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概述

既往顱咽管瘤（caniopharyngioma，CP）曾根據組織病理學特征分為造釉細胞型adamantinomatous CP，ACP）和乳頭型（papillary CP，PCP）兩種亞型。然而，每種亞型都具有獨特的遺傳特征和逐漸分化的治療模式，WHO將它們重新分類為兩種不同的實體。這項描述性的大型多中心研究旨在明確這兩種病理類型在臨床表現、治療模式和臨床病程方面的當前差異，以作為未來新治療模式出現時研究的基線。研究者查詢了垂體腺瘤及相關疾病注冊系統數據庫，篩選了數據庫中接受初始CP治療且經組織病理學確診為ACP或PCP的成年患者。收集并按CP類型比較了患者人口學特征、臨床病程、腫瘤治療和結局數據。

研究內容

方法

研究設計與數據收集

本研究是對2000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間垂體腺瘤及相關疾病登記系統(Registry for Adenomas of the Pituitary and Related Disorders, RAPID)聯盟數據庫中的患者進行的一項多中心回顧性隊列分析。

患者資格

如果CP患者的初次手術是由14個參與RAPID聯盟的學術中心之一的外科醫生進行的，則被納入研究。所有患者必須有ACP或PCP的組織病理學診斷。如果患者病變有既往治療史、年齡小于18歲或缺乏完整數據集，則也被排除在外（圖1）。

圖1研究的詳細納入/排除標準

變量

從RAPID數據庫中提取患者人口學特征、病史和臨床病程。所有變量均通過文獻回顧以及研究團隊與RAPID指導委員會之間的共識討論確定。腫瘤大小以最大直徑（cm）和體積（cm3）表示。與腫瘤相關的放射影像學變量包括腫瘤位置（鞍區、鞍上區和/或腦室內，允許多個位置）和分型（垂體柄前型、經垂體柄型或垂體柄后型）。還分析了血管包繞率和海綿竇侵犯率。還收集了驅動突變數據，包括BRAF V600E或核/非核β-catenin（CTNNB1）突變的存在與否。分析手術、內分泌和臨床病程結局。全切（GTR）定義為術后MRI確認腫瘤100%切除。次全切（STR）定義為75%-99%切除。內分泌結局以術后發生的絕對百分比收集。臨床病程結局包括術后住院時間、復發率和無進展生存期（PFS）。PFS首先確定為從手術到影像學復發的時間。然后，根據兩組手術時的切除范圍對患者進行分層后，進行PFS分析。

統計分析

分類變量以絕對數和比例表示，并通過卡方檢驗進行比較。所有連續變量的參數性質經過確定，并使用適當統計檢驗進行比較。

研究結果

研究人群

在數據提取時，RAPID CP數據庫包含605名CP患者。其中，564名患者經組織病理學確診為ACP或PCP。應用排除標準后，最終確定372例病例進行分析：273例ACP和99例PCP（圖1）。

患者人口學特征和既往病史

ACP患者手術時更年輕（平均48.3歲vs 52.8歲，p = 0.034），而男性比例（54.6% vs 55.6%，p = 0.937）或BMI（31.3 vs 28.9 kg/m2，p = 0.211）未見差異。另一方面，PCP患者有高脂血癥史（25.3% vs 15.8%，p = 0.036）和心律失常史（6.1% vs 1.1%，p = 0.006）的比例更高。其他合并癥如高血壓（p = 0.592）、糖尿?。╬ = 0.121）、癌癥（p = 0.188）、慢性阻塞性肺疾?。╬ = 0.644）和冠心?。╬ = 0.554）等的患病率未見差異。

內分泌病史和臨床表現癥狀

PCP患者的甲狀腺功能減退癥發生率更高（33.3% vs 20.5%，p = 0.010），但其他內分泌疾病的發生率相似，包括腎上腺皮質功能不全（p = 0.598）、多囊卵巢綜合征（p = 0.137）、性腺功能減退癥（p = 0.498）、生長激素缺乏（p = 0.351）和中樞性尿崩癥（p = 0.783）。

在就診時，PCP患者比ACP患者更易報告疲勞（28.3% vs 17.6%，p = 0.024）和溫度不耐受（9.1% vs 1.5%，p < 0.001）。其他神經系統癥狀，包括頭痛（52.5% vs 46.6%，p = 0.306）、視野缺損（72.7% vs 64.1%，p = 0.120）、步態不穩（p = 0.730）、陽痿（p = 0.360）、男性乳房發育癥（p = 0.226）、記憶力減退（p = 0.637）、睡眠/覺醒周期紊亂（p = 0.192）和體重增加（p = 0.598），在兩組之間相似。

放射影像學和腫瘤相關數據

ACP和PCP的中位最大直徑（2.70 vs 2.56 cm，p = 0.122）和中位體積（6.59 vs 5.51 cm3，p = 0.173）相似。兩組最常見的病變部位均為鞍上區（ACP為94.5% vs PCP為94.3%，p = 0.939），其次是鞍區（47.65% vs 43.2%，p = 0.490）、腦室內（30.7% vs 31.8%，p = 0.843）以及累及多個區域者（58.4% vs 54.5%，p = 0.817）。腫瘤分型為垂體柄前型（p = 0.719）、經垂體柄型（p = 0.530）或垂體柄后型（p = 0.269），組間無差異。此外，兩組在海綿竇侵犯率（7.3% vs 5.1%，p = 0.394）和血管包繞率（19.8% vs 16.2%，p = 0.076）方面相似。

大多數PCP（73/78 [93.6%]）攜帶BRAF V600E突變，而ACP均不攜帶。核β-catenin突變僅見于ACP（79.2% [42/53] vs 0.0% [0/26]，p < 0.001），而PCP更可能攜帶非核β-catenin突變（26/26 [100.0%] vs 11/53 [20.8%]，p < 0.001）。

治療數據

兩組的手術入路無差異。大多數ACP和PCP接受了內鏡下經蝶竇切除術（79.2% vs 77.3%，p = 0.711），其次是開顱手術（19.6% vs 20.5%，p = 0.861）和顯微鏡下經蝶竇切除術（1.3% vs 2.3%，p = 0.503）。在接受內鏡下經鼻入路的患者中，兩組最常用的內鏡下經蝶竇擴大方式均為經結節擴大（93.1% vs 87.0%，p = 0.195）。

術后，ACP患者比PCP患者更有可能接受放療（27.8% vs 15.2%，p = 0.012）。兩組在接受的放療類型上無顯著差異，包括術后單次立體定向放射外科（11.8% vs 20.0%，p = 0.393）、分次立體定向放療（60.5% vs 40.0%，p = 0.142）或質子束治療（27.6% vs 40.0%，p = 0.338）。ACP和PCP隊列的再次切除率也相似（13.6% vs 10.1%，p = 0.376）。至放療的中位時間兩組相同（5.0 [2.0-13.3]個月vs 5.0 [2.0-12.8]個月，p = 0.870）。PCP患者更有可能接受術后靶向藥物治療（8.0% vs 0.0%，p < 0.001）。

結局

兩組之間的手術結局未見差異，包括術中垂體柄保留率（ACP為44.3% vs PCP為50.5%，p = 0.267）和切除范圍。ACP和PCP患者的GTR率相似（47.2% vs 49.4%，p = 0.724）。

還評估了內分泌結局。ACP患者術后出現食欲亢進的比例更高（12.8% vs 4.0%，p = 0.015）。在其他分析的變量中未見差異。

此外，兩種病理類型的復發率（ACP患者為17.3% vs PCP患者為17.5%，p = 0.962）、中位術后住院時間（6.0 vs 6.0天，p = 0.393）或中位PFS（19.0 vs 5.0個月，p = 0.972）均無差異（圖2A）。

圖2 ACP與PCP患者的中位術后無進展生存期比較

還分別對每組中根據切除范圍分層的ACP（圖3A）或PCP（圖3B）患者獨立評估了PFS，結果未顯示組間統計學差異。

圖3各組內根據切除范圍分層后的中位無進展生存期

最后，第三次PFS分析比較了接受術后放療與未接受術后放療的患者，同樣未發現顯著差異。

顱咽管瘤的診斷必然已從一種具有兩個組織病理學亞型的單一疾病演變為分子生物學上截然不同的實體，這對治療具有重大意義。早期數據顯示使用靶向治療可改善預后，PCP的診斷現在就需要考慮靶向BRAF/MEK抑制治療。隨著我們對這些病理類型及其治療選擇的認識不斷發展，必須為未來的參考建立一個基線。本研究旨在利用一個大型多中心數據庫，總結每種類型顱咽管瘤的真實世界臨床結局。

患者人口學特征及臨床表現：在研究者的僅限于成人的隊列中，觀察到ACP患者確診的中位年齡低于PCP患者（48.3歲vs 52.8歲，p = 0.034）。與ACP患者相比，PCP患者中高脂血癥和心律失常的發生率更高；這可能與其發病時年齡較大有關，也可能與PCP患者甲狀腺功能減退癥的發生率增加有關，該發生率高于一般人群。甲狀腺功能減退癥（PCP組33.3% vs ACP組20.5%）和溫度不耐受在PCP患者中更為常見，而其余神經內分泌改變（如尿崩癥）在兩組之間是一致的。腫瘤解剖位置被認為會影響甲狀腺功能減退癥的發生率，但在本隊列中未發現相關性。

本隊列中最常見的初始癥狀是視野缺損、頭痛和疲勞。疲勞是兩組間唯一有顯著差異的癥狀，在PCP患者中更常見，與溫度不耐受和甲狀腺功能減退癥類似。值得注意的是，PCP患者中漏斗后腫瘤位置的發生率也有增高趨勢，這也可能是PCP組溫度不耐受率較高的一個潛在解釋，溫度不耐受可以是下丘腦受累的一個體征。

治療模式：顱咽管瘤的治療管理復雜，需要神經外科、放射腫瘤科和神經腫瘤內科之間的多學科討論。手術治療仍然是主要治療手段，通常是為了獲得組織診斷并根據需要控制癥狀。雖然全切（GTR）可能實現治愈，但激進地追求全切可能對神經或內分泌功能有害，這導致了這些腫瘤治療理念的轉變，傾向于更保守的手術方法，并結合輔助治療進行局部控制。研究表明，全切與次全切（STR）聯合輔助放療后的局部控制率相似，同時保留了神經內分泌結局。

輔助放療可用于優化伴有術后殘留病灶的顱咽管瘤的局部疾病控制；然而，治療時機仍有爭議。在本系列中，醫生更傾向于為造釉型顱咽管瘤而非乳頭型顱咽管瘤處方放療，并且更傾向于使用分次立體定向放射外科治療。當決定進行放療時，最常在輔助治療階段進行，兩種腫瘤類型均發生在術后中位5個月。

質子束治療因其更優的無進展生存期結局和更低的毒性而成為顱咽管瘤首選的輔助放療方式。然而，在這個全國性登記系統中，整個隊列中只有不到10%的患者接受了質子束治療，這突顯了由于保險審批、距離質子中心遠近或這種治療方式的可用性等問題而導致的獲得此類治療的已知挑戰。

同樣，盡管近十年前就首次描述了針對BRAF突變型顱咽管瘤的靶向藥物治療，但研究者的隊列中只有8名患者接受了靶向藥物治療。鑒于支持這些新型療法治療益處的證據越來越多，研究者預計這種情況在未來幾年將迅速改變。最近在造釉型顱咽管瘤中發現了其他幾個潛在的可靶向通路，包括IL-6、成纖維細胞生長因子和IGF-1R/PI3K/AKT信號通路，但迄今為止對這些靶點的試驗還很有限。

腫瘤學結局：在本隊列中，造釉型顱咽管瘤和乳頭型顱咽管瘤患者的無進展生存期沒有顯著差異。隨著乳頭型顱咽管瘤靶向治療的應用日益增多，研究者推測這種無進展生存期差距將顯著縮小，為次全切或復發的乳頭型顱咽管瘤患者提供更好的結局。因此，乳頭型顱咽管瘤的治療策略正在迅速發展，更多地傾向于采用次全切以保留功能，同時治療醫生有多種有效的輔助和挽救性治療手段可供選擇。這些術后治療的時間安排和順序仍不清楚，但需要進一步研究以確定最佳的患者結局。

局限性

本研究的回顧性、多中心設計固有地存在數據收集或錄入錯誤以及各中心之間變量定義解釋可能存在差異的風險。此外，由于數據缺失，相當數量的患者被排除在外。本研究未評估關于術前和術后激素水平及激素替代治療的精細數據，而這些數據可能為兩組之間內分泌癥狀的差異提供更多背景信息。

結論

這項描述性研究利用了一個大型系統的數據，以確立造釉型顱咽管瘤與乳頭型顱咽管瘤之間的異同點，旨在作為我們進入靶向治療時代之前臨床結局的基線總結。

參考文獻：Damante MA, Juncker RB, Kim AH, et al. Comparison of clinical outcomes in adamantinomatous and papillary craniopharyngioma: a baseline analysis before the targeted therapy era.Neurosurg Focus. 2026;60(6):E11. doi:10.3171/2026.2.FOCUS25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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