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很多人對曹汝霖的固有印象，就是五四運動里人人喊打的親日派，可沒多少人留意過他后半輩子的選擇。北平淪陷后日本人捧著偽職高位找上門，他愣是軟硬不吃，把送上門的權位推得一干二凈，保住了最后一點底線。
民國八年六月十日，徐世昌下令免去曹汝霖交通總長的本職，同一天被免職的還有駐日公使章宗祥與幣制局總裁陸宗輿。三道任免令貼在已經燒成廢墟的趙家樓前街，圍得里三層外三層，鼓掌叫好的人比看熱鬧的還多。
這是五四運動里影響最大的一件事，曹汝霖自己后來在回憶錄里說起這件事，態度格外平靜，只說了一句“此次風潮，由我而起，亦由我而終”。那時候北洋政府內部，本來都把曹汝霖當成無可替代的對日交涉能手，可民怨堆到頂點，誰也不敢站出來保他。
安福系需要找替罪羊堵悠悠眾口，徐世昌需要平息民憤穩住局面，就連曹汝霖一向奉為靠山的段祺瑞，這時候也不方便公開為他說一句好話。徐世昌曾私下對人說，潤田辦事向來認真，只是時勢如此，離開交通部之后，曹汝霖沒有像陸宗輿那樣長期躲去租界蟄伏，也沒有像章宗祥那樣趕緊轉去做實業，反而直接住進了北京的賢良寺。說起來也巧，賢良寺本來就是晚清重臣李鴻章晚年寄居的地方，院子深幽香火安靜，天生就是躲是非的好去處。
不能不舍。一個舍字，道盡了政治交易的不少和曹汝霖交好的北洋舊友，都勸他暫時去天津租界避風頭，他偏不肯去。他說自己既然沒賣國，根本用不著托庇給外國人。住在這里的日子，他每天就是抄經、會友、整理舊稿子，日子過得比在位的時候清凈太多。
冰冷，曹汝霖被罷免不是因為犯了法要審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北平淪陷，整個華北都換了天地。日本人占領北平后，第一時間就在占領區物色有聲望的中國人，出來牽頭組建傀儡政權。挑來挑去，曹汝霖簡直是日本人夢寐以求的人選。
判，只是公眾情緒已經到了不拿下他沒
收場的地步。曹汝霖早年留學日本，精通日語，和日本政商兩界都有多年交情，還當過北洋政府交通、外交兩個部門的首長，不管從哪看都符合日本人的要求。土肥原賢二的特務機關多次派人登門，一開始托熟人傳話，后來直接上門面談，開出來的條件一次比一次優厚。
日本人先是許給曹汝霖華北臨時政府的高位，后來又答應他在新政府里出任要職，甚至把他當年在東京高等商業學校讀書時的舊交情都搬出來勸他，一口一個“日中提攜”“東亞共榮”，說的特別動聽。可不管對方怎么說，曹汝霖就是不肯松口。
他沒有像吳佩孚那樣當場拍桌子怒斥來者，也沒有像一些前清遺老那樣半推半就欲擒故縱，反而用了一套專屬自己的應對方法，就是拖，就是推。每次日本人派來說客，他都親自接待，讓座奉茶寒暄，禮節上挑不出半分錯處。
等對方切入正題說拉攏的事，他就開始東拉西扯打太極，從來不給準話。翻來覆去就是說自己五四之后名聲已經壞透，在國人眼里根本沒什么號召力。說自己年紀大了身體不好，扛不住當官的繁雜事務。說自己早就皈依佛門，不問世事很多年了。
他反復跟人強調，自己早就是“政治上的死人”，哪有死人出來再做官的道理。這套說辭說出來，既不會徹底激怒日本人，也從來沒留下任何能被拿捏的允諾把柄。曹汝霖后來自己也說，日人雖屢以高位相誘，余始終未允。
和曹汝霖同時被日本人極力拉攏的王克敏、王揖唐等人，沒多久就下水當了漢奸，只有曹汝霖，硬生生守住了這條底線。就連一向對曹汝霖沒什么好感的曹聚仁，后來也承認，曹汝霖在淪陷時期不肯出任偽職，比王克敏之流，畢竟有骨氣得多。
曹汝霖下野之后，天天在賢良寺的暮鼓晨鐘里抄經，想來他早就想明白一件事，人一旦在歷史的關鍵節點走了錯路，一輩子都要活在那一步的陰影里。可他用后半生的沉默和拒絕，給自己爭回了一點遲來的、微薄的清白。這點清白不夠給前半生翻案，卻足夠讓我們聊起這段歷史的時候，慢一點下結論，多看看人性的復雜。
參考資料：人民文學出版社 文壇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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