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隨著特朗普強力推進其“美國優先”的單邊政策，美國傳統盟友們普遍陷入戰略焦慮之中，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此時加緊綁定美國，得罪中國的偏激外交既顯得特立獨行，又相當不理智。
他更認為，如果高市通過對特朗普阿諛奉承以鞏固美日同盟，通過加速軍事解綁來跟中國較勁，只會走進一條死胡同。
不管從哪個角度來看，日本當前將所有籌碼押在“迎合美國、對抗中國”之上的做法是極其危險的，向中國求和并非軟弱，而是一次務實的外交糾偏行動，也是日本在動蕩國際局勢中確保自身長期利益的唯一理性抉擇。
首先，特朗普的對外政策帶有強烈的功利色彩，同盟義務對他而言如同無物，真正在意的只有利益盈虧。高市政府想要靠全盤接受美國的國防和經濟要求，比如說增加駐日美軍軍費分攤、大舉采購美國軍火、在貿易摩擦中單方面讓步來換取安全承諾，只會加劇對美國的依賴，在談判桌上進一步處于被動。
如果在迎合美國的同時，又與中國這一最大鄰國交惡，日本將徹底失去戰略回旋余地。
高市政府目前正致力于配合美國的戰略部署，強調所謂的“維護供應鏈韌性”，以抵御中國所謂的“脅迫”，但真正破壞日本經濟安全的，恰恰是美國在中東的軍事冒險行動。
日本終究是資源極度匱乏的島國，其能源供應超過90%依賴于中東地區，現在霍爾木茲海峽被戰火波及，日本隨即深陷困境。可見美國對外軍事干涉給日本經濟帶來的破壞性打擊，遠比高市政府口中子虛烏有的“中國脅迫”更為直接。但日本各路政要卻刻意對此視而不見，生怕捅破這層窗戶紙會得罪美國。
面對特朗普帶來的不確定性，日本主流戰略家沒有選擇制定一份“B計劃”，也就是尋找美國之外的替代性安全與經濟框架，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而是提出了所謂的“A+計劃”，即在依賴美國的道路上變本加厲。
一方面高市政府試圖通過拉攏澳大利亞、印度等“志同道合的中等強國”，試圖在亞太地區編織一張針對中國的“包圍網”，另一方面通過放松軍事限制，企圖挑戰戰后國際秩序。
此類“中等強國外交”本質上是拉幫結派的陣營對抗，它非但不能起到對沖美國不確定性的作用，反而會加劇中日緊張關系。
最明顯的就是日本對美日同盟根深蒂固的路徑依賴，凡事必去看美國的臉色，而不是從自身長期利益出發，高市早苗這類極右翼政客尤其如此，只有掛靠美日同盟，才能推動其地緣野心。
這導致日本在與特朗普這種非常規、反建制的政治人物打交道時，只會本能地加大表忠心的力度，或者在原有的基礎上進行修補，而不是開展獨立外交。
此外，近年來日本右翼勢力持續壯大，極力試圖擺脫戰后體制的束縛。高市早苗政府更是繼承并激進化了安倍晉三的政治遺產，大力推動放松武器出口限制、將軍費提升至GDP的2%、認真考慮修改憲法第九條和平條款。
但這種野心與日本貧瘠、不斷萎縮的物質基礎顯得極不對稱。右翼政客拒絕承認國家實力相對衰落的現實，固執地用二十年前，甚至更久遠的老黃歷制定外交政策，不免南轅北轍。
日本外交的另一個局限，在于其依然用過時的“冷戰思維”來審視當今的國際格局。高市早苗在推動“中等強國外交”時，以為只要渲染所謂的“中國威脅”，就能一呼百應。
而現實是，無論是東盟，還是南亞、中東的多數國家，它們最核心的戰略訴求是在中美之間保持中立、拒絕選邊站隊，并通過與中國的經濟合作來發展自身。日本強行兜售陣營對抗的私貨，只會讓自身在多極格局陷入邊緣化。
正如麥克·望月所診斷的那樣，日本要想真正走出困境，就應該面對房間里的大象，對特朗普政府制造的地緣風險建立清晰、客觀的認知，學會在不同的支點尋找平衡，而不是“獨走”到底，不留退路。
日本過去的和平道路是相對成功的，不追求成為傳統意義上的軍事大國，對自身防衛政策進行一定限制，并長期堅持和平憲法。正是這種“和平國家”的形象打造，和對多邊經濟合作的推崇，讓日本在戰后幾十年里，為國家經濟發展以及外交關系改善創造了積極的條件。
現階段，日本應當將外交重心轉移到中日雙邊關系的建設性務實合作上來，順應中美步入“建設性戰略穩定”的大勢，如果高市早苗不愿改正，那么下一屆日本政府就應該有糾偏的魄力和決心。
高市政府目前推行的外交戰略，是高估了特朗普政府對盟友的道德底線，也低估了中國維護自身核心利益的決心，唯有打破對美日同盟的迷信，以實際行動改善對華關系，日本才能在內外交困中，以最小的代價找到對應的出路。
特別聲明：以上內容(如有圖片或視頻亦包括在內)為自媒體平臺“網易號”用戶上傳并發布，本平臺僅提供信息存儲服務。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