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庫案例：湯某某等三人非法采礦案 ——采礦許可證到期后繼續開采的行為不能一律認定為“未取得采礦許可證擅自采礦”

審理法院： 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

案號： （2022）鄂刑再2號

入庫編號： 2023-16-1-349-001

關鍵詞：非法采礦罪 采礦許可證到期 行政機關未作出是否準予延續決定 繼續開采 擅自采礦

裁判要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非法采礦、破壞性采礦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條對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條規定的“未取得采礦許可證”有明確的界定，即“無許可證的；許可證被注銷、吊銷、撤銷的；超越許可證規定的礦區范圍或者開采范圍的；超出許可證規定的礦種的以及其他未取得許可證”的情形，并未將許可證到期列舉進去。實踐中采礦許可證到期后繼續開采的情形、成因比較復雜，判斷其是否屬于上述規定的“其他未取得許可證”情形，應當綜合行政機關對采礦權延續申請的受理、是否作出決定等情節進行審查。如果依法取得采礦許可證并在到期前向行政機關申請延續，但由于行政機關的執法不規范、不作為而未能在法定期限內獲得采礦許可的延續批準的，不應認定為“未取得采礦許可證擅自采礦”。

一、案件事實與爭議焦點 （一）案件事實

原審被告人湯某某、王某某、盧某某合伙經營湖北省蘄春縣某鎮某村采石場（以下簡稱“某某采石場”），該采石場擁有合法有效的采礦許可證，有效期限自2014年8月12日起至2017年3月12日止。2017年2月28日，即在采礦許可證有效期屆滿前，某某采石場依法向蘄春縣國土資源礦產管理辦公室（以下簡稱“蘄春礦辦”）提交了采礦權延續申請。同年3月2日，蘄春礦辦回復稱將在兩個工作日內組織資料進行申報辦理。

2017年3月13日，即采礦許可證到期后的第一日，蘄春礦辦向某某采石場作出《停產通知》，要求其停止一切開采活動，待延續手續辦理完畢后方可生產，否則按無證采礦處理并中止辦理延續手續。2017年7月20日，蘄春礦辦又作出《暫緩通知》，稱因全省石材行業綜合整治及礦產資源規劃等因素，暫緩辦理采礦權延期手續。

某某采石場在許可證到期后并未停產，自2017年4月至2018年案發，共開采銷售礦產品價值700余萬元。案發后，三原審被告人被以非法采礦罪追究刑事責任。一審、二審均認定有罪。此后，某某采石場就《停產通知》和《暫緩通知》提起行政訴訟，法院判決撤銷上述通知，并責令行政機關限期對采礦權延續申請重新作出行政行為。2021年12月24日，行政機關最終為某某采石場頒發了延續后的采礦許可證。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30日作出再審判決，宣告三原審被告人無罪。

（二）爭議焦點

本案的核心爭議焦點在于：采礦許可證到期后，行為人已在法定期限內向行政機關提出延續申請，行政機關受理后逾期未作出是否準予延續的決定，行為人繼續開采的行為，是否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條規定的“未取得采礦許可證擅自采礦”？

圍繞這一焦點，原審法院與再審法院形成了截然對立的判斷：原審法院認為許可證到期后未獲得批準延續即屬“未取得許可證”；再審法院則認為，行政機關逾期未作決定，依法應“視為準予延續”，故行為人不構成犯罪。

二、法律分析 （一）“未取得采礦許可證”的規范解釋：從形式列舉到實質判斷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條第一款規定：“違反礦產資源法的規定，未取得采礦許可證擅自采礦……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處或者單處罰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非法采礦、破壞性采礦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6〕25號，以下簡稱《非法采礦解釋》）第二條對“未取得采礦許可證”作出了明確界定，包括：（一）無許可證的；（二）許可證被注銷、吊銷、撤銷的；（三）超越許可證規定的礦區范圍或者開采范圍的；（四）超出許可證規定的礦種的；（五）其他未取得許可證的情形。

本案裁判要旨明確指出，上述列舉情形并未將“采礦許可證到期”納入其中。這一規范的留白并非立法者的疏忽，而是對“許可證到期”情形復雜性的有意回應。采礦許可證到期與許可證被注銷、吊銷、撤銷在法律性質上存在根本差異：注銷、吊銷、撤銷均是行政機關作出明確否定性決定的結果，具有終局性；而許可證到期后，行為人仍享有申請延續的程序性權利，行政機關亦負有依法審查的法定義務。因此，不能將許可證到期簡單等同于“未取得采礦許可證”，而必須進一步考察到期后的具體狀態——尤其是行為人是否已申請延續、行政機關是否已作出決定、是否存在行政遲延或不作為等情節。

本案裁判要旨確立了一個重要的解釋規則：對于“其他未取得許可證的情形”，應當進行實質判斷，而非形式判斷。所謂實質判斷，就是要審查行為人在采礦許可證到期后繼續開采的行為，是否在實質上具備“擅自”即未經許可而為之的主觀惡意和客觀違法性。如果行為人已經履行了申請延續的義務，而行政機關因自身原因（執法不規范、不作為、政策調整等）未能在法定期限內作出決定，那么行為人的繼續開采行為就缺乏“擅自”的本質特征，不應認定為“未取得采礦許可證擅自采礦”。

（二）行政許可法的擬制規定：行政法上的“視為準予延續”對刑法違法性的阻斷

本案再審判決的核心法理依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第五十條第二款：“行政機關應當根據被許可人的申請，在該行政許可有效期屆滿前作出是否準予延續的決定；逾期未作決定的，視為準予延續。”這一條款在法律上創設了一個重要的“擬制”規則——行政機關的沉默，在法律上被擬制為同意。

從行政法理來看，“視為準予延續”是一種法律擬制（legal fiction）。與推定不同，擬制不容反證推翻：無論行政機關事實上是否有意準予延續，只要其逾期未作決定，法律就強制性地將其后果等同于準予延續。這一制度設計的立法目的在于：防止行政機關以消極不作為的方式變相剝奪當事人的合法權利，督促行政機關及時履行審查義務，保障行政許可的連續性和信賴利益的實現。

這一行政法上的擬制規定，對刑法上的違法性判斷產生了直接且決定性的影響。犯罪的成立以違法性為前提，而違法性判斷應當以整體法秩序為基準。如果某一行為在行政法上被評價為合法，則該行為不可能構成行政犯（法定犯）。具體到本案：根據《行政許可法》第五十條第二款，行政機關逾期未對某某采石場的延續申請作出決定，在法律上“視為準予延續”。這意味著，從法律擬制的效果來看，某某采石場的采礦權在許可證到期后并未消滅，而是繼續有效。既然采礦權繼續有效，那么行為人的開采行為就是有權的、合法的開采，當然不構成“未取得采礦許可證擅自采礦”。

再審法院精準地把握了這一法理邏輯：原審法院認為“采礦權延續申請未獲得批準”，但行政機關實際上從未作出過不予批準的明確決定——既未在法定期限內作出，也未在逾期后及時作出。《停產通知》已被行政判決撤銷，不能作為否定延續的依據；《暫緩通知》恰恰說明延續申請“暫緩辦理”而非“拒絕辦理”。在法律上，這種情況只能被評價為“行政機關逾期未作決定”，進而觸發“視為準予延續”的法律效果。

（三）信賴保護原則與期待可能性：行政不作為下的刑事責任減免

除了《行政許可法》的明確文義外，本案還涉及刑法教義學中兩個重要的出罪原理：信賴保護原則與期待可能性理論。

信賴保護原則是行政法的一項基本原則，其核心要求是：當行政相對人基于對行政機關行為的信賴而作出相應安排時，該信賴應當受到保護。《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第八條明確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依法取得的行政許可受法律保護，行政機關不得擅自改變已經生效的行政許可。”在本案中，某某采石場在許可證有效期內依法提出延續申請，行政機關明確回復“將在兩個工作日內組織資料進行申報辦理”，這一回復足以使行為人產生合理信賴——行政機關正在依法處理延續申請，采礦活動可以繼續或至少可以期待在短時間內獲得延續。即便《停產通知》曾要求停止生產，但該通知本身已被生效行政判決撤銷，說明其自始缺乏合法性。行為人基于對合法行政程序的信賴而繼續開采，其主觀上的“非法”故意難以成立。

期待可能性理論則從責任層面提供了出罪依據。該理論認為，如果行為人在當時的情境下無法期待其作出合法的行為選擇，則其行為不具有可譴責性。本案中，某某采石場是一家企業，擁有固定的員工、設備和市場合同。如果行政機關在許可證到期后立即作出明確的拒絕延續決定，行為人可以選擇停止生產并尋求司法救濟。但本案的實際情況是：行政機關一方面受理了延續申請，另一方面又發出《停產通知》，隨后又發出《暫緩通知》，最終在行政判決的壓力下才在刑事判決執行完畢后的2021年才頒發延續許可證。在這種行政不作為、程序拖延、決定反復的情境下，要求行為人完全停產并等待一個不知何時到來的行政決定，是否具有期待可能性？再審法院實質上認可了行為人的抗辯：一個已經在法定期限內履行了全部申請義務的采礦權人，不能被迫承擔行政機關怠于履職的后果。

（四）行政違法與刑事犯罪的區隔：避免“以罰代刑”的反向邏輯

本案還觸及一個更深層次的法理問題：行政違法與刑事犯罪的界限。非法采礦罪是典型的行政犯（法定犯），其構成要件以違反行政法規范為前提。但并非所有違反行政法規范的行為都構成刑事犯罪——行政犯具有“雙重違法性”特征：既違反行政法規范，又具備刑法所要求的實質可罰性。

本案中，即使忽略《行政許可法》第五十條第二款的擬制規定，單純從行政法角度看，某某采石場在許可證到期后未經明確批準繼續開采，確實可能存在行政違法性（盡管這一違法性因《暫緩通知》的合法性存疑而變得模糊）。但行政違法性并不等同于刑事違法性。刑事犯罪的成立要求行為人具備犯罪故意或過失，且行為具有值得刑罰處罰的實質危害性。本案中，行為人已經履行了申請義務，行政機關的遲延和不作為是導致許可證狀態不確定的根本原因。在這種情況下，行為人缺乏“擅自”非法采礦的主觀故意，其行為的實質危害性也因采礦權的最終獲得延續而被大幅削弱。再審法院判決無罪，正是對行政違法與刑事犯罪進行正確區隔的典范。

三、辯護思路總結與裁判要旨啟示 （一）辯護思路總結

本案為類似案件提供了系統、可操作的辯護范式。辯護律師在處理采礦許可證到期后繼續開采涉嫌非法采礦罪的案件時，可以圍繞以下核心思路，構建層次分明、法理堅實的辯護體系：

第一，審查行政程序狀態，鎖定“視為準予延續”的觸發條件。 辯護律師應當首先全面調取并審查以下關鍵證據：采礦許可證原件的有效期起止時間；行為人是否在有效期屆滿前（通常為三十日，具體依單行法規定）向主管行政機關提交了延續申請，以及提交的方式（書面、在線或窗口簽收）、時間憑證（快遞單、回執、簽收記錄）；行政機關是否出具了受理回執或任何形式的回復；從申請之日起至許可證到期后，行政機關是否在法定的三十日期限內作出了是否準予延續的書面決定。如果經審查確認“已申請、已受理、行政機關逾期未作決定”，辯護律師應當立即援引《行政許可法》第五十條第二款，主張法律上“視為準予延續”，從而從根本上否定“未取得采礦許可證”這一構成要件要素。在辯護詞中，應當將該法條作為第一層防火墻，明確告知法庭：在行政法擬制效力存續期間，行為人的采礦權視為繼續有效，開采行為具有合法依據。

第二，啟動或利用行政訴訟，推翻行政機關的不利決定。 如果行政機關在許可證到期后作出了《停產通知》、《暫緩通知》或類似性質的否定性文件，辯護律師不應被動接受這些文件在刑事程序中的證據效力，而應當主動建議當事人或協助當事人就上述行政決定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法院撤銷該決定，并責令行政機關限期對延續申請重新作出行政行為。本案的經驗表明，已被生效行政判決撤銷的行政決定，在刑事審判中不得作為認定行為人“未獲得批準”的依據。辯護律師在刑事程序中應當申請調取相關的行政判決書，或者申請法院中止刑事審理，待行政訴訟終結后再行審理。這種“先行政、后刑事”的策略，能夠從源頭上清除指控基礎。

第三，從主觀故意層面進行雙向抗辯：缺乏“擅自”的明知與非法采礦的意圖。 辯護律師應當構建一個完整的主觀狀態論證框架。一方面，論證行為人不存在“明知未取得許可而故意開采”的犯罪故意。可以圍繞以下事實組織證據：行為人數年來的合法經營記錄，無因非法采礦受到行政處罰的歷史；在許可證到期前主動申請延續，說明其尊重許可制度；行政機關受理后的回復（如“將在兩個工作日內申報辦理”）足以使理性人產生合理信賴，即延續只是時間問題；行為人繼續開采是基于對行政程序的信賴和維持企業存續的生存考量，而非蓄意規避監管。另一方面，如果檢察機關試圖推定行為人具有間接故意，辯護律師可以提出反向反駁：行為人之所以沒有停止生產，恰恰是因為行政機關遲遲不作決定，使其陷入一種“預期合法”的狀態，這種狀態與典型的“明知無證而開采”在主觀惡性上存在本質區別。辯護律師還可以引用信賴保護原則，指出：當行政機關自身的拖延和不確定性是導致行為人繼續開采的主要原因時，將刑事后果完全歸責于行為人，違反責任自負原則。

第四，運用期待可能性理論進行超法規的責任抗辯。 在行政機關存在明顯的執法不規范、程序拖延、多次反復（如本案中的“受理—停產通知—暫緩通知—最終延續”）的情形下，辯護律師應當向法庭提出期待可能性抗辯。具體論證路徑為：首先，非法采礦罪是法定犯，其成立以行為人具有遵守行政法規范的可能性為前提；其次，當行政機關自身的行為使得行政法規范的內容變得模糊不清、前后矛盾時，行為人對規范的理解和執行必然陷入困境；最后，要求一個已經履行全部申請義務、雇傭數十名員工、投入大量固定資本的采礦企業，在無限期的等待中完全停產直至倒閉，這種期待已經超出了合理限度。辯護律師可以引用相關司法案例和刑法理論，論證在此類“行政遲延導致的法律狀態不確定”案件中，行為人的期待可能性顯著降低乃至喪失，從而阻卻責任。

第五，收集并運用“事后頒發延續許可證”作為新證據。 本案再審程序中的一個關鍵突破是：行政機關在刑事判決執行完畢后的2021年最終為某某采石場頒發了延續后的采礦許可證。再審法院將其作為“新證據”，用以證明原審認定“延續申請未獲批準”的事實確有錯誤。辯護律師應當高度重視這一策略：即使在刑事訴訟一審、二審階段未能取得延續許可，也應當建議當事人在服刑期間或申訴期間持續推進行政程序，通過行政訴訟或繼續申請，爭取最終獲得延續決定。一旦獲得延續許可證，即使其有效期的起始時間在案發之后，該許可也具有重要的證據價值——它至少可以證明：行政機關并未將行為人的延續申請作為“拒絕”或“不予批準”處理，且從實體條件上看，行為人原本具備獲得延續的資格。辯護律師可以據此主張：原審認定的“未取得采礦許可證”在結果上已被嗣后的行政行為所否定，刑罰的基礎已經動搖。

第六，從法秩序統一性原理出發，主張刑法從屬于行政法。 辯護律師應當將本案的法理高度提升至法秩序統一性層面。其核心論證邏輯是：刑法對行政犯的認定，不能脫離作為前置法的行政法規范。當行政法將“逾期未作決定”擬制為“準予延續”時，刑法不得再將同一狀態評價為“未取得許可”；否則，將導致同一法秩序內部出現“行政法上合法、刑法上犯罪”的矛盾評價，違反法秩序統一性原則。辯護律師可以援引德國刑法學中的“違法性一元論”或我國通說的“緩和的一元論”，指出：在行政犯領域，行政違法性是刑事違法性的必要但不充分條件；如果連行政違法性都不存在（如本案因“視為準予延續”而具有行政合法性），則刑事違法性根本無從建立。這一論證具有較強的理論說服力，適合在二審或再審程序中重點展開。

第七，綜合運用量刑情節與程序性辯護。 即便法庭最終不能完全采納無罪辯護意見，辯護律師也應當全面挖掘對行為人有利的量刑情節，爭取最輕處理結果。例如：行為人系初犯、偶犯，主動投案（如本案經口頭傳喚到案，可爭取認定為自首），積極退繳違法所得（如盧某某繳納10萬元），案發后配合調查，采礦行為具有實際的經濟社會效益（如為當地提供就業、繳納稅收），行政機關的過錯是導致犯罪發生的重要原因等。此外，辯護律師還可以考慮程序性辯護策略：如果行政機關在刑事訴訟過程中才作出正式的“不予延續決定”，該決定是否具有溯及力？是否可以質疑其作出程序的合法性？這些程序性問題可能為辯護創造空間。

（二）裁判要旨的啟示

本案裁判要旨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其啟示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第一，明確“未取得采礦許可證”應當作限縮解釋。 裁判要旨指出，《非法采礦解釋》第二條并未將“許可證到期”明確列舉為“未取得采礦許可證”的情形，實踐中應當綜合行政機關對延續申請的受理情況、是否作出決定等情節進行實質審查。這為司法實踐確立了正確的解釋方向，防止將行政處罰的模糊地帶直接升格為刑事制裁的適用場景。

第二，確立行政法規范對刑法構成要件的制約功能。 本案再審判決以《行政許可法》第五十條第二款為直接依據，宣告無罪。這表明：在行政犯的認定中，行政法上的權利義務狀態對刑法上的違法性判斷具有前置性的制約作用。當行政法將“逾期未作決定”擬制為“準予延續”時，刑法不得再將該行為評價為“擅自采礦”。這是法秩序統一性原理在刑事司法中的具體體現。

第三，劃定行政不作為與刑事責任的邊界。 裁判要旨明確指出：“由于行政機關的執法不規范、不作為而未能在法定期限內獲得采礦許可的延續批準的，不應認定為‘未取得采礦許可證擅自采礦’。”這一規則將行政機關的不作為或不規范執法作為出罪事由，避免了刑事司法成為行政失靈的“兜底懲罰機制”。這對于促進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保障相對人合法權益具有積極的制度意義。

第四，為類案處理提供裁判指引。 本案作為入庫案例（編號2023-16-1-349-001），對全國法院審理類似案件具有參考價值。在礦產資源管理領域，采礦許可證延續申請因政策調整、規劃修編、地方整治等原因被遲延處理的情形并不罕見。本案裁判要旨為這類情形提供了清晰的法律適用規則：不能一刀切地認定為犯罪，而應當區分行政遲延與行為人惡意，在法定框架內作出公正裁判。

綜上，湯某某等三人非法采礦案的再審判決，不僅還個案以公正，更在法理層面厘清了行政法上的“視為準予延續”與刑法上“未取得采礦許可證”之間的關系，為行政犯的構成要件解釋提供了典范，彰顯了刑事司法對法秩序統一性的堅守和對行政相對人信賴利益的保護。

游濤，資深法律工作者，中國法學會案例法學研究會理事，公安大學本科、碩士，人民大學刑法學博士，曾任北京市某法院刑庭庭長，曾任某網絡科技（直播、娛樂社交）上市公司集團安全總監。

業務領域：網絡犯罪、金融犯罪、職務犯罪、知識產權犯罪、電信詐騙等刑事法律服務，以及數據、直播、娛樂社交等領域合規建設。

從事審判工作十九年，曾借調最高法院工作。除指導大量案件外，還親自辦理1500余件各類刑事案件，“數據”“爬蟲”“外掛”“快播”等部分案件被確定為最高檢指導性案例、全國十大刑事案件或北京法院參閱案例。還為包括上市公司在內的多家企業完成全面合規體系建設以及數據安全、商業秘密、網絡游戲、直播、1v1、語音房等專項合規。

多次受國家法官學院、檢察官學院、公安部、司法部的邀請，為全國各地法官、檢察官、警官、律師授課；多次受北大、清華等高校邀請講座；連續十屆擔任北京市高校模擬法庭競賽評委。在《政治與法律》等法學核心期刊發表論文十余篇，在《人民法院案例選》《刑事審判參考》等發表案例分析二十余篇，專著《普通詐騙罪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