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興領域國家安全能力建設事關全局、事關根本、事關長遠。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十五五”規劃建議提出，“加強網絡、數據、人工智能、生物、生態、核、太空、深海、極地、低空等新興領域國家安全能力建設”。“十五五”規劃綱要進一步明確要求，“夯實國家安全基礎保障，強化科技賦能，加強新興領域國家安全能力建設”。在總體國家安全觀涵蓋的諸多重點領域中，新興領域占有較高比例。新征程上，必須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根本遵循，立足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全局，系統把握新興領域國家安全能力建設的戰略方位、主要內涵與系統路徑，在統籌新興領域發展和安全中進一步筑牢國家安全屏障。

1.新興領域國家安全能力建設的戰略方位

第四次工業革命推動了新興技術快速發展，深刻重塑了全球力量格局，使得國家安全疆域向網絡、數據、人工智能等新興領域全面拓展。新興領域的核心特點是“新”和“興”：“新”是指新興領域一系列顛覆性科技將國家安全從傳統物理邊界拓寬至深海、太空、網絡等無形疆域，也使得國家安全風險更加隱秘復雜、跨界交織；“興”是指新興領域作為孕育新質生產力、驅動高質量發展的核心領域，已成為大國戰略博弈的最前沿。

加強新興領域國家安全能力建設，是國家安全內涵與邊界不斷拓展的歷史必然。國家安全從來不是一個靜態概念，其內涵和邊界隨著技術條件、生產方式、國際格局的變化而不斷豐富和拓展。第四次工業革命以來，信息技術、生物技術、人工智能、深海探測、極地科考、太空開發等前沿領域加速突破，人類的認知和行動不斷向“陸、海、空、天”等物理空間和網絡、數據等虛擬空間延伸，極大地延展了國家安全的邊界，新興領域成為影響國家安全與發展的新疆域。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誰在新興科技領域掌握先機、形成優勢，誰就能在國家競爭中贏得戰略主動。在第四次工業革命進程中，我國站到了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潮頭，部分領域已形成一定優勢，同時也存在亟待補齊的短板。加強新興領域國家安全能力建設不是權宜之計，而是基于歷史規律的必然選擇和戰略拓展。

加強新興領域國家安全能力建設，是護航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的戰略支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興領域發展從根本上說源于科技的創新和應用”。新興領域的技術突破能夠有效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并通過技術擴散和產業關聯效應，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持續動能。比如，2025年我國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提高到10.5%以上。但是，由于新興領域技術驅動性強、風險復合度高，其在不斷釋放發展動能的同時，也帶來新的安全威脅。夯實新興領域國家安全的技術底座，提升安全體系的穩健程度，是確保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重要舉措。“十五五”時期是我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承前啟后、夯實基礎的關鍵時期，加強新興領域國家安全能力建設是護航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的戰略支撐。

加強新興領域國家安全能力建設，是堅持推進國際共同安全的戰略抉擇。“十五五”時期，國際環境面臨深刻復雜變化。在復雜局勢中，新興領域已成為大國戰略博弈的核心陣地，直接關系到國家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當前，網絡、數據、人工智能、太空等領域是大國科技競爭和規則博弈的焦點，深海、極地、低空等領域正成為世界各國拓展戰略空間、爭奪資源的關鍵區域。加強新興領域國家安全能力建設，掌握新興領域前沿技術優勢與規則制定權，是參與全球安全治理、推進國際共同安全的戰略抉擇。

2.新興領域國家安全能力建設的主要內涵

國家安全能力是國家合理配置戰略資源，防范化解內外各類風險挑戰，保障國家長期持續安全狀態，實現總體國家安全目標的綜合國家治理能力。國家安全能力本質上是一種行動能力，其主要內涵包括多個維度。

新興領域統籌發展和安全的戰略能力。新興領域戰略能力是指通過戰略預判、戰略謀劃與戰略布局，對新興領域發展方向與安全邊界進行統籌的能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興領域戰略能力是國家戰略體系和能力重要組成部分，關系我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關系國家安全和軍事斗爭主動，對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具有重要意義。”這一重要論斷深刻指出了戰略能力在新興領域國家安全能力體系中的基礎性與決定性地位。在統籌新興領域發展和安全過程中，要堅持前瞻布局、主動作為，通過科學謀劃和資源配置，明確新興領域的發展重點與安全優先事項，牢牢掌握新興領域發展的戰略主動權。

新興領域國家安全風險防控能力。新興技術在發展并釋放創新動能的同時，也帶來新的風險源。新興領域國家安全風險防控能力，是指在新興領域發展進程中，圍繞新興領域風險生成、演化與傳導全過程，實施涵蓋風險識別、風險預警、風險處置與風險化解在內的全鏈條風險治理能力。與傳統安全領域相比，新興領域安全風險具有明顯的技術驅動性、跨域耦合性與傳導擴散性特征，極易形成復雜風險綜合體。需遵循風險防控的一般規律，健全國家安全風險監測預警體系，強化前瞻預防、源頭防控和綜合治理。加強前瞻識別與動態研判，實現新興領域安全風險“被動應對”向“主動防控”轉變，才能守住不發生系統性安全風險的底線。

新興領域國家安全政策供給能力。新興技術的社會影響都具有不確定性，容易陷入“科林格里奇困境”：在技術發展早期，由于信息不足難以預測其社會影響，而當技術成熟并嵌入社會時，其負面后果已難以控制。新興領域國家安全政策供給能力，是指在新興領域發展進程中，統籌發展和安全，完善相應的法律法規、政策工具與監管機制，對新技術和新業態實施規范引導與風險約束的能力。新興領域技術迭代呈現加速演進態勢，要加強新興領域國家安全政策供給能力建設，為新興領域保持良好發展態勢構筑政策保障。

新興領域國際安全規則塑造能力。規則之爭本質上是發展主權之爭。網絡、數據、人工智能以及太空、深海、極地等新興領域具有顯著的跨境性與公共性，相關規則體系建設尚不完善，已成為大國競爭的重要領域。新興領域國際安全規則塑造能力是指圍繞新興領域關鍵議題，在國際層面推動議程設置、規則制定與制度建構的能力。“十五五”時期，我國要實現從國際規則“接受者”向“建設者”的轉變，在數字貿易、人工智能、太空、深海、極地等新興領域積極參與并引領規則制定。

3.新興領域國家安全能力建設的系統路徑

加強新興領域國家安全能力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必須堅持系統觀念與底線思維，堅持統籌謀劃，重點推進體系化建設，以改革創新激發系統性變革。

鞏固集中統一、高效權威的國家安全領導體制。面對新興領域風險高度交織的特征，必須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制度優勢，破除部門分割與信息壁壘，加快構建跨部門、跨層級、跨軍地的協同聯動機制。只有強化中央層面的統籌謀劃與統一調度，推動形成上下貫通、橫向協同的新興領域國家安全治理機制，才能提升協同治理效能，促進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動，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發展格局。

構建數智化安全風險監測預警體系。在新興領域治理中，必須深刻把握“促發展”與“保安全”的辯證統一關系。充分利用數字孿生、大數據、沙盤推演等智算工具，加快構筑全息化、跨域協同的態勢感知與早期監測預警網絡，實現對潛在風險的動態識別與前瞻預警，提高治理的敏捷性、適應性和預見性。同時，強化數據要素在風險治理中的基礎性作用，將數智技術嵌入風險治理全流程，推動跨部門、跨區域數據共享與標準協同，打破信息壁壘，提升風險治理的整體性與協同性。

健全新興領域法律法規體系。新興領域既帶來前所未有的機遇，也帶來前所未有的風險挑戰。要持續健全新興領域法律法規體系，完善國家安全法治體系。從重點方向看，要加緊完善網絡、數據、人工智能領域的法律法規，以及太空、極地、深海和低空經濟等前沿業態的專項法規，填補規則空白。堅持包容審慎、分類分級監管，積極探索“監管沙盒”、試點先行等制度工具，在可控范圍內為新技術、新模式提供試驗空間，實現風險可控前提下的創新發展。

完善新興領域國家安全人才培育體系。新興領域國家安全博弈，歸根結底是高精尖人才培養的較量。“十五五”規劃綱要明確要求，“健全高等教育學科專業設置調整機制，超常規布局人工智能、集成電路等新興領域急需學科專業，深入實施基礎學科和交叉學科突破計劃”。“十五五”時期，要充分發揮高校和科研院所主力軍作用，將新興領域人才培養提升至國家戰略高度，加快推進國家安全學等交叉學科發展，打破院校壁壘，打造跨學科、跨領域的創新學術共同體；同時，構建政產學研用一體化的實戰化協同育人平臺，培養實戰型人才隊伍，為新興領域長遠發展和國家安全保障提供智力支持。

（作者：張麗娜、謝新水，分別系首都師范大學國家安全學院副教授、北京市總體國家安全觀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首都師范大學國家安全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