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精神病”的人，該如何證明自己不是精神病？這個問題成為重慶女子潘紅英最大的困惑。去年，潘紅英發現，她的信息被錄入衛健部門的嚴重精神障礙管理系統，而司法鑒定和醫院診斷明確其無明顯精神障礙后，她希望衛健部門把其信息移出該系統。渝中區衛健委書面答復稱，上報流程符合規定，因此無法為其移除信息。

從2021年到2024年，潘紅英因家庭問題，先后兩次被送入精神衛生中心收治，累計161天。在出院后，潘紅英申請了司法鑒定，鑒定明確其無明顯精神障礙、具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多家三甲醫院檢查結果也均是無精神障礙。可因一紙之前的入院診斷，她的信息被錄入衛健部門的嚴重精神障礙管理系統無法移除。為摘掉“精神病”的帽子，她將所屬街道和派出所告上法庭。

涉事精神病醫院

“被精神病”后累計收治161天

2021年，潘紅英的感情陷入僵局，伴侶梁某突然失聯，照顧年幼孩子的重擔、家庭全部開支壓力，悉數壓在她一人身上。“梁某大約八個月處于失聯狀態，我找不到他，電話也打不通。”潘紅英說，那段時間里，她一直處于失眠、焦慮狀態。

為改善嚴重失眠問題，潘紅英主動前往離家30余米的渝中區精神衛生中心睡眠科進行咨詢。在與醫生溝通時，她向醫生傾訴孩子哭鬧不止、生活壓力太大。情緒失控之下，她脫口而出：“有時候真的不想活了。”這句話被接診醫生定義為“存在自殺及傷子風險”，并迅速通報轄區街道。

潘紅英回憶，醫院最初提出讓她住院治療，她明確表示拒絕，僅希望開具少量安眠藥幫助睡眠。“過了幾天，醫生說讓我去復查一下，如果檢查且無異常后，即可停藥。”潘紅英說，她前往醫院復診時，被醫院的工作人員強行帶入住院部病區，手機、身份證、家門鑰匙、銀行卡等全部隨身物品被當場沒收。

這次強制收治，持續了35天。

潘紅英稱，在住院期間，她無數次向醫護人員申辯自己沒有精神疾病，家中年幼的孩子無人照料，迫切需要回家。“所有的辯解，都被醫護人員認定為精神病發作的典型表現，不僅不被采信，反而可能招致更嚴格的管控。”在孤立無援的境地中，潘紅英借助其他患者的手機對外求救，才終于得以出院。

潘紅英事后核實確認，此次強制收治既未經過她本人同意，也未依法通知其法定監護人。街道工作人員在不具備監護資格、未獲得任何授權的情況下，越權代簽監護人相關文書。

2024年，潘紅英與梁某的婚姻走到盡頭，雙方因離婚事宜、子女撫養權、財產分割等核心問題矛盾進一步升級。當年4月15日，潘紅英帶著孩子找到梁某，索要孩子在校期間必需的伙食費，引發雙方爭執，隨后梁某自行前往大溪溝派出所。

庭審提交的證據顯示，梁某最初在派出所僅陳述夫妻日常矛盾、家庭瑣事等普通糾紛，后續卻改口稱潘紅英手持榔頭追打自己。當日下午3時許，十余名街道、社區工作人員與警務人員一同進入潘紅英的住所，將她帶往渝中區精神衛生中心。

長期的封閉關押、對孩子的牽掛與愧疚，讓潘紅英曾以絕食三天的方式進行抗爭。醫院面對絕食的潘紅英，向梁某發送短信，告知患者存在自殺風險，若發生意外醫院不承擔任何責任。最終，潘紅英說服梁某配合辦理出院手續，于2024年8月19日離開醫院。

這一次，她被強制收治126天。疊加此前的35天，潘紅英在精神病院封閉被關押的時長，累計161天。

司法鑒定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

出院后，潘紅英害怕再被帶回精神衛生中心收治，于是她帶著女兒前往外地，待了大約三個月。確認暫時不會再被強制送醫后，她才鼓起勇氣返回重慶。2025年2月，潘紅英與梁某進行了離婚訴訟。在離婚訴訟期間，潘紅英向法院申請對自身精神狀態進行司法鑒定。

2025年5月16日，重慶市法醫學會司法鑒定所出具司法鑒定意見書，該意見書顯示：潘紅英無明顯精神障礙，無智力減退，能夠清晰辨認自身行為的性質與法律后果，獨立行使訴訟權利、表達真實意愿，被評定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

2025年8月，潘紅英以強制醫療違法為由，將重慶市公安局渝中區分局、大溪溝街道辦事處、大溪溝派出所一并告上法庭，請求法院確認三被告將其強制送往渝中區精神衛生中心進行強制醫療的行政行為違法，并依法承擔賠償責任，為自己161天的非法關押討回公道。

“我與潘紅英因家庭瑣事產生矛盾多年，自己曾到派出所傾訴過不滿，但從未有過將潘紅英送進精神衛生中心的想法。”潘紅英的配偶梁某表示，2024年4月15日下午2時左右，他接到大溪溝街道辦事處工作人員的通知，要求配合將潘紅英送往精神衛生中心，隨后在醫院的要求下辦理了入院手續。醫院先后以潘紅英有精神障礙、確診精神分裂癥為由，讓他簽字確認，所有簽字均在醫生指導下完成。

梁某坦言，夫妻吵架時會隨口說對方“有神經病”之類的話，但潘紅英是否真的患有精神疾病，不能僅憑口頭爭吵判斷，必須經過專業、嚴謹的醫學檢查才能得出結論。他明確認為，渝中區精神衛生中心在診斷、收治過程中極不負責，未進行科學評估就隨意認定精神疾病，存在明顯過錯。

判決書中顯示，大溪溝街道辦事處稱，2024年4月15日，梁某到大溪溝派出所報警，聲稱潘紅英精神病發作、手持榔頭追打自己，要求將其送往醫療機構。派出所與街道聯系并聯合研判后，為保證送醫過程中的人身安全，僅協助梁某將潘紅英送往渝中區精神衛生中心，入院手續均由梁某辦理。街道在整個過程中僅履行協助護送職責，并未對潘紅英實施強制醫療行為，不存在行政行為違法。

渝中區公安分局稱，2021年， 因潘紅英自稱總會打孩子，且有想弄死自己孩子，跟孩子一起死的想法，渝中區公安分局所屬大溪溝派出所遂于2021年12月17日將潘紅英送往渝中區精神衛生中心進行觀察診治，經治療出院診斷為待分類的精神障礙。2024年4月15日凌晨1時30分左右，梁某自行來到大溪溝派出所報稱潘紅英手持榔頭追打自己， 自己被嚇壞了。2024年4月15日，大溪溝派出所民警將梁某約到張家花園社區居委會了解情況，在場的社區工作人員、渝中區精神衛生中心醫生聽取了梁某的講述，梁某認為潘紅英精神病發作，有意圖傷害其人身安全的舉動，要求將其送醫診治。

重慶市九龍坡區人民法院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神衛生法》第二十八條第二款規定，公安機關對存在傷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危險的疑似精神障礙患者，有權采取制止措施并送往醫療機構診斷。大溪溝派出所接到報警后，結合潘紅英2021年曾被診斷精神障礙的病史，認定其存在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險，聯合街道辦及梁某將其送醫，符合法律規定，不存在違法行使職權的致害行為。最終，法院判決駁回潘紅英的全部訴訟請求。

被錄入嚴重精神障礙系統

對于一審的判決結果，潘紅英表示不認可。“持榔頭追打、追逐梁某的事情沒有任何證據，全案卷宗也沒有任何梁某報警記錄、接警材料、報警筆錄。”潘紅英說，一審判決對她提交的司法鑒定報告、醫院違規收治等證據均未予以采納和體現。目前，她已提起上訴。

讓潘紅英無法理解的是，司法鑒定已經明確了她是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并且沒有明顯精神障礙、智力減退等問題，為何法院還是認為，她之前是有精神病的呢？

潘紅英表示，在她被第二次強制治療后，她的個人信息被上傳到了重慶衛生健康委的嚴重精神障礙管理系統。“直到現在，我在衛生健康委的系統里的身份，還是一名確診的精神病人。”潘紅英無奈地表示，她堅持訴訟的核心目的，并非單純追求經濟賠償，而是請求司法機關確認相關行政行為違法，贏了官司后，她才能將自己的個人信息移出嚴重精神障礙管理系統，摘掉“精神病”帽子。

為進一步自證清白，在司法鑒定后，潘紅英先后前往多家三甲精神專科醫院、綜合醫院，接受精神狀態測評、專項醫學檢查。醫療機構出具的報告與診斷證明均一致明確：潘紅英無任何精神疾病，精神狀態、認知行為、心理狀態正常。

拿著司法鑒定和醫院的診斷證明后，潘紅英多次找到衛生主管部門，申請將自己的信息從嚴重精神障礙系統中移除，但均被拒絕。她曾就兩次強制收治程序的合規性，以及信息錯誤錄入問題，向重慶市渝中區衛健委提出正式投訴。

渝中區衛健委出具的官方書面答復顯示，根據《重慶市精神衛生條例》，渝中區精神衛生中心將確診“精神分裂癥”的病例信息錄入嚴重精神障礙信息系統，上報流程符合規定，因此無法為其移除信息。“這是讓我自己證明自己沒病，也得讓最初診治我的醫院證明他們弄錯了才行。”

“不實的檔案記錄與社會傳言，徹底摧毀了我的正常生活。”潘紅英說，很多之前的朋友因聽說她有“精神病”后，關系慢慢疏遠。她在居住地周邊也無法正常求職、工作。

潘紅英稱，在她被強制治療期間，年幼的女兒先后出現高度近視、眼底損傷等器質性眼部病變，醫生明確告知，部分損傷屬于終身不可逆，需要長期治療、定期復查，甚至要接受終身醫學干預。“孩子在我被收治期間才變成這樣，如果我沒有被強制收治，孩子在我的照顧下，眼睛也不會出現問題。”

從主動就醫傾訴，到淪為“被精神病”的受害者；從被強制收治161天，到司法鑒定；從一審敗訴，到上訴維權，潘紅英自身的人生，被這場風波顛覆。“我現在只希望能早日恢復正常的生活。”

延伸閱讀

男子新婚夜被妻子抓傷發現其患精神疾病 起訴離婚被駁

“這段婚姻讓我疲憊不堪，婚前我東拼西湊支付彩禮，婚后種種不和要求離婚被法院駁回。”近日，呂先生傷心地稱，目前自己負債累累，不斷接到催債電話，生活陷入困境。

反映

婚后看到家中放有妻子治療精神類疾病藥物起疑心

呂先生今年38歲，老家在四川省達州市宣漢縣農村。

近日，呂先生致電華商報大風新聞熱線反映稱，平時他在廣東上班，2024年9月下旬，經媒人介紹認識老家一女子，婚前他提供了身體檢查單，但他一直沒有看到女方的相關證明，新婚之夜他遭妻子毆打，婚后曾看到過家中有她用來治療精神類疾病的藥物，懷疑她婚前隱瞞某種疾病。

呂先生還說，婚前他曾用信用卡透支了部分彩禮，后來因種種原因向法院起訴要求離婚，因證據不足被駁回。

呂先生告訴華商報大風新聞記者，他是一名貨車司機，大約6年前開始在廣東廣州、深圳、東莞、惠州、江門、清遠、肇慶以及云浮等一帶跑貨運，他在佛山市南海區大瀝鎮租有一室一廳，“我現在的電動貨車是租的，每月租金等費用加起來大約4000元，自己在網上接單，跑長途的話為了節約開支大都在車上睡覺。”

他說，2024年1月份，他在老家宣漢縣城買有一套87平方米的3室2廳，同年5月份開始裝修，同時他還購有一輛小轎車。

相識

經媒人介紹，兩人在重慶見面后還到廣東相處一段時間

呂先生對記者回憶說，2024年9月，同村一村民稱要給他介紹女友，“她說對方叫李巧（化名），比我小8歲，老家在宣漢縣某個鎮，念過大學，曾當過教師，當時已回到重慶住在姐姐家。”

他介紹稱，同年9月23日下午，時年36歲的他同媒人一道在宣漢縣李巧家中見到她母親，當時李巧不在家，“我把我的實際情況給他們說了，李巧母親覺得我買房買車還裝修，勤奮踏實可靠，比較滿意，便把她微信推給了我，叫我直接聯系她。”

呂先生記得，同年9月25日，他從宣漢縣開車出發，中午前抵達李巧姐姐家，在那里他第一次見到了李巧，“她父親和姐夫在家，她戴著眼鏡，身高1.60米多，比較斯文，內向，感覺還挺好的。”

隨后，呂先生和李巧逛解放碑等重慶地標，“當天下午，我開車載著她回到了宣漢縣。”

呂先生還稱，同年10月初，他開車與李巧來到廣東佛山市租賃屋，“晚上她睡床上，我睡沙發，相處約20天后我把她送上開往重慶的高鐵。”

結婚

新婚夜被妻子抓傷，壁柜中發現治療精神分裂癥藥物懷疑被隱瞞病情

隨后，他倆通過微信或電話聯系。

后來，呂先生抽空回到宣漢縣與李巧拍了婚紗照，“我們是2025年1月13日去婚檢的，當天領取了結婚證。同年1月21日，我們在宣漢縣一家酒樓舉辦了結婚儀式，共擺了大約40桌。”

圖為婚禮現場

呂先生說，新婚當晚10時左右，當賓客都散去后，他和妻子回到他裝修好的新房，“然而令我沒有料到的是，當晚她竟用雙手狂抓我的臉，把我抓得流血。”

呂先生曬出的視頻截圖，他嘴唇和臉上有血跡

呂先生給華商報大風新聞記者出示的一段24秒視頻顯示，睡在帶有“喜”字的床上，他嘴唇和臉上有血跡，他和妻子展開了對話：

“你有喜歡的人，是不是？”

過了一會兒，背對著他的李巧回答說，“你還錄了音的啊。”

呂先生又問，“你是不是有喜歡的人？”

李巧又說，“你是錄了音的嗎？”

呂先生回答說，“對。”

呂先生告訴記者，按當地習俗，次日他和妻子回門來到妻子娘家，“為了給她家面子，我謊稱自己是摔傷的，當時她母親還給了我2000元叫我到醫院去看一下。”

他還回憶說，幾天后的一個晚上，睡覺時兩人扯被子蓋，“她不讓我蓋那被子，說是她媽買的，我倆發生爭執，她又抓傷我。”

他稱，兩人聚少離多相處時間較短，彼此了解不多，“按理說，我比她大幾歲，我更應該多關心她多照顧她，通過多接觸也許感情會緩和一些的，再說家丑不可外揚，我兩次被她抓傷都沒有報警。”

隨后不久，呂先生回到佛山繼續上班。

他回憶說，2025年5月20日，他在網上訂了鮮花快遞回老家送給妻子，還給她轉了520元，希望她快樂。

然而，同年10月份的一天，呂先生回到宣漢縣老家，打開柜子發現一個令他無法釋懷的“秘密”。

呂先生出示的一段68秒視頻顯示，他在一個壁柜里發現一盒30片裝的“利培酮片”，上面寫有李巧的名字，購藥時間顯示為2025年8月6日晚上9：45，該藥背后的適應癥顯示為“成人及13-17歲青少年精神分裂癥，對于急性期治療有效的患者，在維持期治療中，本品可繼續發揮其臨床療效”等。

呂先生發現的藥品

“事后盡管我多次詢問這件事，她都不說，這讓我產生了懷疑，感覺她有事情在瞞著我。”呂先生傷心地說，他甚至懷疑遭到了婚騙。

離婚

起訴稱雙方尚未建立起夫妻感情，要求離婚返還11萬余元彩禮

呂先生說，隨后他下定決心要離婚，還將小車賣掉作為律師費。

2025年11月18日，他向宣漢縣法院遞交起訴狀，述說了兩人相識、登記結婚和舉辦酒席的全過程，同時還介紹了新婚之夜被抓傷的事，“婚后至今雙方未過一次夫妻生活，且李巧無故抓傷我，致使雙方尚未建立起的夫妻感情無和好可能。”

他請求法院準予他和妻子李巧離婚，同時要求返還他當初支付的彩禮約11萬余元。

庭審時，李巧辯稱，丈夫呂先生訴訟的事實不實，她是他明媒正娶的，當時雙方辦理了結婚登記同時還辦理了酒席，洞房是他的居所，兩人曾發生過夫妻關系，無夫妻生活不屬實。

李巧還辯稱，結婚后她在丈夫的房子里居住著，有一次他回家后將門鎖更換，開庭前一周他將住所的水電氣停了。雖然結婚時間短，但也沒有發生不可調和的重大矛盾，感情尚未破裂，自己在家中一直居住著，丈夫在外務工，雙方沒有分居，起訴前雙方有正常的夫妻聯絡，2025年5月20日，丈夫還給她轉賬520元，彩禮按照法律規定不應該退還，并且沒有他訴稱的那么多，請求駁回他的訴訟請求。

判決

夫妻感情尚未完全破裂，訴訟請求不予支持，女方回應

宣漢縣法院經審理認定的事實是，兩人確系經人介紹確立戀愛關系的。2024年9月30日，呂先生給李巧母親轉賬10000元，他4次給李巧轉賬1000元共計4000元。

后來，兩人登記結婚并舉行結婚儀式，呂先生給予李巧父母彩禮68000元、祝神封兩個（每個6888元，共計13776元），給予李巧金耳環（4600元）、金手鐲（12110元）、金項鏈（1660元），共計18370元。洞房花燭夜，李巧將丈夫抓傷。呂先生稱李巧給他說自己已有“心上人”，李巧則稱自己當時仍在生理期。第二日，兩人一起回到李巧父母家（即回門）。其后呂先生外出打工。2025年5月20日，他向李巧轉賬520元。

該法院認為，雖然結婚時兩人發生矛盾，但婚后呂先生在特殊的5月20日向李巧轉款520元，表明雙方尚有和好的可能，兩人的夫妻感情尚未完全破裂，呂先生的訴訟請求，該法院不予支持。

2025年12月15日，宣漢縣法院一審宣判稱，不準予呂先生和李巧離婚。

“我本想上訴，但我無力支付律師費。”呂先生說，當初支付的彩禮都是東拼西借籌來的，甚至用信用卡透支了一部分費用，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他經常接到銀行催還款的電話，生活完全部打亂。

回應

女方母親稱婚前曾提醒過雙方應多了解再結婚，男方應該知道病情

華商報大風新聞記者聯系上李巧，就呂先生所說的那些內容是否屬實向她求證，她回應稱“這些事情，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說完便掛斷電話。

李巧母親否認婚騙之說。她告訴記者，女兒當初確實讀過大學，還當過老師，后經人介紹與呂先生相識，“結婚是他主動提出來的，當時我們還提醒他要多了解再結婚，我女兒結婚時我們家也支付了一大筆錢用來辦酒席等。”

她還介紹稱，女兒是否有病，是什么樣的病，婚前呂先生是知道的，“離婚的事我們是接到法官電話才知道的，事前他沒給我們溝通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