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高考，尤其是作文題一出，常能引發新的關注熱潮。各部門更是嚴陣以待，禁止鳴笛，疏通交通，之前更有演唱會被迫為高考讓路，再結合對張雪峰的崇拜，可見公眾對高考還有賦魅。

正是這種賦魅，讓不少人對大學生開始苛責大學生，一副恨鐵不成鋼的樣子。什么大學生聽課不抬頭、就業多考公、缺少活力，統統成了“罪狀”。就像粉筆網張小龍在人民大學哲學院的講座里那么粗鄙，依然有不少人為其辯經，說他真性情，不少我敬仰的大V，也在話里話外表示不認同其方式、認同其觀點。

認為張小龍說得有理，無非是認同其三個觀點：1、大學生就業多以考公上岸為出路，是混吃等死；2、大學生應該對AI這種新興行業表現出興奮和探索欲；3、大學生應該表現出更多朝氣和好奇心，不該做低頭族無動于衷。

這種對大學生的期待其實是苛責，既不慈悲，也不智慧，只是拿著張小龍的失態和無知當真性情。

為什么我對這事如此憤慨，堅持要為大學生說幾句話。大抵是因為大學生群體不該為時代的重負背這種鍋。公眾對大學生無來由的批評，貌似一臉家國憂患，卻是脫離時代和制度背景，讓大學生當炮灰。

對大學生的污名，大抵自錢理群先生提出精致利己主義概念之后。錢先生本是就一個選課學生的表現有感而發，那位同學之前積極選課、回答問題切中要害，錢先生愛才，更受邀為其寫推薦信。結果推薦信寫完后，那位同學便不再像之前那么“積極”，錢先生慨嘆好苗子的功利心，才作精致利己的感嘆。

錢先生惜才，在才德之間作此嘆息，不能體會語境的大眾，開始把精致利己的帽子扣向大學生。仿佛一切“利己”的行為都該被指責，大學生就該成為他們心目中的國之棟梁，站在時代前沿拋頭顱灑熱血，看客們便紛紛叫好，感慨孩子們真勇敢、可惜了，轉頭回到自己的庸常生活中去。

我想問問，憑什么？憑什么年輕人就要為你們的時代責任買單？你們自己會說時代的一粒灰，落在個人頭上是一座山，卻讓大學生年輕的身軀扛起這座山，憑什么？

大學生擇業，永遠有時代特性。

上世紀90年代，大學生包分配，走向五湖四海建設祖國，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國之棟梁。市場化改革之后，大學生不包分配了，許秋漢師兄（就是寫《未名湖是個海洋》那位）還專門寫了首叫《長鋏》的歌，喟嘆報國熱血遭遇冷眼，什么“食無魚、出無車”“國家不用做棟梁”，彼時的同學聽來倍感滄桑。等到我們上大學，又覺得這首歌略顯矯情，大學生真要報效祖國，為啥要等分配，為啥要憑特權，廣闊天地自己去闖就好了，憑什么要鐵飯碗，還有魚有車。這是市場化改革前后的心境不同。

我在本世紀初上大學，那時流行出國深造。越是成績優異的師兄師姐們，越是瞄準國際頂尖名校，拿獎學金讀博士一時風光無限。如果用現在某些狹隘眼光，哪管彼時國際上的學術水平的確值得學習，結合如今牢A之流的無中生有，那個時代的大學生一定被罵崇洋媚外。

等我們本科研究生畢業找工作，正值北京奧運，全球化如火如荼，大量外企進軍中國，互聯網等科技企業開始走上快車道，地產步入黃金時期。進大廠便成了大學畢業生的首選，按照某些衛道士的理念，估計大學生又要被罵拜金主義，精致利己的指責也由此緣起。

如今，大學生就業風向轉為考公上岸，又有一群人（如張小龍）指責大學生混吃等死。在講座上罵臟話、忽悠同學們炒科技股，便成了“真性情”。很多人罵當代大學生“躺平”，缺乏活力和激情，看上去正確，卻毫無智識與同情，不辨析當代大學生何以至此，只讓他們為自己胸中“不平”來承擔風險，說難聽點，這叫雞賊。“有勇氣”指責大學生的諸君，有幾人視功名如糞土，有幾人一簞食一壺漿，有幾人敢向制度發出天問，有幾人在科技前沿中有所創見而非跟風逐利？老登躲在后邊，讓大學生們沖在前邊當韭菜當炮灰去試錯，看起來正義無比，既殘忍又雞賊。

每代大學生都有自己的“局限”。

計劃向市場轉型期，大學生被拋向完全未知，成為體制轉型的犧牲品，他們的茫然和牢騷被后來者當成墨守成規無病呻吟，殊不知他們只是“代價”；

與國際接軌初期，出去看看，汲取我們錯過幾十年的學術經驗，在民族主義者看來可能是崇洋媚外，殊不知他們只是“補課”；

全球化的黃金時代，各行各業遍地開花，大學生的主流擇業方向是企業，尤其是外企、互聯網、地產、金融這些頂尖學科，在一些衛道士看來就成了拜金，殊不知他們只求“生活”，在收入水平不高的時代，用全球化和改開紅利讓自己活得更有尊嚴；

當代的就業困境人所共知，外企把員工當人卻成了珍稀動物，曾經撐起中國經濟半邊天的地產早已蕭索，互聯網大廠在AI時代正在大規模“優化”組織，再加上內卷和996的余波，時代風口過去，付出就有回報的定律早已失效，考公是目前相對安全的選擇，殊不知他們只是“求生”。

連求生都要被鄙夷，孩子們哪里錯了？張小龍描述了一個虛無縹緲的AI幻夢，稍有經驗的人都知道，AI正在擠壓一切智力工作的生存空間，無論你是工程師、設計師、HR還是法務，概莫能外。稍有經驗的人都知道，大學經歷了多輪擴招，專業設置不夠科學，招生名額卻越來越多，本科、碩士、博士早已成了水漲船高的延遲就業緩沖區。人才供給越來越多，有不少真正有志于學術、科研的人才，能有多少大學或科研機構的名額能給他們呢？

另一方面，出口、投資、消費三駕馬車，國際局勢的緊張給出口行業越來越多壓力和不確定，城市化進程逐漸放緩，地產大干快上的時代早已不在，至于消費，請問誰來消費，是那些囊中羞澀的大學生、還是擔心孩子們啃老的中年人。

于是“專家們”給孩子們支招，鄭強教授讓大學生們“吃苦”，就快把送快遞、送外賣、跑網約車說出來了，我不是職業歧視，問題是這類行業需要大學生嗎。看看高考期間流行的段子是：“考好了四年后送外賣，考不好四天后送外賣”，“我中專畢業一個月4500，不服，考了個本科，一個月3000，我服了”。

大學教育、人才供給與市場實際需求的脫節，這其中的周期和制度問題，卻需要大學生來承擔。問題是，大學生承擔被迫面對就業困境，努力考公，還要被一個靠考公培訓發家的人來辱罵，被炒股暴富的人來羞辱，還要被一群人說“話糙理不糙”，話里話外都是指責這些二十出頭的孩子們。

你們在風口吃肉的時候，他們還沒出生，你們吃干抹凈離席，留下杯盤狼藉，又怪他們不努力沒激情。

站在講臺上大談AI的成功者，使用AI的唯一成功經驗是用成熟AI應用炒股，指責大學生們不擁抱AI的老登們，恐怕不少都不知道怎么部署龍蝦。先富者往往不愿承認自己就是風口那只豬，卻不斷用自己的“經驗”苛責大學生，讓他們往懸崖下跳，美其名曰有探索精神。

當代大學生，尤其是張小龍面對的人大哲學系學生，他們是互聯網科技的原住民，人家對科技趨勢的應用和理解深度，在思考深度和前沿探索上，恐怕遠超我們這些老登的想象。張小龍大談AI炒股，爹味十足，膚淺炫耀。讓他講考公自己換題目，講AI不觸及行業趨勢，談金融全是吹牛逼，論哲學他這個肄業生又談不出所以然。根據我這幾年與在校大學生的接觸，尤其985、211的大學生，他們對科技前沿、文化藝術、人文歷史的了解遠超自以為是的中老登（包括我），張小龍如此淺陋的內容，大概率只會引發人大學生的同情和不屑。

社交媒體時代，大學生的確面對社交關系碎片化的問題，他們熱衷于找“搭子”而不是找朋友，熱衷于求助技術而非在課堂上發問，他們不是不會思考，只是思考和表達的方式變了；他們不是不會抗爭，只是抗爭的方式變了。沉默和無視，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抵抗之一，我們不能要求他們按照我們意愿勇敢。

互聯網評論中，沒人指責“大手”，沒人反思制度，沒人復盤歷史，人人都不提You-Know-Who，卻都慷慨激昂指責大學生，果然是安全的時候最勇敢。那些苛責大學生的人們，只有對張小龍的粗鄙的認同，既不能體察大學生的困境而生慈悲，又不能分析大學生困境背后的制度原因而生智慧，這對當代大學生實在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