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遇到山河破碎的危急時刻，西南地區就是中國最后一塊戰略要地，保存火種或者收復失地，都要仰仗這里。

然而，西南地區群山環繞，進來很難，出去更難。

西南地區能不能在危急時刻發揮它的作用，關鍵就在于，能不能打破地理環境的制約，解決進出皆難的問題。

1

東漢末年，漂泊半生的劉備到隆中拜訪諸葛亮，請教恢復漢室的策略，諸葛亮就在回答他的問題時，提出了層次分明的三條策略——

“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暗弱，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荊州（湖北和湖南）四通八達，益州（川渝和云貴）經濟富庶，荊益一體，可以建立穩固的根據地。

這是第一層，打造一個建功立業的平臺。

“若跨有荊益，保其險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

利用西南地區群山環繞的地理優勢，建立一整套軍事防御體系，確保外敵不能輕易的打進來，然后和東、西、南三個方向的政權建立統一戰線，保證周邊政治環境的安全。

這是第二層，內外兼修，確保后方安定。

“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

在后方安定的前提下，一旦出現戰略機遇，便兵分兩路，直撲關中平原和洛陽盆地，建立秦皇和漢高定鼎中原前的戰略優勢，以進可攻退可守的姿態參與中原逐鹿，直至消滅群雄，恢復漢室。

這是第三層，打破地理環境的制約，從西南地區走出去。

諸葛亮的三條策略，史稱《隆中對》，是一份非常漂亮的方案。

但問題在于，《隆中對》要從方案變成現實，有兩個必要條件——

其一是荊益一體必須維持。

既然益州被群山環繞，荊州卻四通八達，那么在荊益一體的格局下，益州就可以做西南政權的大本營，荊州則是西南政權的前哨基地。

一旦荊州和益州分裂，益州便自動演化為龜縮一隅，荊州則淪為人人可以進出的交通樞紐。

其二是交通路線必須順暢。

因為無論進入西南還是走出西南，都依賴交通路線，如果沒有順暢的交通，便不能打破地理環境的制約，奪取荊益和出兵北伐都是一句空話。

諸葛亮的《隆中對》猶如指路明燈一樣，照亮了劉備灰暗的人生，給恢復漢室的事業指明了方向。

但可惜的是，就在鎮守荊州的關羽北攻樊城、威震華夏時，孫權命呂蒙偷襲荊州，切斷了“荊益一體”的戰略布局，此后諸葛亮屢次北伐，便因孤軍深入而無法成功。

可以說，西南地區的地理環境成就了諸葛亮的前半生，卻也蹉跎了諸葛亮的后半生。

2

此后的1700年里，無論政權如何更迭，西南的地理環境始終是一柄雙刃劍，它們既是天然的軍事堡壘，同時也是難以打破的天地牢籠。

但，西南地區的地理環境困住了諸葛亮和歷代豪杰，卻沒有困住新中國、沒有困住教員。

時間進入1964年，隨著三線建設拉開序幕，教員不得不面對諸葛亮曾經面對過的困境——

美國和蘇聯威脅中國的南北兩端，世界級大戰隨時可能爆發，到那時，西南地區自然是中國的戰略后方，但通過寶成鐵路把工業設備、人員、物資都搬到西南以后呢，如何鞏固西南地區的戰略安全，又如何走出來收復失地？

教員征戰半生，指揮軍隊進攻要大穿插、大迂回、大包圍，指揮軍隊防守要建立敵后根據地、四面開花、以攻代守，從來沒有和敵人打過呆板的消耗戰。

所以，諸葛亮在《隆中對》里留下的難題，教員是必須要解決的。

至于如何解決，其實也不難。

鞏固西南地區的戰略安全，最佳策略是把甘肅、陜西、湖北、湖南、貴州、云南都做為四川的外圍防線，再通過寶成鐵路連接陜甘、川黔鐵路連接貴州、貴昆和成昆鐵路連接云南、襄渝鐵路連接湖北、湘黔鐵路連接湖南。

走出西南收復失地，則需要通過以上鐵路進入隴海、京廣、浙贛等鋪設范圍更廣的鐵路干線，抵達北京、廣州、鄭州、徐州、杭州、南京、上海等兵家必爭之地。

事實上，當時中國的整體規劃，就是按照這套方案來設計的。

截止到1968年，寶成、川黔、貴昆鐵路都已修成，成昆鐵路也在全力施工，西南地區的鐵路內循環即將完成，周邊沒有和四川連接起來的省份，只剩下湖北和湖南。

在這樣的背景下，修建兩條通往兩湖省份的鐵路，便勢在必行。

這兩條鐵路一旦修成，西南地區便打開了封鎖千年的東大門，真正實現“荊益一體”，西南地區做為中國的戰略后方，也有了走向四面八方的順暢交通。

3

1968年，四川到湖北的鐵路開始破土動工，計劃從重慶、廣安、達州翻越大巴山進入陜西，再通過紫陽、安康、旬陽進入湖北的十堰、谷城，最終抵達襄陽的老河口站，稱為襄渝鐵路，代號2107戰區工程。

修成以后，襄渝鐵路便可以把成渝鐵路（成都—重慶）和漢丹鐵路（武漢—丹江口水庫）連接起來，打通成都、重慶、襄陽、武漢的聯系，并在武漢進入京廣鐵路，貫通南北。

四川到湖北的路線不止一條，那為什么要繞一大圈，修建這樣一條復雜的鐵路干線呢？

原因有二——

在所有規劃的路線中，這條路線的沿線山脈最多、火車行駛最隱蔽，一旦戰爭爆發，這條路線最不容易被敵人發現，可以做為戰略生命線。

第二汽車廠準備落地湖北十堰，襄渝鐵路經過十堰，不僅可以借用第二汽車廠的資源，也能將第二汽車廠生產的載重汽車運到南北兩端，為整個三線建設貢獻力量。

可以說，襄渝鐵路就是為戰備而生的。

然而，要修建襄渝鐵路，難度很大。

那時，全國共有六個縣不通汽車，襄渝鐵路的陜西段就占了兩個，紫陽和旬陽，所以要修建襄渝鐵路，平原地區可以按部就班的施工，唯獨這兩個縣要先做另一件事，修公路。

為了完成這個任務，九萬民兵奔赴大巴山，用鋼釬、鐵錘、炸藥在近乎筆直的絕壁上，用一年時間，硬生生鑿出旬白、安旬、恒紫、紫巴、漁紫五條戰備公路，徹底結束了兩個縣不通汽車的歷史，把這兩個山區縣拉進了現代中國。

汽車通了，人和物資進來，鐵路便可以全線施工了。

1969年12月，周總理和鐵道部等部門研究部署了“襄渝鐵路大會戰”，準備把整條鐵路分為三大段、十小段，沿線三省各自成立“襄渝鐵路修建指揮部”，分段修建，共同完成接軌通車的任務。

在這樣的背景下，從次年初開始，鐵道兵相繼出動八個師、六個師屬團、兩個獨立團，將近二十四萬兵力奔赴襄渝鐵路各段，鋪路、建橋、炸隧道，一寸一寸的打破地理環境的制約，推進鐵路工程。

鐵道兵是修建襄渝鐵路的主力，民兵則是修建襄渝鐵路的重要輔助。

在襄渝鐵路施工的最高潮期，共有五十八萬民兵散布在各施工段，但這些民兵不是強制攤派出來的，而是出于對新中國的擁護，自愿報名前來，有些人甚至咬破手指寫血書，堅決要求參加新中國的鐵路建設。

例如陜西旬陽段的兩千七百名民兵里，就出現過"父子同上四十六人、兄弟同上一百四十八人、姐妹同上八十八人、夫妻同上四十二人"的壯觀場面。

安康有一支"鐵姑娘排"，共有五十四個姑娘，平均年齡十八歲，經常和青壯男性一樣做繁重的體力勞動，沒有一絲嬌滴滴的模樣，把“婦女能頂半邊天”的精神發揮到極致。

民兵們不僅自己上工地，還要給工地捐贈物資。

鐵道兵和其他戰友沒地方住，他們就把自己的房子騰出來，沒有糧食吃，他們就把自己的口糧省下來，有個叫羅發蓮的女民兵，甚至和父親商量之后，把家里的三十五根壽木、十六根房料，全部捐獻給工地。

盡管民兵為襄渝鐵路做出巨大貢獻，但在襄渝鐵路的工地上，最特殊的人群不是他們，而是一群孩子。

1970年，陜西省在中學畢業生中招募了兩萬五千人，并按照部隊編制，分成141個連，統稱為三線學兵。

這批孩子的年紀在15歲到17歲之間，看起來非常稚嫩，但他們勝在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學東西非?？?，所以他們從最基本的工作做起，沒過多久，相當一部分人就成了能打隧道、架橋梁、拉電線的技術骨干。

而這些學兵骨干里，其中一人是高西慶，他在襄渝鐵路工程中受到鍛煉，后來在恢復高考時考入北京外貿學院，最終成為中國證監會副主席、中國投資公司總經理。

綜合統計下來，修建襄渝鐵路期間，共有八十五萬人參加施工。

他們吃著粗高粱面和紅薯干，忍著浮腫、風濕、胃病等身體病痛，付出了犧牲兩千余人的代價，鋪設859公里鐵軌，終于在1973年10月，全面建成襄渝鐵路。

而在修建襄渝鐵路的同時，湘黔鐵路也建成完工。

1970年8月，湘黔鐵路會戰總指揮部在湖南懷化成立，并按照行政區劃，同時成立了貴州和湖南的省級指揮部。

隨后，湖南省委第一書記華國鋒親自兼任總指揮，并簽發了全省總動員令，相繼動員起六十萬民兵，全力配合鐵道兵和廣州軍區、昆明軍區的主力部隊，攻堅克難，鋪設鐵軌。

此后兩年，湘黔鐵路的施工隊伍，用邊勘測、邊設計、邊施工的三邊政策，以半機械化半手工的簡陋條件，修出905公里的鐵路。

經過如此快節奏的施工，到了1972年，湘黔鐵路便建成通車，打通了貴州貴陽到湖南株洲的聯系。

至此，西南地區封鎖千年的東大門，被襄渝鐵路和湘黔鐵路徹底打開，西南地區和湖北湖南緊密聯系在一起，荊益一體變成現實。

4 門打開了，鐵路貫通了，中國的格局就全變了。

北線方面，襄渝鐵路把成渝鐵路、漢丹鐵路連接起來，成都的火車便可以經重慶、安康、襄陽直抵武漢，而武漢又是京廣鐵路的樞紐，向北可以通鄭州、北京，向南可以下廣州。

南線方面，湘黔鐵路把成渝鐵路、川黔鐵路、浙贛鐵路連接起來，成都的火車可以經重慶、貴陽抵達湖南株洲。隨后，要么在株洲進入京廣鐵路，前往北京或廣州，要么進入浙贛鐵路一路向東，前往江西南昌、浙江杭州，再轉入滬杭鐵路，直抵上海。

此外，早已完工的寶成鐵路，可以把成都的火車送往陜西寶雞，并在這里進入隴海鐵路，向西出甘肅蘭州，向東進入陜西西安、河南鄭州、江蘇徐州等地。

如果說成渝、川黔、貴昆、成昆等鐵路打通了西南地區的鐵路內循環，那么襄渝、湘黔、寶成等鐵路便打通了西南地區的鐵路外循環。

到了這一步，中國才初步的安全了。

即便有一天，美國和蘇聯全面入侵中國，中國進入山河破碎的危急時刻，西南地區也能確保物資運轉流暢，做中國保存火種的戰略后方，同時還能以湖北、湖南、陜西做前哨基地，將西南地區的人力物力輸送到全國各地，發動人民戰爭，把丟失的土地一點一點的收回來。

所謂攻守兼備、以攻代守，不外如此。

5

從諸葛亮到教員，從漢朝到新中國，時間相隔1700余年，但兩個天縱之才、兩個千古流芳的政權，做的其實是同一件事，那就是以西南地區做根據地，靠打破地理環境的制約來實現偉大復興。

不同的是，諸葛亮失敗了，教員成功了。

這背后有工業革命和技術進步的原因，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更為重要的是，諸葛亮和教員面對的局面截然不同——

諸葛亮的荊益一體，只是立足西南的手段，北伐宛洛和秦川才是他的最終訴求。

東吳偷襲荊州，雖然破壞了諸葛亮的戰略規劃，但并沒有影響他的北伐意志，所以在關羽和劉備死后，諸葛亮再沒有謀求荊州，而是調整方案，改為從益州孤軍北伐，六出祁山。

換句話說，諸葛亮是有退路的。

但教員要面對的，是另一種困境。

在三線備戰的時代背景下，如果東部沿海地區被美蘇占領，那么一馬平川的中部地區也難以守住，到那時，一旦西南地區再守不住、再不能奮起反擊，中國就要亡國滅種、就要被開除球籍。

教員是沒有退路的。

因為沒有退路，教員和同志們才會以最悲壯的心情，發起舉國動員，把整個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壓在鐵路上，準備和潛在的侵略者做殊死一搏。

正是以上兩種不同的局面，導致《隆中對》出現了兩種不同的結果。

可以說，《隆中對》這份志在打破地理環境制約的戰略計劃，是諸葛亮提出了方案，教員和新中國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用襄渝鐵路和湘黔鐵路，將其變成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