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蔣家田的戶籍材料，他出生于1953年，是四川省南溪縣農民。這一點和坊間流傳的＂1959年生＂出入不小，公訴機關與一審判決書認定的就是1953年。他打小沒念幾年書，家里兄弟姐妹一大堆，吃飯都得排隊。小學還沒上完，就被家里叫回去下地。少年蔣家田心思就不在田壟上，整天琢磨著外頭的世界，干活偷懶、惹是生非的事沒少干。等到了娶妻生子的年紀，他在四川老家娶了同村姑娘，生了大兒子蔣太來，可種地、做點零碎木工活的收入根本壓不住他那顆想往外跑的心。

第一站他其實不是昆明，而是重慶。蔣家田的父親蔣超群去世后，他只身一人前往重慶做小生意，1989年自己買了一輛中巴車搞客運，可發財之路剛起步，一場車禍導致10人受傷，為了籌集醫藥費他變賣了車子，從此生活又開始艱難。這一摔把他摔回了原點。上世紀90年代初，他輾轉南下，1990年，30多歲的四川省宜賓市南溪縣農民蔣家田來到昆明，靠在昆明南窯火車站倒賣火車票度日，之后開始零星販毒。昆明南窯當年是西南交通的咽喉，黃牛遍地，魚龍混雜，給了他人生第二次＂翻盤＂的舞臺，也埋下了往后所有禍事的引子。

在南窯站臺上倒票的幾年，他攢下了第一筆本錢，也搭上了道上的人脈。1998年，蔣家田開始在昆明宋旗營一帶做零星販毒的買賣。某天，他因為介紹兩個云南會澤縣人到新疆人吐爾洪·買買提那里買海洛因，被會澤縣公安局抓獲，在會澤看守所拘押了7天后釋放。2001年冬天，蔣家田在購買了30克海洛因準備賣給一個四川女人時，被昆明市公安局禁毒分隊抓獲，判處11個月的有期徒刑。這兩段牢飯非但沒讓他收手，反倒讓他摸清了緝毒民警查案的路數，出來之后行事愈發刁滑。他有專門的毒品來源渠道，由他雇用的馬仔分別負責購毒、運毒、分銷、觀望等，蔣家田本人在毒品交易中幾乎從不接觸毒品，也從不在交易中出現。

真正讓他從＂販毒小販＂升級成＂南窯老大＂的拐點，是2004年遇上的楊菊芬。出生在保山市龍陵縣的楊菊芬讀完小學后便輟學在家，16歲到瑞麗打工，2004年，在昆明開洗腳城的張某邀她幫忙，正是朋友的關照，無意間促成了楊菊芬與蔣家田的相識。兩人年齡差著將近30歲，楊菊芬當時一個月幾百塊工資，蔣家田出手一個月一萬塊的＂零花錢＂，她很快搬進了對方租的大房子。2006年，蔣家田和楊菊芬生育一女孩。這個女兒成了把楊家整個拖下水的引線，也成了日后法庭上最讓人唏噓的鏡頭。

家族化的販毒網絡就是從那時候開始鋪開的。楊菊芬的父親楊國應跟蔣家田說他在緬甸認識一些做毒品生意的，可以搞到一些毒品來昆明，蔣家田就說，帶來試試看。一筆80克的小生意凈賺一萬多，楊家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從2003年到2008年9月被抓，楊國應經手的毒品大約有60公斤左右。為了進一步把鏈條做大，楊菊芬讓父親楊國應擔起了聯系境外毒品貨源的＂重任＂，讓大哥楊枝能參與運輸，運到昆明的毒品藏匿在母親蔣滿英的住處，再由楊菊芬指使手下尋找買家。蔣家田自家的大兒子蔣太來也被拉進了組織。

有了販毒掙來的真金白銀，蔣家田開始往＂白道＂上漂。他將觸角從毒品延伸到旅社、茶室、飯店、貨運部、婚慶公司等行業，以這些經濟實體為支撐和掩護，從事了詐騙、強迫交易、色情敲詐、尋釁滋事、以假幣換真鈔等多種犯罪活動。2007年，蔣家田和＂小羅＂合伙在南窯村租房先后設立了匯豐旅社和合慶旅社，安排攬客女在昆明火車站一帶將男性客人帶到旅社入住，客人進旅社后，先安排賣淫小姐到客人房間，再安排人員以房東的名義進入房間，并以旅客在客房內嫖娼為由，對旅客進行敲詐勒索。

2008年9月12日，楊國應再次來到了南傘口岸，但這一次，賣家＂老順＂不愿送貨，楊國應惟有偷渡到緬甸，可當他背著毒品剛走進國門10多米，就被邊防武警抓了個正著，他隨身攜帶的旅行包里，裝有19塊毒品海洛因，重近7公斤。2008年9月16日，蔣家田因涉嫌販賣毒品被刑事拘留，他手下的骨干成員也紛紛落網。12月7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對以蔣家田為首的黑社會性質組織共41名嚴重刑事犯罪分子進行公開宣判，蔣家田一人就被列了九項罪名。

2009年12月。經云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審理，改判被告人楊國應犯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販賣毒品罪，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岳父楊國應沒有被立即執行。2011年12月13日，云南打黑第一案＂黑老大＂蔣家田及其情婦楊菊芬、運毒司機謝明祥被宣布執行死刑。那個在月子里被父母大辦筵席的小女孩，幾年之間從抱在懷里到無依無靠，案卷之外的人間冷暖，比新聞通稿里寫的要冷得多。

回頭看蔣家田這一輩子，從重慶翻車到南窯發家，從倒票黃牛到云南打黑第一案的主犯，每一步都是自己選的窄路。他把妻子、情婦、岳父、岳母、兒子、大舅哥乃至年幼的女兒一并拉進深淵，臨刑那一刻除了悔恨什么也帶不走。今天禁毒形勢的整體向好，是幾代緝毒民警用命換來的，也是司法機關把＂零容忍＂四個字一筆一筆寫進判決書里換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