么？”在世美斷然回答“我從來與你就無有什么恩義，你快快出宮去吧”之后，哀求轉(zhuǎn)為悲憤的控訴——

狠心的賊子啊！

我和你患難夫妻恩情似海，

妻為你勤紡織伴讀書齋。

大比年妻送你十里亭外，

指望得中苦盡甜來。

不料想你貪圖富貴良心壞，

忘父母拋妻兒你蛇蝎腸懷。

到如今居高官你品德敗壞，

負義的人！

你不仁不義不孝不才，

我與你負心人拼了性命！

秦腔《鍘美案》 段昭南繪

控訴的重點不是世美的感情變心，而是負義。“糟糠之妻不下堂”，“三不去”（有所娶無所歸、與更三年孝、前貧賤后富貴）都是著重于恩義、情義而不是情感而言，而一旦義絕，離婚即成為法律上的義務——“凡妻于七出無應出之條及于夫無義絕之狀，而擅出之者，杖八十。雖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滅二等。追還完聚。若犯義絕，應離而不離者，亦杖八十。”（《大清律例》）由此可見，即使在不平等的社會里，恩愛和情義雖為強者所定義，但它始終要以多數(shù)人的樸素情感為基礎，社會和法律制度必須對此作出回應及妥協(xié)，所以情義也是弱者控訴不公的強有力的武器。情義要講對價，報恩與義絕并存，是合作的激勵機制，正如“以德報德，以直報怨”。家庭之外，道理也是一樣的。為什么下南洋的潮汕人對同鄉(xiāng)特別講情義、信義？因為一旦你壞了規(guī)矩，壞名聲就會馬上被這個網(wǎng)絡知悉，你就會被踢出社群，而只要你一直講情義、信義，就能享受到情義帶來的社群保障。

因此，古人用恩愛來指稱夫妻的感情，不說夫妻之愛而說夫婦之義，不說夫妻感情破裂而說夫婦恩義已絕，是對夫妻基本權(quán)利義務的言說和要求，通過恩導義入情，變單純的愛情為道德情感和倫理義務，同時導情入義，融冷峻硬倔的禮法義務于日常情感，是中華傳統(tǒng)文化的一大創(chuàng)舉。自漢以后，儒家將原本用于君臣、父子的“恩義”觀念注入夫妻關系，認為夫妻之間不僅有發(fā)乎情感的“愛”，更有包含責任和回報要求的“恩”，于是有“結(jié)發(fā)為夫妻，恩愛兩不疑”（《留別妻》，傳為蘇武所作）“今日違情義，恐此事非奇”（《孔雀東南飛》）。更具深遠意義的是，在恩愛由君臣父子延伸至夫妻后，恩義或情義便可暢通無阻地行于私人和公共領域之間，實現(xiàn)家國一體，承載家國情懷。

如果一個人僅僅以她或他自己及家人為念，還稱不上有情有義，難以真正打動人。《給阿嬤的情書》好就好在它不只是愛情片，沒有把情義局限于婚姻家庭之內(nèi)。淑柔和木生始終以情義對待所有人。木生即使在人生最艱難之際，仍舊對朋友講情義，盡力幫助鄉(xiāng)親；他想辦法讓無力上學的孩子讀書識字，要他們擺脫不識字作牛馬的命運；他舍棄辛苦攢下的積蓄，在熊熊大火中先去搶救別人；他豪爽地脫下昂貴的西服贈與朋友；他為保護婦孺挺身而出勇斗歹徒遇害……他沒有因為對淑柔和子女的愛變得自私、貪婪、怯懦。超越了小我、小家，才真正是人們說的有情有義。在情義上，淑柔與木生正是同路人。影片在木生和淑柔動如參商的兩個世界里安排了兩場遇賊。木生在異國他鄉(xiāng)勇斗歹徒犧牲后，淑柔也在深夜的家中目擊行竊，她同樣勇敢地沖出家門敲響面盆通知鄉(xiāng)親。南枝寄去的咸豬肉，雖然日子艱難，尚不夠孩子食用，淑柔仍堅持與鄉(xiāng)親分享。正因為木生與淑柔是這樣的無私，才更能解釋他們?yōu)槭裁纯梢栽谄D難的歲月里共同維護著夫妻的情義。

電影《給阿嬤的情書》劇照

因此，情義雖然有對價，但絕對無法同于合同法上的對價。“滴水之恩，涌泉報之”“舍己為人”“寧可人負我，不可我負人”，情義的對價注定是不能要求對等的。如果從理性人交易的設定出發(fā)，影片里的三位主角都是傻子。理性的選擇當然應該是：淑柔選擇改嫁，或獨自去尋找自己的幸福人生，木生選擇再組建家庭，南枝傻得最離譜，她居然因為一個人曾經(jīng)救過他的父親，因為與他結(jié)為至交，就用一輩子來償還，替他去供養(yǎng)素未謀面的妻兒？這已經(jīng)不是傻，是有病，最理性的選擇是橫刀奪愛，得到一個可供驅(qū)使的強勞動力啊，再不濟獨善其身，過好自己的日子。

可是，如果三位主角都是這樣的經(jīng)濟理性人的話，還會有那么多觀眾與他們同呼吸共命運，灑下熱淚嗎？唯其不對等，唯其無理性，情義才擁有真正的力量，像病毒一樣感染他人。不只是因自己的父親獲救而報恩，還因為看到木生為家打拼、為友盡義、維護婦孺，南枝才被木生的情義深深感染，并由此產(chǎn)生絕對的信任，然后從木生的傾訴中確定，素未謀面的淑柔必定也是如此有情有義之人，才最大激發(fā)她的情義之心。南枝在以木生之名的回信中寫道：“聞厝邊夜遭盜賊，我又驚又嘆，誰言女子之肩膀不夠偉岸，為母則剛，恰似你的樣子。以后切莫孤勇，平安為要。”南枝在作為木生的替身回信時，她一定想起木生剛剛因斗盜賊喪生而刻意叮囑淑柔，同時她也一定發(fā)自內(nèi)心地為淑柔的情義所感動，在對淑柔的贊許中自勉，從而增添了自己承擔木生留下的重擔的勇氣和力量，最終成就了中國電影銀幕上極其光彩照人的人物形象。

電影《給阿嬤的情書》劇照

為什么情義往往是不計代價的呢？因為木生、淑柔和南枝的傻，是基于個體自利而言的，從社會整體來看，則是理性的策略。如果木生初到泰國，沒有有情有義的鄉(xiāng)親們收容，他能否生存下來都成問題；如果不是南枝和她的父親在經(jīng)營中盡量降低房租、提供飲食，這些窮苦的鄉(xiāng)親們一定會生活得更加窘迫；如果不是木生的救助，南枝早已在大火中失去她的父親；如果不是信局里眾人紛紛解囊相助，那兩名男子或許就永遠失去了家鄉(xiāng)的母親和女兒……木生的情義，讓家庭有了經(jīng)濟保障，為淑柔增添了堅持下去的力量，激發(fā)了南枝的情義；淑柔的情義，讓三個孩子得到悉心的照顧，得以長大成人，同樣為木生增添了堅持下去的力量；南枝的情義，鼓勵木生渡過牢獄之災，讓淑柔和子女在木生遇難后，免于得知死訊而心碎崩潰，并繼續(xù)得到物質(zhì)保障，維持了這個家庭，或者多想一點，還避免了淑柔為照顧子女被迫改嫁的情感倫理上的兩難選擇；木生、南枝的情義，更讓非血緣關系的孩子們得到生存和教育的機會，改變了人生，成長為有情義的人，而繼續(xù)回饋社會，可以說木生、南枝的生命通過情義而延續(xù)。因此，慷慨施恩和“滴水之恩，涌泉相報”共同構(gòu)成情義這一社會凝聚力的源泉，它通過不對等因而“不理性”的付出和回報，將一次性的利益交換，升華為一種具有道德約束力和內(nèi)在動力的長期社會關系。有了慷慨施恩，社會成員才可能在最孤立無助之際，得到“滴水之恩”，于是“涌泉相報”并不僅僅是回報，而是表達感恩之情，并在此過程中確認和鞏固了更長久、更親密的情義關系。夫婦如此，朋友如此，團體如此，社會亦如此。只需對華人下南洋的歷史稍加了解，你就會知道，是情義把一個個離鄉(xiāng)背井、孤立無助的華人緊密聯(lián)結(jié)起來，互助共濟。在所有人類歷史的艱難歲月里，人們不都要靠相互守望、抱團取暖的情義來渡過難關嗎？沒有共同體，哪來的個體？

為情義選擇了隱忍和犧牲的淑柔和南枝，就如批評意見所言，失掉自我，活成家庭或男人的附屬品了嗎？我一點不覺得。“七月初七，大妹出花園，已亭亭玉立。大弟與小弟，亦個頭出挑，健朗聰慧，見子女茁壯成長，欣慰非常，這是你我共修之驕傲。”這為什么不能是一名女性的人生意義呢？當被問及“木生與南枝之間到底有沒有愛情”時，南枝的扮演者李思潼斷然回答：“沒有，我認為他們之間是戰(zhàn)友、知己的關系。”我特別贊同這個回答。因為南枝的有情有義，她從未想過破壞這個家庭，而她和木生一起幫助鄉(xiāng)親、一起為孩子辦識字班、一起抗擊火災，木生在獄中，她成為木生的信使，木生遇害后，她默默接過他的擔子，一挑就是二十年，這不是戰(zhàn)友、知己又是什么？“淑柔姐，自與您通信以來，您的堅韌與聰慧始終照耀著我，我也有幸與你一樣，成為母親，同感為人父母之責任。二十年來，是你教會了我，如何成為一名母親。”“與你們夫妻結(jié)緣，是我三生有幸，情義無價，自當珍重珍惜。”南枝在與木生、淑柔結(jié)伴同行的人生道路上，領悟了愛情、情義、母親的真諦，讓戰(zhàn)友的生命在自己身上延續(xù)，解寡母孤兒的無妄之災，救助棄嬰，以超越血緣的母愛，使他得以長大成人。如果這都不算自我實現(xiàn)，不算有意義的人生，什么才算呢？

電影《給阿嬤的情書》劇照

“見義不為，無勇也。”（《論語·為政》）木生、淑柔是勇士、義士。可托六尺之孤，匹婦不可奪志，說的正是南枝。“用整個人生來兌換一份執(zhí)念”不但不是不值得，恰恰相反，我們看到，他們?nèi)瞬挥嬕患旱檬В帽M一生去維護情義，實現(xiàn)了真正的人生意義，證明了自我與個性完全可以在堅忍和犧牲中實現(xiàn)。難道他們?nèi)私邮芰伺u聲音的建議，去做一個放下責任、只追逐個體欲望的人，就比影片里更有個性、更實現(xiàn)了自我和人生意義？“我覺得要使自己活著，就是為了使別人生活的更美好。”（雷鋒語）這才是真正的自我實現(xiàn)啊！因此，是否失掉自我，失掉個性，取決于如何定義自我和個性，也就是取決于你的立場。自我和個性必須站到群體的對立面才能實現(xiàn)，那是因為你已經(jīng)接受了撒切爾夫人的信念——“根本不存在社會這種東西”。于是問題變成“誰，為什么反對情義”。何柔宛在華爾街的日常生活的田野調(diào)查中十分精辟地指出，不應把“市場”作為一個討巧的假定，剖析它所代表的特定的文化意涵及意識形態(tài)才是重要的。即使是前華爾街時期的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yè)，也都在一定程度上鼓勵情義的發(fā)展。然而，投行們冷酷地逼迫美國企業(yè)完成更多的交易，將他們自己對裁員和不安全性的敏感轉(zhuǎn)移給美國企業(yè)，并迫使投行的員工和其他企業(yè)勞動者把“不停的動蕩，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作為一種進步的社會狀況接受下來，所以，“金融危機和蕭條并不是一種自然周期，而是被日常實踐和意識形態(tài)所建構(gòu)的。”這一實踐的蔓延，我稱之為“社會的華爾街化”。桑內(nèi)特在《沒有面目的人》中生動地展現(xiàn)了這一轉(zhuǎn)變。瑞科實現(xiàn)了對父親的階層跨越，成為一名富裕的科技顧問，但他和妻子都需要不斷跳槽以保持競爭力，根本沒機會與同事、鄰居建立長期的情義。當他需要培養(yǎng)子女的堅韌和忠誠等長期品格（即情義）時，他深感無能為力，因為他自己的人生是與此背道而馳的。這是“華爾街化”的必然結(jié)果。當家庭“華爾街化”后，夫妻之間便難以保有情義，有的只是一份份財產(chǎn)協(xié)議和忠誠協(xié)議；當單位“華爾街化”后，上下級和同事之間便不應保留情義，因為所有關系都是短暫的，情義只會使負責人在裁員時優(yōu)柔寡斷，更會使員工團結(jié)一致，從而增本減效。“華爾街化”必須消滅情義。

[美] 理查德·桑內(nèi)特：《沒有面目的人》

周悟拿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23年版

然而，“華爾街化”絕對無力根除情義。人們會為木生、淑柔、南枝落淚，但很難為一個精明地操縱證券工具、犧牲多數(shù)股東的利益、殺伐果斷地優(yōu)化員工、成功實現(xiàn)利益最大化的資本家感動。與“華爾街化”相比，情義是久遠得多、強大得多的傳統(tǒng)。從原始共產(chǎn)主義，到基督教的團契，到東亞的宗族，經(jīng)過漫長演化而來的人類集體理性選擇早已深深內(nèi)化為每個個體的自然情感（惻隱之心），因為沒有情義，撒切爾夫人所說的就實現(xiàn)了，社會將不復存在，個體也將不復存在。

但人類社會共同體形形色色、大大小小，情義有沒有邊界？一旦情義的邊界被焊死，它對外可能走向其反面，轉(zhuǎn)變?yōu)楣亚楸×x甚至無情無義。對此，有兩點需要指出。第一是我們在前面說過的，真正的情義會一以貫之，不分內(nèi)外，如木生、淑柔、南枝，所以，必須相信群眾的大多數(shù)，依靠他們心中的情義。可是這種樸素的情義，雖然蘊藏著強大的能量，但容易被各個擊破，難以形成根本改變社會的力量。所以第二點就是，要變小義為大義，去團結(jié)群眾的大多數(shù)，當共同體不斷擴大，為原始的血緣、地緣關系無法籠罩時，情義就需要與信念相結(jié)合。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之一是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其任務之艱、形勢之險、規(guī)模之大、力量之偉，人類歷史上罕有出其右者。革命之所以成功，在于信念與情義的結(jié)合。與影片里的情義一樣，革命政黨必須在日常實踐中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動之以情），群眾才會感恩（黨的恩情似海深）和報恩（我把黨來比母親）。與影片不同的是，革命政黨還必須在情義/恩義/恩情的基礎上提出正確的信念（曉之以理）。在這進程中，我們看到，情義一旦與信念相結(jié)合，便上升為道義，“你我共修之事業(yè)”便從家庭、同鄉(xiāng)走向家國、人民，爆發(fā)出改天換地的力量，正如影片結(jié)尾廣大僑民支援抗美援朝戰(zhàn)爭中展現(xiàn)出來的那樣。

讓我再舉一個例子，來說明革命情義與日常情義的相似性，及情義在革命中的重要性。這是我新近讀劉燁老師發(fā)表在《開放時代》上的大作《“平等”的瞬間：新中國對外援助的“窮幫窮”哲學》時受到的啟發(fā)。在新中國的對外援助中，以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人特別對受援國強調(diào)，中國的幫助沒有任何條件，而且，這也不是中國的單方面援助，援助總是相互的，“你們”和“我們”同屬于更大、更新的“我們”，爭取著“共同事業(yè)的共同勝利”。此時，當我們再回顧影片中的情義時，會發(fā)現(xiàn)它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際道義在人心上是相通的，兩者與私有制的理性交換秩序即“華爾街化”則是水火不容的。

1974年2月22日，毛澤東同志會見贊比亞總統(tǒng)卡翁達

最后談一點，因為情義的驅(qū)動力是如此巨大，革命必須依靠它的力量，但又因為情義的驅(qū)動力是如此巨大，注定它無法全部通過制度/法治來實現(xiàn)。華羅庚從成昆、貴昆鐵路的隧道走出來后，他感嘆：“多難的數(shù)學題我都可能能解出來，但我無法解答鐵道兵對祖國和人民的忠誠。”這就是“忠誠沒有公式，信仰無法計算”。是的，世上有什么婚姻法可以保證木生與淑柔的情義呢？更不可能有什么法律制度能夠要求、監(jiān)督南枝二十年如一日的情義付出。又有什么外在的制度能監(jiān)督公孫杵臼和程嬰的復仇、豫讓的行刺、新中國鐵道兵的施工和吳石將軍的地下工作呢？沒有，因為沒有任何外在的法律制度能監(jiān)督或激勵以生命為對價的行動，所以革命的成功必須依靠人心、依靠與信念結(jié)合的情義、依靠一個個有情有義的革命者的日復一日的行動。

感謝電影《給阿嬤的情書》讓我們得以重新思考“做人要有情有義”的道理。本文發(fā)現(xiàn)，這個中國傳統(tǒng)概念既包含著對日薄西山的現(xiàn)代西方個體自由主義及其支配下的偏激的女性主義觀點的拒斥，又體現(xiàn)著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與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結(jié)合，是構(gòu)建新時代家國命運共同體的必要力量。現(xiàn)在不是提倡標識性概念嗎？去吧，我們的情義，走向世界！

為什么女子往往更有情有義

極有意思的是，古今中外宗教和文藝史上，能將情義發(fā)揮至極致的經(jīng)常是女性。馮象老師在法律與宗教課程的作業(yè)批改中曾指出，圣經(jīng)故事里的女性形象，往往比男性生動，她“更聰明能干、堅強、勇敢、更有進取精神”，以致即使在男權(quán)主導的古代社會里，那權(quán)力也時不時失去它的光環(huán)。縱觀歷史，安提戈涅、鮑西亞、木蘭、緹縈、李娃、竇娥……這串名單可以一直開列下去。有一部大家可能比較熟悉的電影《秋菊打官司》，秋菊就是一位恩怨分明、說干就干、有情有義的女性，比她的丈夫有魄力多了。更不消說現(xiàn)代中國歷史，偉人早有定論：“婦女是半邊天。”鬧革命搞生產(chǎn)，往往是女子更積極、更果敢、更堅韌。為什么？南枝的信中有答案：“誰言女子之肩膀不夠偉岸，為母則剛。”現(xiàn)代科學研究表明，女性在情感共情（即感知他人情緒）的平均得分高于男性，也就是說，比起男性，女性更容易為他人的情緒所感染，原因不是單一的，既可能與生理上的催產(chǎn)素水平有關，催產(chǎn)素與共情及社會聯(lián)結(jié)緊密相關，也可能與社會環(huán)境中的角色塑造有關，因為多數(shù)社會往往設定，男性更應該理性行事，女性（往往帶有輕蔑）則有更大的情緒表達空間。女性在分娩和哺乳期間會大量分泌催產(chǎn)素，催產(chǎn)素能夠促進母子依戀，同時直接作用于杏仁核等處理恐懼的腦區(qū)，降低恐懼和焦慮。分娩時，女性的體內(nèi)會分泌大量內(nèi)啡肽用以緩解劇痛，這種天然的鎮(zhèn)痛系統(tǒng)在產(chǎn)后依然活躍，可能讓母親對特定的疲勞、疼痛甚至危險的感知閾值升高，從而承受超負荷的育兒辛勞。女性持續(xù)哺乳時會刺激泌乳素的分泌，高水平的泌乳素能抑制下丘腦-垂體-腎上腺軸（HPA軸）的過度活躍，HPA軸控制著身體的應激反應，所以高水平的泌乳素能幫助母親在面對巨大壓力時，依然保持沉著冷靜，不易崩潰。當然，生物學理由不是唯一的。女性的成長環(huán)境，同性長輩和朋輩的影響作用同樣重要，南枝不正是在淑柔的“堅韌與聰慧”的照耀下，成為一名偉大的母親的嗎？請讀者不要誤會，我在倡導甚至誘騙女性必須生育，我是說，不管女性是否生育，生物學上的影響是存在的，而且應該說，哪怕女性不生育（比如南枝），進化史已經(jīng)將情義的生物學基礎作為寶貴的禮物饋贈給她，也就是把人類前行的至少一半擔子交給了她。這是對女性的歧視、欺騙嗎？這是何其光榮、偉大的使命！

電影《秋菊打官司》劇照

（全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